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挣扎的理想者：《新闻调查》
“面对日趋边缘化的排名，面对日渐丧失的影响力，《新闻调查》不得不低下那高傲的头颅。”产生冲击的不仅仅是收视率，还有置身其中的商业社会带来的诱惑。虽然栏目的采编人员有着比较深厚的理想主义情结，但周围日渐喧嚣的消费主义生活，或多或少使许多人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选择。而收紧的舆论空间更加剧了队伍内心深处的不稳定感。
“精神的捍卫和物质现实诱惑，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带来很强烈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我们不知道我们能抵抗多久，我们能坚持多久。”政策限制、收视率压力、内心冲突，构成了《新闻调查》当下难以开启的“三重门”。
2006年5月1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迎来了自己的第10个生日，也记录了10年来新闻民主参与功能在政治、市场勾兑下的载沉载浮。
《新闻调查》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这种个性首先体现为节目内容与政治要求之间的张力，而这种张力从《新闻调查》诞生之初就被先天赋予。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面世的时间背景，被称为中国电视的第一个新闻年。在凤凰卫视掉头转向新闻并以其快速反应赢得媒体声望时，央视开始探索和实验“谈话”和“调查”节目。央视在这个时期的策略目标是：精品、深度和大台风范，尤其对《新闻调查》寄予厚望。时任台长的杨伟光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新闻调查》可以视作央视新闻改革继《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之后的第三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打造央视国际大台的倾力之举。于是，作为集合全评论部主力铸造的这个新栏目，《新闻调查》成为当时电视新闻人集英纳萃之地。其中的很多人，后来都跻身像《南方周末》、凤凰卫视这样媒体的新闻业务核心领导层。因此，与其说《新闻调查》表象上是一个商业社会生产新闻产品的车间，不如说它骨子里是一个承载着知识分子倾向电视人理想主义情怀的手工作坊这样主观色彩较浓的判断。
知识分子倾向按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的定义知识分子分为两类，即“创造和传播符号文化知识的专业人士和凭借良心、理性和知识来干预社会政治事务的人士”。前者是靠符号文化知识来谋生的芸芸众生，后者则是跨越专业界线、凭借符号文化知识干预社会政治事物的人士。此处采纳这种定义的后者。判断来自《新闻调查》的人员构成和价值取向。《新闻调查》的位置吸引了许多高素质的新闻人加盟。对其中的个别人来说，这里提供的是体面的工作和还算不错的收入。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里提供的是一个实现自我价值认同、传播的平台。在他们身上，有着独立的选题取向，“对当下中国价值与制度的解构与重建无大裨益的事件与人物、众人没有下喙之处的‘教化新闻’，不会成为我主动申报的选题。”于是，如同对待一部文学作品，普通读者看到的是故事情节，文学爱好者看到的是谋篇布局，而评论家看到的则是作者的价值底牌一样，对于一些投入大量心力的新闻产品“追求意义”，已成为是部分从业者心照不宣的乐趣：
每一期节目的严格思想审查和反复修改，编导们用心良苦地在封锁边缘“夹带私货”，隔靴搔痒，所谓“Kick in Door”（体制内反抗）。虽然我们对其效果感到困惑，但始终保持敬意。也许，在中国，就像刘索拉写的，你别无选择。
这种格局也是在现有政治环境下、政治话语下的一种妥协。我们对这点，自己把它认识得很清楚。
但我们需要指出并强调的是，这些话语的有感而发，针对的是转型期一些亟需完善的制度漏洞、缺失，而不是与现行“和谐社会”这一理念有冲突。同样，我们以下谈及从业者新闻理念与政治权力的张力关系，也是局限于任何一个爱思考、负责任的新闻人的自然反应。
这样的心理状态，使得他们很容易被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所吸引，并内化其中的部分成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关于新闻专业主义，阿特休尔（J.H.Altschull）将新闻专业主义归纳为四条信念：
