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阅读燎原公共文化服务——访国家图书馆馆长、党委书记詹福瑞
齐骥
詹福瑞：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对学术研究孜孜以求，在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这一天正是著名作家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辞世纪念日。在每年的4月23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把读书宣传活动变成一场全民活动，变成一项国策和一种战略。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常说：为学术津梁，是国家图书馆应尽的责任；做文化使者，是国家图书馆神圣的使命。正是由于承载着责任心和使命感，詹福瑞一直致力于让阅读在提高公众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图书馆开放元年：公益服务的回归
詹福瑞曾经撰文称：“读书能使人变得智慧。我所说的智慧，是指人生的智慧，与形而下的聪明不同，它不是小伎俩，不是小权谋，不是市面上畅销的厚黑学、帝王术，不是男女攻略、市场营销。”在詹福瑞的心目中，阅读早已和生命融在一起了。如何让更多的人阅读，如何更好地去引导阅读，如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涵和精神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气势恢宏、庄重典雅的国家图书馆坐落于北京紫竹院公园旁。2008年农历大年初一，国家图书馆开始免费向公众开放，同时全面减免收费项目。“图书馆免费开放，是公益服务的回归！”在詹福瑞看来，图书馆免费开放的意义是重大的。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定要以政府为主体”，詹福瑞如是说，“图书馆应该推倒院墙，面向更多的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共享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共享改革开放的文化食粮”。2007年被詹福瑞称作“图书馆开放元年”，在这一年中，许多公共图书馆相继大规模、快速迈入免费时代。詹福瑞说：“图书馆免费开放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过去之所以没有做到完全的公益性，是因为政府投入不够，绝大多数图书馆不得不通过收取适当的费用，来贴补和维持其正常运转。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众的利益，而政府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首先应当担负起文化设施的政策环境和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作为政府服务职能之一，政府投入力度的加大，表现在对文化产品购买的支出、服务队伍的建设等方面。”惟有此，公共文化设施才能够真正地发挥作用。
世界读书日：文化因传播而美丽
早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图书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致力于向全世界推广阅读、出版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为学术津梁，是国家图书馆应尽的责任；做文化使者，是国家图书馆神圣的使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正是国家图书馆基于这一理念创办的公益性文化活动。”詹福瑞认为，优秀图书推荐活动将使读者享受到更多的优秀图书，从而更好地引导公众多读书，读好书。“作为图书的收藏者、管理者，我们希望通过努力，用图书评奖的方式在写书人、出书人、读书人之间架起畅通无阻的桥梁，编织五彩斑斓的纽带，在全社会培育出良好的读书氛围，真正履行国家图书馆文化传播、公民终身教育的职能。”
国家图书馆在世界图书日和国家图书馆日都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以此来倡导阅读，引导阅读。詹福瑞说，国家图书馆“通过举办‘文津读书沙龙’和‘文津图书奖’评选等活动，通过向读者推荐优秀图书，反映和引导读者的审美趣向与文化消费，并选择有影响力的作者与读者进行交流，不仅提高了优秀读物的影响力，而且还构架起读者、作者和出版人三方之间的桥梁，为读者提供好书，为出版社提供信息，从而倡导阅读的习惯，营造阅读的氛围。”
学者周国平用“纯粹”和“干净”来形容“文津奖”，他说，“文津图书奖真正以图书为本位，看重的是图书本身的品质。它心目中的对象是那些到图书馆来寻求精神食粮的普通读者，要向他们推荐值得一读的好书。这样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国家图书馆应有的独立的立场。”
“如果我们推荐的图书，在提高公众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我将十分欣慰！”詹福瑞这样说。“文津”的意义是鲜明的，它是国家图书馆的传统象征。更深的意义是，命名取意“文化津梁”，显示了国家图书馆愿意作为沟通文化的桥梁。在优秀图书的背后，还有什么能比传承中华文化和弘扬中国气派中国精神更让人振奋！
全民阅读：构建书香社会
如果说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那么公共文化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就是城市之魂的重要表现形式。从社会发展及社会功能而论，公共图书馆不仅是城市文明进程的标志，同时也是城市功能完备程度和城市综合能力的体现。
詹福瑞认为，图书馆的开放，不仅仅是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大众，而且“图书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功能更加多元化。国家除了履行搜集、加工、存储、研究、利用和传播知识信息的职责外，还逐渐成为文化创新的引领者，创意资源的汇集区和公共文化资源的释放区，担负着以文化浸润百姓生活的使命和责任，承担着为中央国家领导机关，重点科研、教育、生产单位和社会公众服务的任务。”在詹福瑞看来，倡导阅读有利于建设和谐文化，全民阅读带来的书香氛围将为和谐文化建设提供丰润的营养和良好的人文环境，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创建社会和谐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阅读是人类社会一项重要的文化生活内容，与阅读联系最密切的出版业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詹福瑞说，“国民阅读率的高低、阅读人群的大小，决定了出版产业的市场规模。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迅速增长，消费能力大大增强，鉴赏水平也不断提高，阅读方式、阅读习惯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建设全民阅读的书香社会的目标不会改变。”
通过一系列的读书活动倡导大众阅读，把被网络、电视等其他媒体分流的读者吸收回来，让更多的读者基本权益得到保障，也让世界图书日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诚恳的愿望。在他的目光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在全社会培育出良好读书氛围的文化国度正变得愈加清晰起来！
数字技术变革：受益者是广大群众
