沈苏儒先生提出，通常对外报道的题材主要不外乎以下四大类：
第一，说明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包括发展建设）及实施情况。
第二，报道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和社会现实。
第三，介绍有关中国的基本知识，大到历史、地理、文化，小至筷子、成语、龙等等。
第四，国际问题，友好往来，双边关系，或者说明某些外国人特别希望了解的问题。
另外还有像中国的珍闻、游艺、幽默等等，也可以成为对外报道的辅助性题材[22]。
这四类题材，实际上就包含了硬实力和软实力两部分的内容。
第三节 对外报道策划
我国新闻业界对对外报道策划是非常重视的。曾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秦绍德说：“在新闻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哪个媒体要不在策划上下点工夫，没有自己的一手，就势必在竞争中失败。”[23]对外报道也是如此。
一、策划有助于提升报道的传播效果
新闻报道中的策划，所指内涵比较丰富。我国理论界和业界曾就此展开过讨论，意见比较分歧。
持赞同意见的人认为：“新闻策划就是新闻主体在传播过程中按照一定的目的和原则，对宣传客体的报道思想、报道程序、报道手段、报道角度、报道时机等活动作出全面、细致、周密、合理的计划和安排，最大限度地反映新闻的社会价值，提示其思想内涵和本质，推出受众所喜爱的新闻精品。”[24]“所谓新闻策划，就是指新闻的传播者，为了使受众接受传播信息取得宣传的最佳效果，对某一特定的新闻事件，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报道。”[25]
对“新闻策划”持否定意见的人把它与“策划新闻”等同起来。“天下本无事，新闻策划之”，于是，“策划新闻”与“造假新闻”成了同义语[26]。但是，反对者们又不得不承认它有组织报道的意味，故称之为“报道策划”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27]。
还有学者参照西方的情况认为，在英文原版的新闻学、传播学著作找不到与“新闻策划”相应的英文术语，“而国外传媒在其传播活动中进行精心筹划、安排的情况，却大量存在。”西方传播学者将媒介发起社会活动即我们说的“策划新闻（事实）”称作media campaign（媒介宣传运动），这与我国所说的“策划新闻传播活动”之意相去甚远，故我们还是要“慎用‘新闻策划’一词”[28]。
如此等等。概而言之，不管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都不能回避一个事实，新闻报道是可以组织的。实践中，无论是非事件性的报道，还是单一的事件性报道，都存在策划行为。问题在于，“新闻策划”这一提法实际上包含了两种不同的内涵：即新闻报道策划与新闻事件策划。对于前者，恐怕谁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无法否定它的合理性；对于后者，自然还是慎言为好，不能让它走向反面，破坏了新闻的品格。为不引起误解，本书认为，“报道策划”一词含义比较准确，可避免“策划新闻”之嫌。
报道策划，为的是充分发挥报道者的主观能动性，让新闻报道成为有效传播。
具体来说如下：
第一，它能加强报道的计划性。从新闻报道的对象来看，它所报道的事实不外乎三类：一是一些突发性事件；二是人们预料中要发生的或已列入工作中必定要发生的事实；三是一些非事件性的内容或时效性不强的内容。对于后二者，总是存着策划行为的。对于前者，也是可以在“怎么说”这个层面作出策划的。
第二，能提高报道的质量，加大报道的力度。实践证明，报道策划越周密，其报道质量越高。范敬宜曾以人民日报国际部的报道为例说明策划与质量的关系：“回顾一下国际部今年以来的报道与版面，我感到一个明显特点是计划性强，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重大报道战役，都有详细周密的计划，并严格按计划去组织落实和见报，有条不紊，忙而不乱。因此，他们的版面上很少临时抓稿应付的情况，总是有一些比较有分量的东西。这一点，很值得各部学习和借鉴。”[29]
第三，能加强报道的针对性。特别是在对外报道中，针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的受众，选择不同的报道策略与方式，非常重要。有两个经典的传播案例，说的虽不完全是关于对外报道的，但是富于启迪意义。70年代的伊朗，以巴列维国王为首的少数皇室成员在全国推行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当时是雄心勃勃，信心十足的。尽管他们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也控制了所有最新式的大众传播媒体，但由于传统宗教势力太大，使得他们所传播的信息不被公众认同。而反对势力霍梅尼虽然不掌握报纸和电台等现代化传播媒体，但他的学说和文章都通过录音带和手抄传单大量流入国内，原因在于他熟悉本民族的价值体系，使用了公众所熟悉的语言，宣传的又是适合公众口味的伊斯兰教义。有人说，巴列维是被录音带打败的，其实，巴列维的错误在于缺乏策划。与此相反，印度的甘地就不同，他认识到他鼓吹的独立、平等、自由等新的价值观念显然与传统的等级制文化不相符合，但是他能巧妙地利用旧文化的代表宗教神职人员为他说话，以满足受传者的选择性心态，用人民所熟知的语言来宣传新的文化意识，终于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二、突发性事件的报道策划
突发性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出乎人们意料的事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正因为其“突发性”，它对社会的冲击波和震撼力要远远大于其他事件，它能在短期内迅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形成舆论关注的焦点。
由于突发性事件大都是负面性质的事件，是“坏消息”，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与传播的，所以在过去的对外报道中，突发性事件一度成了报道的禁区。但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不报道，国外的记者就愈认为有报道的价值，愈是引发他们的报道热情。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的媒体因失声而失去公信力，等于是将报道权拱手让人，我们的国家形象就大受影响。这样的例子很多。如1994年11月27日辽宁阜新市一家歌舞厅发生大火，烧死几十人。新闻单位请示是否对外报道，但各部门互相推诿，使得报道无法进行。而外电从11月29日就纷纷报道此事，说我们的消防车用的橡皮管不够长抽不了水等等，在国外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又如1997年2月新疆分裂主义分子在伊宁制造恐怖事件，遭到了应有的惩处，这件事本应该主动对外报道，澄清事实真相，但我国一篇报道也没发，任凭国外媒体根据外逃的分裂主义分子的造谣，攻击我国政府采取的行动[30]。
