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媒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传播信息，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日常所需的知识，这些知识和信息可以成为我们生活和作出决策的依据。在传统的简单社会中知识和信息是非常有限的，这和简单社会的本质结构是一致的，因为在简单社会里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信息，所以也不可能有媒介的大量存在。但是，随着媒介的普及以及媒介信息的无限增长，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媒介，并且在使用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对媒介的过分依赖、认同、轻信和盲从——媒介使用者在行为上把接触媒介作为必不可少的日常习惯和日常仪式，而在心理上将媒介作为极其可靠的经验代理，几乎完全依靠传播媒介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把媒介内容看做不容置疑的现实再现、权威发言和真理表达，进而将媒介的价值观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对现代人而言，媒介已不仅仅是麦克卢汉所说的“人体的延伸”，它就是人体本身，它能够代替人去看、听、说、想。这反映了人与媒介的一种异态关系。
而这种对媒介的依赖就造就了专家或权威的存在：媒介往往依靠专家来提升自己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而专家也常常借助媒介来发表自己的专业知识。网络由于其独具的新特点，更成为现代人所依赖的对象。“事实上媒介世界成为很多人生活的标准参照模板，他们不仅按照媒介的描述去感知世界，而且按照媒介的解释去理解世界和理解自我。以往由家庭、学校等传统机构所承担的使个人社会化的功能，已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大众媒介身上。大众媒介铺天盖地地把大剂量的信息注入人们的感官，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出一种自发的信仰。被动的受众自主的意义空间被传媒的意义空间不断压缩，导致米德所谓的内省式思考的终结。”
媒介的权威往往是与媒介的偏见结合在一起的，有权威的地方必然有偏见。当媒介以专家的口吻体现出一种权威价值的时候，也就意味着生活中的偏见越来越多。如许多新闻中会出现大量的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实际上这些语言所代表的仅仅是记者个人的观点，但记者们却要将这种观点强加给每个专家，甚至加上所谓教授、博士的头衔。另外，记者们在制作新闻的时候也经常地将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专家意见作为采访的主要对象，这样媒介又如何广泛反映民意呢？
专家是一种权威，而在媒介的广泛发展中这种权威制造了各个门类的知识。在媒介所承载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专家的权威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而知识也在被人们广泛地使用。由权威所创造的知识需要检讨，需要得到合理性的检验，然而现代社会的人们好像比传统社会更具有盲目性，如果说传统社会的人们对迷信不加反思地吸收受到现代人的批驳的话，那么现代人对权威所制作的知识的盲目接受更应该受到批判。迷信往往打着人们心灵中崇拜的偶像的旗号，而权威所创造的知识则往往打着专家乃至真理的旗号。笔者并没有强烈的意向要反驳所有的权威性知识，而只是希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警惕这种知识的再生产，因为在这种知识再生产的过程中可能让个体失去自身的判断力，从而丧失独立思考的品性。
二、网络对国际新闻报道中专家意见的分散
在中国国际新闻报道中，无论是将中国的事件报道给世界，还是将世界的事件报道给中国，在事件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些值得人们深思的东西，于是就有了专家的介入。专家在媒介上的分析和解释是为了让人们对于新发生的重要事件进行更深入的把握和感受。可以说，专家的意见无论在何种媒介上都至关重要，而在国际新闻报道中专家咨询往往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因为一些国际事件不仅关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关系到世界的稳定。
在中国网络国际新闻报道中，专家咨询模式是非常普遍的，几乎各大新闻网站的国际频道中都有一个栏目是专门留给专家的，如新华网国际频道的“访谈专栏”和“热点观察”，中国网国际频道的“国际观察”与“专家博客”，还有人民网国际频道“环球瞭望”与“深度观察”等等，这些栏目里不乏专家的言论，他们往往是在某个专业领域有着较为深入研究的学者，他们对专业的国际问题能够从深层的角度加以探悉，从而形成一种重要的声音。而这种重要的声音往往既同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主流声音保持一致，同时也包含自身对问题的恰当的合理性分析。