从1997年“中国试验型数字式图书馆”项目被列为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算起，我国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已经走过了10年多的历程。数字图书馆是当今世界各国视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知识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成为各国竞相投入的一个热点。国际上数字图书馆的进展情况表明，国家图书馆作为一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核心，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谈及数字化过程中的瓶颈，詹福瑞表示，较为理想的方式是“既要保证快捷获取信息的渠道，又要能够在海量信息中有所选择，提高信息的利用率。”网络阅读是一种非指向性的浅阅读，它是随机的，容易被网络垃圾所困扰。詹福瑞指出，“目前的搜索引擎也提供一些图书服务，例如谷歌。这类搜索引擎为阅读信息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但是，许多垃圾信息和无用的资源也纷至沓来。浅阅读和垃圾信息是不可避免的。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将会对海量信息进行筛选、提炼和加工，‘准确、有用、快捷’三个关键词概括了数字图书开发的原则。”而这一切的努力，目标只有一个，用詹福瑞的话来说就是“受益者永远是广大群众！”
说起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詹福瑞如数家珍，“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生生不息，正是因为这些文献典籍举足轻重的作用。”当记者问到这些古籍是否会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内容呈像，让公民共享中华文化瑰宝时，詹福瑞说，“克服数字化和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一直致力于做到的！如何采取相应的技术服务和处理好版权关系，使这些国宝在扫描、加工的过程中不受到损害则是最重要的。”
每一部好书的封面都如同一扇门；谁打开它，就如同从某一个方向迈入科学和文化知识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类思想的张力是无限的。
以创造力踏出“海南步调”——访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文彰
齐骥
周文彰：笔名弘陶，198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共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任海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1992年被授予“海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让我们回顾这样一幅气势恢弘、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画卷：在地域辽阔、文化和经济结构复杂的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成为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海南省，逐渐迎来新的发展生机，20年之后，一个相对完善的区域经济格局雏形已经基本显现。
让我们把目光进一步聚焦：近年来，海南省在文化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业和会展业等方面取得历史性突破，文化事业不断发展，文化产业基础得到培育，涌现出许多像“文明生态村”这样的亮点。这个特区的文化发展，正在踏出富有力度的“海南步调”。
一、将理性思考变为执行力
早在1997年，周文彰还在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就已经对“强化特区政策体系”有了系统的、全局性的思考。十年以来，周文彰相继发表了《关于强化经济特区政策体系的思考》、《中国经济特区经验与展望》、《经济特区向何处去》和《论特区投资环境》等十余篇学术文章，这些文章视角广阔，研究深入，分析透彻，更重要的是，透过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发展布局上，海南所实践的从政策吸引到环境吸引的发展路径，已经不自觉地扮演了中国特区经济版图上不可忽略的角色。在这之中，周文彰倾注了许多心血。多年之后，再来反观这些观念的时候，笔者不由得对周文彰肃然起敬。在这些真真切切的关于“特区发展”思考的文字背后，是周文彰对于特区海南深厚的感情。
周文彰对于事业的热爱，还体现在他的报告集中。《周文彰宣传文化工作讲演报告集》至今已经出了5部，每年1部。这些都是他任职海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期间思想的精华。翻阅这些集子，犹如一份沉甸甸的文化发展报告，从这些报告中可以找到海南文化逐渐繁荣、区域不断发展的步调变化。
《报告集》涵盖了关于文化遗产、民俗文化的深刻认识，对于“文明生态村”概念的创建与理念的推广，以及对文化发展战略的解读和剖析，亦涵盖了文化管理、文化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等海南省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若在学术期刊网上检索，可以发现周文彰每年都会写出许多新文章，提出许多新思想和新观点。这些思想观点宏观与微观结合，理论与案例交织，亦评亦述，思路十分清晰，折射出一位宣传部长的理性思考。这些思考并不像其他理论著述那样枯燥。周文彰以研究者的开阔视野以及决策者的大众语言，增强了理论的可读性。而他对海南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局性的驾驭，前瞻性的预见，为特区文化战略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在周文彰务实的工作中，海南文化产业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同时我们也清晰地看到在周文彰的决策理念中“文化是经济”的强大辐射力，在创新驱动下，“海南步调”正在有力地踏出。
正是以理性的思维模式，直面问题的坦诚和果断务实的执行力，周文彰引领着整个海南省的文化发展。对文化产业的前瞻性思考，对“创意中国”的理性构想，对“文化价值观”的深入阐发和应用以及在“文明生态村”建设上取得的可喜成果，构成了周文彰宣传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对于“创意中国”的思考
周文彰的睿智，除了体现在他是一个思想深刻、观念现代、颇具实干精神的特区问题专家和领导外，还体现在他对于“创意中国”充满思辨的思考上。创意经济是这个时代最活跃的经济形态，对“创意中国”的思考和拓展成为周文彰的思想新亮点。
世界走进一个战略制胜时代。在全球化背景下风起云涌的区域经济竞合中，需要更多的智慧与谋略，还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包容，更需要建立与外部紧密的关联。谁能够拥有更多的和谐与创意的关联，文化与经济的关联，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联，谁就有更多的机会走向共赢。在周文彰的决策理念中，他早就做到了。
《谈谈文化价值观》是周文彰去年精心推出的一篇文章，这篇万余字的文章凝结了周文彰对于文化价值观的新认识。周文彰说，“文化”与“价值观”并不是简单地相加，当两者放在一起，就有了新的阐释、新的意义和新的理念。文化价值观的提出，正是基于一种思辨的视野、整合的视野和开放的视野。
《谈谈文化价值观》提出了“文化是政治”、“文化是形象”、“文化是环境”、“文化是经济”和“文化是生活”等鲜活的论断。在文化创意产业方兴未艾之际，周文彰关于“文化是经济”的论述，充满了冲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