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民生新闻的公共话语平台不是毫无边界的舆论场，应当相对集中地将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事务纳入讨论的范围，因为公共话语空间所讨论的是社会公共事务。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s）意为“大多数人关心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或法人活动的议题、问题或反应（responses），亦可译为公众事务或社会事务”。现在，《1860新闻眼》栏目主创人员已经把努力方向从“公共新闻”调整为“搭建公共平台”，并试图把选题集中在四类：一类是城市建设；第二类是教育；第三类是就业，包括社会保障；第四类是权力。这些内容定位为民生新闻构建公共话语平台提供了广泛的素材。民生新闻的平民化色彩使得其关注的公共事务主要是介于国家政治事务与公民私人事务之间的一些社会性事务，小到社区服务大到城市建设。民生新闻不仅可以报道这些事关社区居民和城市发展的公共事务，还可以通过传播各方观点来探寻公共事务正确决策的统一意见，以更好地协调和处理涉及各方权益的公共事务。
如民生新闻对于价格听证会的参与，既有市民意见的短信调查，又有民意代表的现场采访，还有更直观的听证会现场直播，各方面的意见与信息汇集在民生新闻栏目中，整个过程体现了一种底层民主的气氛。如果说《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栏目是以专家意见为主自上而下精英式的电视新闻评论的话，民生新闻则是以普通百姓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为主的自下而上大众化的平民话语言说。民生新闻营造的公共话语空间，是一种沟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交流平台，这一平台因为民生新闻对于百姓日常生活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平民化视角，而显得更加通俗易懂，便于交流。公共话语空间建立在公众舆论的基础之上，公众舆论是社会个体关于某个特定话题在相当规模的公众范围内表达出来的意见、态度、信念的集合。费尔克劳认为，电视语言的通俗会话性（colloquial，亦即日常生活化语言）的效果之一，便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间的障碍开始消融。
电视民生新闻公共话语空间的培育还为政治社会化打下了良好的舆论基础，“政治社会化就是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随着公民参政意识与议事能力的提升，社会对公共领域的空间需求将会扩大，必将推动新闻传媒自身构建公共领域的进程。但是，就象“公共新闻”在美国已经成为过去一样，中国的民生新闻也将面临民众关注度、参与度下降而不得不转型的问题，特别是节目中的短信互动环节已经很少见，当年标榜走“公共新闻”道路的《1860新闻眼》也只给研究者提供了少有的几个典型案例，在一些研究论文中广为引证，最常见的就是2004年9月27日对江苏省厅级干部“公推公选”进行了现场直播，以及关于“马能不能上马路”的讨论。即便如此，这样即兴式的讨论也存在“是否必要”或者“是否为了提高收视率而为”的疑问。
4.电视民生新闻构建公共话语平台的前景分析
在美国，研究者称“公共新闻正处于十字路口”，尽管至少有320家报社在过去的10年中进行了一些公共新闻的实践，将大量精力投入其中的一些记者还是觉得有一种下降的势头。对于一些遵循者而言，公共新闻被看作一种已经发生的转变，一个重要的实验，但已成为过去。其他一些人将它看作一种不完全的变革或转变，尽管它触动了一些新闻机构中的少数人，但也将不会走得很远。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公共新闻被看作新闻业务的一个核心部分而保留下来，在一些情况下将作为对新闻运作常规方式的一种补充，继续被使用。公共新闻的开创者Jay Rosen也在很多场合都表示：“公共新闻是一种前进中的探索”，“被其实践者持续不断地协调与修正”。目前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也正面临着转变。当年倡导“公共新闻”的学者今天可以借助网络技术直接开始新一轮的实践。Jay Rosen本人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博客”，他的个人网站“新闻思考”（Press Think)，在美国2004年大选活动中影响很大，他的评论文章更是通过自己的网站流传甚广，还被一些传统媒体转载。这种从“公共新闻”演化而来的新的新闻报道样式被一致认可为“参与式新闻”。
不管是采用网络还是采用其他媒介介质，其目的都是为了吸引市民参与到公共事务的传播与讨论中来，自发地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者、讨论者。现今的民生新闻不妨借鉴一下Jay Rosen的做法，适当利用网络媒体的传播优势，通过互联网与受众进行信息传播并加强节目与公众及公众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一点《都市一时间》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尝试，《都市一时间》在新浪网的博客吸引了大批网民。虽然在我们可以断定的将来，兴盛于我国的电视民生新闻与兴盛于西方的公共新闻一样，作为一种运动或者一种理念，都可能遭遇周期性的衰退，但其精神内核：以民为本，积极主动地融入平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理念，在新闻传播事业发展道路上是永远不会消亡的。