从各种渠道获取新闻的人们喜欢援引“权威人士”的观点，就像股民更关注权威机构对股票的评价一样。这是分工社会的“专家文化”的产物，是“信息不对称性”的经济学。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网络报道了中国首枚探月卫星“嫦娥一号”成功发射之后，从专家那里所获得的分析性支持。新华网莫斯科11月25日电（记者董爱波）“中国已将航天员送入太空，标志着中国已成为一个航天大国，而‘嫦娥一号’项目的成功，则开辟了中国宇航事业的新纪元。”俄罗斯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格奥尔吉·波利修克在祝贺“嫦娥一号”成功传回拍摄的月球照片后对新华社记者说。
波利修克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探月计划都是从绕月探测开始的，但是中国的绕月探测并不是重复别人走过的路，中国的许多研究方向是之前其他国家的探月计划所没有涉及的。
波利修克解释说：“首先，‘嫦娥一号’配备的多个科学探测仪器在世界上均属首次使用；其次，‘嫦娥一号’的仪器搭配堪称典范，卫星选用的科学探测仪器搭配协调，可以发挥卫星的最大探测功效。”
中国的探月计划分三步实施。对此波利修克认为，“可以看出中国探月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制订的”。他说：“中国的探月计划每隔数年为一个阶段，这是很好的一个周期，可以总结上一阶段经验，并为下一阶段做准备。预计到第三阶段时，中国已经和俄、美站在探月的同一个水平线上了。”
波利修克认为，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一股探月热潮。中国发射了第一颗探月卫星，印度计划近年开展月球探测，美国宇航局也计划发射探月卫星。出现探月热潮说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航天科技已经比较成熟。关于“嫦娥一号”的专家评论，上述的方式可以说是非常圆满的。首先，这则评论找到了合适的专家——波利修克，他来自航天大国俄罗斯，并且有着很深的专业背景，这样不仅避免了我们“自卖自夸”，而且非常具有说服力。其次，这则评论契合了中国航天技术发展的主流声音。波利修克的评论给予中国航天技术发展以极高的评价，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现阶段航天技术的先进性，还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无限灿烂的前景。
但是，万维网所要求的精神便是对“专家文化”的批判精神，开放性的理解要求人们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论那是强者的声音，还是弱者的声音。在“嫦娥一号”成功发射之后，我们很快就从网络上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其中既有赞同也有质疑，是人们内心世界的不同表达。比如中国的网民就引用法广中文网的评论表达了对“嫦娥一号”的另一种声音。中国首枚探月卫星“嫦娥”成功发射升空，目前卫星已经进入正常轨道，本台驻北京特约记者周锡发稿报道了中国媒体和专家对此一事件的评论：“嫦娥一号”卫星昨天傍晚顺利升空的消息传来，有评论写道，“嫦娥一号”发射升空是一件举国关注的大事，它本来包含了丰富的解读意义，但是在国内媒体的宣传造势里，以及在国人的习惯性理解当中，其民族复兴的象征意味却不由自主地压倒了一切。
《南方都市报》今天的社论说，虽然在央视直播中接受采访的专家一再澄清说选择这样的一个发射日期是有科学依据的，但是多数舆论仍然顽固地将这次卫星发射畅想成为对“十七大”的献礼。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国内科学家早在十五年前就提出过“奔月”的想法，当时的目的就是为1997年的香港回归献礼；而就在四年之前，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天，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即首次遨游太空。如今，在“十七大”闭幕之后的第三天又一次进行嫦娥“奔月”，这难免让一些人产生出丰富的联想。
文章又说，事实上，在冷战结束之后，航天技术的发展已经不再具有强烈的敌对竞争意味，它既不必然代表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更没有抢占太空主权的好莱坞式动机。即使是在冷战时期，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月之时，也只字未提任何美利坚民族的骄傲，他当时所说的那句话世人皆知，那就是“这是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今天，中国人应该用同样的语气和胸怀坦荡地讲出同样的话来。