第一，新闻媒介摆脱外界干涉，摆脱来自政府，来自广告商甚至是公众的干涉；第二，新闻媒介为实现“公众的知晓权”服务；第三，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第四，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
陆晔、潘忠党则对此有更为细致的描述，包括：
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
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
3、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
4、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
5、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
这样的判断是建立在两个论据之上。首先，在《新闻调查》开创初期，无论是栏目内部主创人员，还是其分管领导，无不把《60分钟》当作为《新闻调查》的事业理想和专业标杆。直至今天，《60分钟》的节目还被《新闻调查》组内业务争论时常当作论证自己看法的有力证据，对《60分钟》的翻译推介也一直没有间断过，从中可见《60分钟》的职业理念对《新闻调查》的浸润之深。而《60分钟》的记者始终扮演着“内心世界的道德守护人、睿智的真相解说者、社会危机的向导、人类终极关怀的探索者”这一系列角色，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高度契合。而新闻专业主义的诸多操作原则，也在《新闻调查》的实践中得到目前国内新闻业界难得的尊重。以平衡意识为例，2002年《和神话较量的人》以专访的形式完成了经济学教授刘姝威揭露上市企业蓝田集团做假账欺骗股民事件。节目播出后引发强烈反响，并获得当年中国新闻奖评论类的一等奖。但在栏目内部，对该节目的质疑同样强烈，因为记者没有采访当事的另一方——蓝田集团，尽管当时各贷款银行停贷的举动间接证实了刘姝威的判断，但在形式上却违反了新闻专业主义对平衡意识的要求。
其次，自《新闻调查》成立以来，每年都会有数部“舆论监督”题材的片子因为非质量原因而禁播，其中2001年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2期节目，占一年的节目量的近1/4。这一方面说明某些片子被把关者认为不合时宜，另一方面也说明从业者始终有一种理念，这种理念近年来在新闻工作者中的日渐接纳已经为有关研究所证实。陆晔和潘忠党在对所主持的中国三大中心城市媒体工作者深度访谈及调查进行研究后认为，作为社会转型期间的大陆新闻媒体，专业主义话语正在以碎片和区域的形态呈现。这种理念在《新闻调查》从业者的身上反映得更为突出，很大原因要归功于央视独特的用人体制，使得很多只带着自己的身份证来到这里的电视人，总体上有着比普通人更多的独立和激情。
解析了《新闻调查》作为反映政治与新闻之间张力关系的原因后，我们以2004年8月19日、2003年9月18日为时间的标志线，选择2004年8月19日后的2004年9月7日至2005年6月13日的连续36期节目；与此对应，选择2003年9月18日后的2003年10月11日至2004年8月10日的连续36期节目两个时段中事实上有37期节目，但《回望2003》、《共同的2004》为年度回访节目，为内容集粹，不能归类，故刨除。作为内容分析的对比研究时段。主要原因是：2003年是《新闻调查》历史上具有转折性的一年：从内部环境看，首播时间的调整造成平均每期节目流失观众2000万人，留下的观众不到1300万人首播时间从周六黄金时段的21∶15调整为周一22∶35，收视率自2.75%降至1.08%（调整后24期准点播出平均数据）。在从创始之初的“正在发生的历史”到后来“新闻背后的新闻”，直至此前“探寻事实真相”，栏目理念面临再次明确和窄化。为挽救收视率，栏目从2003年9月18日正式确立“探寻事实真相”理念下严格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新闻调查》内部认可的调查性报道定义是：1、必须是记者进行的调查，而不是记者报道他人的调查行为；2、一些人或一些组织企图掩盖侵害他人或公众利益的真相；3、题材是大众所关心的。作为主攻方向，而不再是以往的主题调查、舆情调查、事件调查和内幕调查四种类型并行；从外部环境看，2003年新政带来的新气象，鼓舞了新闻从业者对题材、口径的期望，因此选题上更为主动。