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范式”的起源
媒介在争取其“影响力”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强大，成为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产业。20世纪30~50年代，西方社会处于工业时代，在许多媒介教育工作者看来，大众媒介（譬如，电影等）如同“疾病”，是要被预防的对象。因此，人们采取了“免疫范式”或者说是“保护主义”态度对待“人—媒”关系。60~70年代，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大众艺术蓬勃兴起，人们开始以批判的态度分析媒介，属于所谓的“辨析”或“大众艺术”范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教育的范式反映了“人—媒”关系的变迁。
一、30~50年代英国的初期发展
一般认为，媒介教育的发源地是英国。我们发现，早在1929年，伦敦教育委员会出版的一本书《教师建议手册》即敦促教师对学生进行评价和抵制低俗电影的专门培训。这是英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利用电影进行媒介教育的例证，迄今为止已有70余年。1933年，英国学者F.R.利维斯和D.汤普森出版了《文化和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书中提出使用报道、流行的虚构故事和广告作为课堂练习材料，这种方法经常被编进汤普森编辑的《英语应用》杂志，并且多次出现在政府的报告中。当时他们提出了“文化素养”的概念，目的是为了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传统文化，反对大众媒介中的流行文化。历练青少年抗拒大众媒介中提供的“低水平的满足”，使他们能够自觉地接受那些有益的文学遗产。
1.媒介的大众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当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候，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大众化”报纸，媒介真正具有了大众化的内涵。这一时期，报纸的发行量直线上升，由过去的几万份增加到十几万份，几十万份乃至上百万份。读者范围也不断扩大，由过去的政界、工商界等社会上层人士拓展到中下层民众。这种由量的积累而产生的质的飞跃，宣告了一个时代——大众传播时代的来临。而这时的电影也是非常繁荣，尤其是好莱坞的电影在英国被大量放映，成为人们重要的消费媒介。
这个时期，对于大众媒介的研究在学校中开始兴盛起来，其主要的动力来自于英语教师。他们认为自己应当成为学生的保护者，不能让学生受到大众媒介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使学生们具有一定的“免疫力”，从而避免学生受到媒介不良信息的“入侵”。正如后来麦克卢汉所说，“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涣散思想看门狗的注意力。”教师们正是抱着类似的理念，认为自己有责任扮演起保护者的角色，由此成为英国媒介教育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2.利维斯主义
20世纪30~40年代，电影、报纸、杂志是英国最重要的大众媒介。很多媒介中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虚幻故事和商业广告，人们用最小的努力就可以获得最低层次的情感满足。教师们看到并且感受到大众媒介的这种作用，职业的操守促使他们思考应该在课堂中做点什么，以减少未成年人因接触大众媒介而受到的侵蚀。在利维斯和汤普森看来，教育就是一个抵抗文化环境的“免疫”过程，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文化环境是由机器生产的“媒介文化”，而不是真正的文化。显然，他们分析发现了大众媒介“产品”生产过程以及在社会文化构成中的巨大作用，尤其是意识到以电影为首的大众媒介所导致的流行文化对传统的社会生活带来的冲击更为剧烈。
3.汤普森主义
作为利维斯的学生，汤普森与利维斯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后来汤普森也做了教师，参与合作编辑名为Scrutiny的文学季刊。这本杂志在30年代与利维斯的追随者有关，观点也是一致的。但是，到了40年代，汤普森成了Yeovil学校的领导之后，他就离开了那本杂志，开始编辑《学校中的英语课》，也即后来的《英语应用》杂志。这给了汤普森一个重要的舞台，他发表了很多英语教学方面的文章，在文章中阐述英语教学中使用媒介文本进行教学的方法。而且，他还在英国“全国英语教师协会”成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汤普森的影响甚大，他的许多观点被政府报告多次引用，如1938年最早的《中学教育报告》，这标志着汤普森主义的日益成熟，并持续影响到其后几十年媒介教育的发展。
4.媒介制度与“人—媒”关系