此外，和讯网友“千夫所指”在跟帖中引述专家的话正告我们：中国已经是一个航天大国，但还不是航天强国。目前中国的航天技术和日本、印度处于同一水平，比起第一梯队的美国、欧洲、俄罗斯来说，差距还很远。也许这个评论是中肯的，但中国的网民依然对自己国家“嫦娥一号”的胜利升空表现了由衷的骄傲。对于这个评论，网络中既有表示赞同的，也有表示异议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评论被网络报道之后，又出现了不同的回应。有的网民说：“的确，这是全人类的事情，但是，对全球来说，‘嫦娥一号’的发射其实只是一件小事而已。她的重大意义是对于中国而言的。”也有网民说：“好戏在后面，中国的航天工程就好像看《星球大战》剧情一样，都是知道结尾的。没什么悬念，只是途中让观众激动或者煽情那么几次。”但我们同时看到，中国网民还是对自己的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和喜悦，比如有网友说：“即便如此，依然觉得很骄傲！”从新闻学的角度而言，我们并不需要对网友们的观点进行评论，我们所看到的是网民不同声音的表达，而这些不同的声音在网络中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空间，这个空间不仅是属于专家的，同时也是属于普通网民的。人民网新近在国际频道下设立的栏目“网民眼”就给许许多多普通人提供了发言的机会，而网民在这个“公共空间”里所发表的看法和意见同专家的意见一样受到了匿名质疑和公众自身实践的检验。网络媒体是倾向于反对“权威”的，因此，许多论者把网上的这一情形称为“失序”。在网络媒介中，专家咨询模式虽然依然有着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合理性价值，但专家的意见在众多的意见表达中只是代表了一个方向，所以，从根本上说它被分散了。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当“权威”被取消时，社会就会发生信仰危机。西方启蒙带给西方社会的是由“除魅”而发生的“集体对上帝的谋杀（尼采）”；西方启蒙精神通过“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带给非西方社会的是科学理性对传统权威的审判和随之而来的“现代化与传统价值的危机”；当全球进入万维网时代以后，平面化思维带给人类的将是“深度的丧失”和随之而来的理性本身的危机——对“理性”的信仰将被思维的“外化”所动摇。
但在网络上这种危机似乎还没有来临。中国网络国际新闻报道中的专家咨询模式是普遍的，其所涉及的方面是十分广泛的。既有经济发展的报道与评价，也有政治事件的阐发与评论，还有体育事件的专业化看法，所有这些都需要专家加以引导。当网络媒介花费力气聘请专家对国际新闻事件进行评论的时候，对于网络时代的新闻而言，这并不意味着用一种声音压倒多种声音。网络世界中的不同声音正在挑战从传统媒介发展而来的专家咨询模式，每个人都是生活的思想者，都是事件思考的主体，没有人可以干涉别人的思想，即便是专家也无法用自己的思想去构造他人的思想。网络的时代必然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时代，每个人的心灵的解放终将符合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的预言，那就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充分的发展是真正的文明社会存在的前提。网络是一个思想自由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一元化之中有多元化，多元化之中又有一个不变的声音，那就是对人的关怀。
三、网络国际新闻报道中专家咨询模式将依然存在
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正日益接近并亲近网络，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养成的向专家求助的思维惯性并不会完全克服，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相信专家，于是专家在网络新闻报道中仍大量存在。而对于国际事件的报道往往因为其涉及一些重要事件或突发事件，就更加需要专家的介入，因此专家对于网络国际新闻报道是十分重要的。在网络中我们依然相信专家，但同时我们也在真正地拥有自己。
从理论上分析，网络国际新闻报道中的专家咨询模式具有自身的合理性。
首先，国际新闻报道中往往渗透了很多的专业问题，普通民众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这就为专家在网络传播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国际新闻因为常常涉及重大的国际事件和突发事件，所以对这些事件的报道与评论必须慎重，否则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普通民众虽然也可以对重大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有时情绪化比较严重，容易影响其他读者的判断；而若从严密性与合理性的角度而言，专家的解析无疑更具有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