而本身“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使它在整体上可以和阶级、党派等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在现代民主和现代法律可以容忍范围内的距离，使大众传媒可以对政治权力的行使和社会公众的权利享有进行监督，对整个社会的政治发展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和限制作用。”而以“揭露”为目标的调查性报道，它的舆论监督特性是所有新闻产品种类中最为突出的。但是，及至2004年8月19日，中央要求“规范舆论监督节目”。而像调查性报道这样在罪恶暴露之前就介入的类型，事实上已经宣告停车。如此，这样的两个时段在理念与政策的碰撞下构成了对比的可能。
这样对比的目的在于，在当下社会转型制度缺失、缺陷层出不穷的时刻，被认为中国电视新闻中的旗舰栏目，《新闻调查》在内容选择上如何调适与“把关者”的关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理念、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情怀在“红灯”面前怎样释放；这些变化对新闻生态、社会生态又意味着什么。尝试解答这些疑问，就是我们尝试做内容分析的价值。
然而，在“红灯”亮起之后，显然两者对比舆论监督节目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后者的数字理论上为零。那么，此时需要的是寻找到联结新闻内容与政治权力关系的适当桥梁。由于新闻业传统的定位和把关标准，事实上要在公开发表的新闻中寻找到明显与体制的某些根本缺陷形成正面冲突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些缺陷并不难发现。但由于政治系统历史上长期如同坚持“黑箱”观察者通过“黑箱”般的运作，使得这些信息的反馈和传播始终被要求游离于大众传媒管道之外。所幸，这些信息并非在大众传媒上毫无反映，而是通过“追求意义”作隐晦、零星地展现，而知识政治理论的建构又为我们分析新闻内容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尝试的可能。
知识政治理论认为，“任何一种政治形态均有与其相对应的知识类型和知识基础”。知识有其自主进化的一面，也有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对知识的争夺和占有的一面。因而：
对知识的政治化利用以及对政治的知识化改造在人类历史的一开始就已经形成。政治必然要通过知识化的论证才能被承认，政治斗争暗含的是对知识领导权的争夺，这样，政治问题实际上就转化为知识问题。与此同时，知识世界是以指向真理为依归的，是以提升人的判断力为己任的，是以展现生命意义为宗旨的，知识对政治的塑造也就是知识问题向政治问题转化。
正是根据政治世界与知识世界的紧张性和渗透性，知识政治理论将世上所有知识分为规范知识、合法化知识和一般知识三大类。
在西方传统看来，知识分为两大类，即关于事物的知识和关于真理的知识。而知识政治理论就把后者作为规范知识的核心定义，即指的是对事物性质的把握，知其性质则意味着进入真理世界。规范知识是思想孕生的温床，是规定行动的理由。作为政治权力的眼睛，它以监视权力、批判理性无限泛滥为己任，奉行“为知识而知识”的信条。在它看来，大多数人所理解的政治不过是一种幻像、一种虚假和暂时的东西，真正的政治从来都不是在现象领域中显现出来的，而是存在于与幻像完全不相容的精神世界之中。也就是说，它始终强调政治文明的不断进化，否定政治形态的一劳永逸。“在路上”，这就是规范知识所包含的政治观念。这样的观念对始终强调执政合法性的任何一个政权来说，无疑是充满挑衅的。而规范知识又是关注社会的知识分子们无法遏制的自觉追求，并始终维护这个没有掺杂器术和未经污染的透明世界。因此，规范知识和政治权力有着天然的紧张关系。
而合法化知识和政治权力则是相互承认关系。这有两重意思：一是被政治权力认可和承认之意；二是赋予政治权力以道理之意。知识资源对政治道理的论证和政治权力对知识资源的收购是合法化知识诞生的前提。这说明，一方面，合法化知识有着塑造政治生活样式的冲动，即遵照已有的政治样式，去创建政治的一系列规定，从而成为探讨政治理由的文化依据；另一方面，合法化知识在规定政治的同时，反过来也不自觉地被政治所规定，即合法化知识极有可能被政治权力收购过去，得到政治上的认可，并成为支撑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法理化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