众所周知，在英国，推崇精英文化一直是其传统。人们认为，作为公用事业的英国广播公司应当生产水准较高的节目，从英国广播公司的理想也可以看出，为大众提供高雅的节目，提升大众的文化品位是其主要追求。后来并没有做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其中当然还有别的原因。
广播电台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电视出现于30年代。英国的广播电视是公共广播的体制，按照英国广播公司首任总裁洛德·里斯（Lord J.Reith）的说法，“公用事业广播有义务去教育人并向人们提供信息”。英国广播公司提供的大多是“阳春白雪”的文化，不播出广告，尽管也遭到批评，被指责将某些观点强加于受众，但相对于报纸和电影来说，公共事业广播依然重要，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从历史上看，公用事业广播已占据了在某种意义上独立于经济和国家的一种体制空间；二是公用事业广播有潜力为各式各样的社会团体和彼此交流提供一个全国性的活动场所；三是公用事业广播将民众视为公民而不是消费者。
英国的公共广播体制与美国式的商业媒介体制大异其趣，以好莱坞电影为主的美国通俗文化产品对英国的不断侵入，与他们的理念产生背离和冲突，很自然地激起英国精英文化的捍卫者发出反对的声音，而且也容易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得人们的支持。因此，反对“美国主义”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教育内容。总的来看，在这个时期，媒介教育的推崇者是站在媒介的对立面，反对和排斥大众媒介的，“人—媒”关系是矛盾的、对抗的。因此，媒介教育保护主义的做法也就容易理解了。
二、60~70年代主要国家的异步发展
20世纪30~50年代期间，英国是开展媒介教育的最主要国家这里特别指出：在涉及英国的教育时，除特别注明外，主要是指英格兰和威尔士。英国是一个联邦国家，由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组成，在教育体制方面，地方是分权的，差异也比较大，因此，理解“英国的教育”应比较谨慎。美国和加拿大也是地方分权制国家，也存在同类问题，这点不同于我国全国统一的教育体制。尽管其理念也流传至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是，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譬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大致是在60年代后期或70年代初期才开始关注媒介教育的。当然，这与一个国家的媒介产业进程和教育事业发展密不可分，更与人们如何看待“人—媒”关系的态度密切相关。
20世纪60~70年代，全球经济、社会、生态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主要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后，进入后工业时代，文化教育、大众传播等诸多领域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的价值观念被逐渐消解和重构，尤其是在美国，大众享乐主义开始流行。这个时期，大众传播借助媒介技术开始走向全球化，文化工业开始兴盛。譬如，70年代初，只有24个国家有地面广播设备，而到了70年代末，则有135个国家24小时使用国际通讯卫星全球卫星系统。卫星系统的使用不仅在本国扩大了广播覆盖范围，而且使跨国的传播成了可能且变得更为容易，电子媒介对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日益显现。
1.英国媒介教育的转型
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英国保护主义倾向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就是由“免疫范式”向“大众艺术范式”的转型，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有两股力量：
第一，年轻教师们的推动。这一代教师成长在大众文化的环境中，他们受到了与印刷媒介一样的影响，尤其是受电影的影响至深。他们理解并接受了这种文化，并将其带入到自己的教学中。在他们看来，采取与大众文化对立的态度是不足取的，大众文化中存在着有价值的东西，能带给人一定的享受和满足。因此，他们认为，媒介教育要使学生能够接近媒介，而不是对抗；要使他们能够分辨出什么电影是好的和不好的，电视节目哪些是可信的和不可信的；大众文化中哪些是诚实的、哪些是商业化的和带有利益驱动的，等等。