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国政府对突发性事件的报道，愈发显示出开放姿态。2007年1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从法律上赋予了媒体报道权，媒体可依法充分进行新闻报道。2008年5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个条例“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要求各地各级政府，全面准确地公开企业、群众需求的各类政务信息，避免“关键信息缺失”的现象。这些举措，为突发性事件的报道提供了法律保障。
突发性事件的报道，因为时效性的因素，往往要求反应迅速。对其策划，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一定要做到信息的透明。如果报道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他，必定令人生疑惑。信息的透明，就是说不仅不能刻意去掩饰什么，而且要努力采访多方面的信息，确保信息的完整性。过去国外受众批评我们的报道，只报美好，掩盖丑恶。因为不全面，所以就不可信。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我国的新闻媒体在对外报道这一突发性的灾难时，方方面面的信息都有：灾难现场、救灾进展、险情、损失，救灾中遇到的困难、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办法等等，全方位、多角度真实地展示。让西方媒体刮目相看，普遍承认中国“官方新闻机构不断发布最新报道，提供最新的死亡人数”，“对地震的规模和可怕的场面没有任何隐瞒”，“援救行动、失踪儿童和倒塌医院等情况的细节也没有被掩盖”。这是“中国媒体对紧急情况报道最公开透明的一次”[31]。
第二，一定要取先发制人之策略。先发制人，就是要抢先报道，实际上是在抢夺话语权。过去我们的媒体面对突发事件，被要求首先要“及时上报”，而不是“即时播报”。结果在推诿中失去了报道时机，将报道的主动权让给境外媒体。对我国的媒体来说，是一种失职，对政府形象而言，是一种不光彩，为西方舆论攻击中国“缺少新闻自由”、“无视人权”提供了借口，也使得媒体的公信力大打折扣。江泽民在1999年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对我国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西方常常是道听途说，抢发新闻，大肆歪曲，在国际上闹得满城风雨，造成一种先入为主的局面。这时我们再发消息进行解释，往往就被动了。”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对外报道为我们提供了经验。5月12日14时28分地震发生，新华社在第一时间14时45分向海外播发了“北京等地有明显震感”的特急电。国家地震局消息抵达后，新华社对外部第一时间于14时47分发出了关于震级和震中的消息。这次有关地震的对外报道充分证明，突发性事件的报道抢先报道，就能主动制止猜测与谣言的产生，就能主动引导舆论。
第三，一定做好后续报道的策划。突发性事件，第一时间报道固然重要，但后续报道也同样必不可少。我们知道，首发报道因为抢时间报道，一是相关信息不一定全面，比方说新闻的六要素中“为何”这一要素就不一定搞清楚了，这就得后续报道补充之；另一方面，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由突发性报道引发的人们的反应，各方面的信息反馈，这都得后续报道跟踪之。以新华社北京分社对“北大、清华爆炸案”报道为例。2003年2月25日中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餐厅先后发生爆炸，造成9人受伤。由于事发地点之敏感，此事件自然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新华社北京分社在案发后就第一时间赢得了首发权。随后加派人力参战，跟踪事件的进展，在后续报道中努力扩大战果。首发稿播出后仅10分钟，第二条快讯《清华爆炸案伤者增至5人》就传到了总社。随后相继写了《清华爆炸事件伤者增至9人》、《清华荷园餐厅恢复营业，清华北大校园恢复平静》等后续报道。当记者获知爆炸案犯罪嫌疑人在福建被抓获的消息后，分社马上派记者去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布会现场和首都机场，采写了《清华北大爆炸案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京》、《黄旻翔供称：制造清华爆炸案是为了出名》、《北京市公安局10天侦破清华北大爆炸案》系列报道，被境外媒体广泛采用。特别是犯罪嫌疑人黄旻翔在首都机场被押下飞机，新华社北京分社是独家有记者在现场目击的媒体，所以其报道也成了独家新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华社北京分社在采用此案的后续报道时，还采取了“提前预制稿件”的做法。即在案件正在侦破期间，就预先写好《清华北大爆炸案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京》稿件，接到前方记者的电话后，发稿人只需在预制的稿件中加入飞机抵京时间、航班号次等信息，就可快速将稿件传到总社，从而赢得了时效[32]。
三、常规性新闻的报道策划
此处所说的常规性报道，是对应突发性事件报道而言的。比起突发性事件来，常规性报道在策划上更有可为之处。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要主动出击，针对“人家需要什么样的新闻”主动策划报道
以往我们的对外报道存在被外国媒体牵着鼻子走的现象，总是扮演“反驳”、“回击”、“澄清”的角色。因而总是陷于被动，相当于是我们的报道由别人在给策划。近年来，我国的一些媒体注意主动出击，主动挖掘对方的兴奋点，策划出让人感兴趣的报道来。
以《人民中国》的经济报道为例。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受众对此的关注度日益增强。于是，编辑部就策划一个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中百姓生活变化的重头栏目《13亿人的生活革命》，从一个个具体市民的日常生活（私家车、家居装修、购物、花农、厨房、家政、健身、卫生间等）切入话题，通过观察生活中的变化，向日本读者展现了一幅全景式的中国当代“清明上河图”。得到了日本驻华使馆的赞扬，日本的经济杂志《2020》还从2005年起同步转载《13亿人的生活革命》，日本读者不仅从中了解到了中国取得的新成就，还从中获得了许多有效的市场信息[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