通过媒介这一渠道，了解民意听政于民，是西方民主的应有之义。如果说过去主要由政党承担起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联系，那么，现在许多学者则以为，媒介已经取代了政党，成为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的桥梁，民主因之也被认为是“媒介民主”。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与杜威曾经通过争论构画了两种完全不同视角下的民主，使人们徘徊在媒介与公民之间无所适从。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认为美国社会的进步依赖于培养公共精神、良好教育下的精英（包含良好教育下的记者）等所带来的民主的良好运行。社会实在变得太复杂，对于传统的直接民主模式而言范围太广泛，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现实生活的繁忙与自身素养的缺陷使公民在铺天盖地的信息面前无所适从，不能有效地参与到民主进程中，于是他们必须依靠媒介来决定如何投好票。因此，在李普曼看来，公民主要的民主活动就是参与投票。杜威则用另一种观念回应李普曼，他认为公民能够参与到公共生活中，不仅仅只是投票，而且他们有责任如此，而不是将思考的过程委托给官员和政治游说者。公民应该亲自参与到重要的，但经常是无组织且困难的社会协调中。哈贝马斯在比较“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两种民主模式后，提出第三种民主模式——程序主义的民主概念，即话语政治。
这种民主程序在协商、自我理解的话语以及公正话语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并证明了一种假设，即在这些前提下，合理乃至公正的结果是可以取得的。话语理论在更高层次上提出了一种交往过程的主体间性，它一方面表现为议会中的商谈制度形式，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治公共领域交往系统中的商谈制度形式。这些无主体的交往，构成了一个舞台，好让关于整个社会重大议题和需要管理的内容的意见和意志能够形成，并且多少具有合理性。西方民主观念中的公民参与协商对话机制无疑为我国电视民生新闻构建公共话语平台的努力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有学者认为，在中国“不是市民社会的发展改造现实政治及社会结构，而是要通过种种外部的政治及社会方面的力量来改造市民社会以促使其尽快地实现自身的理性化，获得自身内在的自主性。”这里所说的理性化和自主性都是政治民主化对于公民社会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要达到真正公民社会式的民主，还需要借助于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市民阶层的力量，这为电视民生新闻构建公共话语平台创造了条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容忽视的是，我们在讨论政治民主化与公共话语空间时的语境与西方学术前辈们所处的制度环境相差悬殊，但是我们所触及到的问题的根源，诸如媒介在担负民主的护卫使者时所遭遇到的社会控制因素方面，中西方多多少少有着某些相似之处。陈卫星教授认为：市民社会能否形成哈贝马斯所说的那种“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如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的界限，公共权力的运行规则和制度化状态，舆论与权力的相互关系。总体来看，我国电视民生新闻构建公共话语平台的前景依然是模糊的，其原因除了社会民主制度层面之外，还有话语交流主体——公众的整体素质问题，以及媒介自身发展水平的限制。民生新闻的平民性似乎注定了传播力量的有限性，参与话语交流者的盲目性，这一切都会导致话语交往的质量始终不会很高。幸好有网络提供了一种公众自由交流的良好范例，民生新闻也可以象公共新闻那样借助于网络平台吸引一部分热衷于话语交流的受众，并且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多媒体的融合将使舆论表达趋于一体化并且更加通畅。当然，这其中又必须有很多保障机制，如网络舆论的理性问题。单波教授认为：新闻媒介在扮演民主角色的时候，一方面在从参与式民主理念那里获得思想资源，提供更好的信息给理性的公众，帮助公众在参与式互动过程中形成对公共事务的恰当理解。另一方面要警惕个人利益、偏见对新闻传播的扭曲，还要防止把公众参与形式化、仪式化，以至于将营造公众声音当作控制舆论的艺术。
综合来看，电视民生新闻构建公共话语平台的未来趋势在于培育公民意识，构建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既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又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此处对于公民社会的使用更多是在政治学语境下。正如戈登·怀特的界定：“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地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公民社会的构建是在培育一种主动的积极的公民意识，而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关键的问题是，公众的积极参与是第一位的。公民不仅仅是一个身份问题，而首先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即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否则，公民身份并不能保证积极自由的政治参与，或者在社会民众与精英集团的互动中丧失活动支点。而有效的政治参与能使政治制度获得公众的感情支持，促进政治的稳定。正如杜威所言：公众是个体之间社会行为的产物。失去了社会行为的个体，是不完整的公众。而失去了公民意识的公众，是不负责任的公众，也是无力承担义务的公众，这样的公众对于公民社会的建设是不利的。而就目前的公民社会构建与公众参与民主的现状而言，电视民生新闻构建公共话语平台的未来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