第二，文化研究学者的影响。以雷蒙德·威廉斯（Remond Williams）和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者对利维斯主义提出了挑战。他们认识到，不应该把文化艺术产品看成教条，独立于人们的生活而存在，而应当把文化艺术同生活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以此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体验的割裂之观念提出了挑战。英国的文化研究学者通过关注媒介文化产品，打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被动观众”的内涵，设想出了主动的具有创造意义文化的大众参与者。还有，德国的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从媒介文化的研究入手，看到其解放的潜力，并提出了主动观众的可能性，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研究的主将。媒介教育也由抗拒观点逐步转向培养辨别能力的观点。1963年的英国《纽撒姆报告》提出，要严肃地研究电视和电影的价值。虽然这份报告也指出了媒介倡导的价值观念与学校不符，但仍建议：不应采取抗拒的态度，而应“训练青少年批判地看待媒介，学习辨别媒介传播的内容”。文化学者的关注使得媒介教育开始走出教育领域，也使得社会对媒介教育关注更多，政府的介入更使其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
2.其他国家媒介教育的兴起
20世纪60-70年代是媒介教育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一些国家兴起的时期，基本上始于电影研究或屏幕教育的开展。
在加拿大，1965~1971年间，出现了“屏幕教育”，屏幕教育是媒介教育的前身，学校对于“屏幕教育”十分积极。1966年，在多伦多的约克大学还召开了加拿大首次大规模的媒介教师大会，这是由早期的加拿大屏幕教育协会发起并组织的。这个时间被媒介教育的倡导者称为加拿大媒介教育的“第一次浪潮”，虽然此后由于经费等原因，媒介教育冷清下来，但是媒介教育的“种子”已经被埋下，导致80年代后“第二个春天”的到来，尤其是安大略省也因此成为加拿大媒介教育的源头，持续地推动了加拿大媒介教育的开展。
加拿大媒介教育积极的推动者内尔·安德森（Neil Anderson）这样总结加拿大领先世界发展的原因：其一是出于对美国大众文化影响加拿大的严重关切；其二是全国的教育体制为新教育范式的采用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显然，加拿大采取的也是保护主义范式，其所要保护的主要是加拿大本土的文化。
60~70年代的美国，媒介产品已经充斥街头，大众文化日渐涌入社会生活空间。正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指出的，“新型文化谴责了美国生活中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传统准则。”“反文化所体现的不过是政治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化在60年代前肇始的倾向之继续，它实际上代表着现代主义阵营里的一种分裂现象。因为它试图把有个人自由、极端体验（‘刺激’与‘亢奋’）和性实验的种种说教推向生活方式的高度。”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背景下，美国开始了其媒介教育的正式历程，并促使后来美国媒介教育主流范式与模式的形成。
尽管媒介教育在美国起步并不算晚，但是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相比还是落后了，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分散的教育体系。在美国，各州、各学区和教师之间都存在很多差异，难以步调一致，难以统筹相关资源。早期媒介教育积极的倡导者之一中学教师比尔·沃尔士（Bill Walsh）十分形象地指出，从1900年到1960年，美国的媒介教育几乎是空白。直至60年代，当咖啡屋和乡村音乐到处流行的时候，英语教师们还在愉快地钻研古英语小曲，而对当代大众艺术视而不见。当迪斯尼公司在忙着生产美国动画故事片时，学生们还在学习古希腊的神话，甚至报纸也被忽视，学生们如果把报纸带入教室会被没收。
但是，有学者指出，美国也有媒介教育的萌芽。马乔里·亨斯和克里斯蒂娜·考（Marjorie Heins&；Christina Cho）指出，20世纪30年代，一些英语教师在公共广播志愿者的合作下，创立了“优听广播威斯康星协会”，他们圈定一个“好”的广播节目单，同时为提升听众“知晓、批判地评价和欣赏”的能力提供“帮助”。这个小组后来发展成为“美国优听协会”。在60年代早期，他们起草了一份分析电视表演的基本大纲，并且举办了一些课程开发暑期班。这就是早期美国媒介教育的开端。
教师们把大众媒介引入课堂教学向学生展示其“空洞”、“愚蠢”和“没有价值”的一面，这是为了保护学生免受大众媒介“病毒”侵袭所做出的努力，主要是基于免疫或保护主义范式的。由于教师们只向学生“注射”“愚蠢”的信息，这也很容易闹出笑话。随着美国媒介产业的日益发达，这种保护主义的倾向转向了抵制大众文化中的三类内容：一是“暴力、不负责任的性生活、垃圾食品和酗酒”现象；二是关于种族、性别、性取向和社会阶层和偏见；三是误导大众崇尚某种生活方式或购买某种产品，也即所谓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显然，这与英国保护主义范式是大异其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