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创作结果：快感的产生
快感的意义广泛，可以从多角度、多方面来阐释。约翰·菲斯克指出大众的快感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躲避式的快感，他们围绕着身体，而且在社会的意义上，倾向于引发冒犯与中伤；另一种是生产诸种意义时所带来的快感，他们围绕的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关系，并通过对霸权力量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抵抗，而在社会的意义上运作。经典作品作为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的代表，承载着深刻的文化意涵，体现了时代的价值观念，对大众起着教化和规训的作用。对经典作品进行改写，冒犯了经典所承载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躲避了经典的教化功能，从而使作者和读者产生快感。《范进中举》通过对范进中举前后的命运以及人们态度转变的描述，揭露了封建社会中趋炎附势的人情世态和封建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毒害。
《Q版语文》对这篇文章进行改写后，淡化了它的教化功能。例如，在改写后的文章一开始，作者不加论证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封建社会实在是太黑暗了”，而在原文中，作者对此只字未提。然而，作者对封建社会中趋炎附势的人情世态和封建科举制度对人性毒害的揭露，是读者在文章的字里行间感受到的。通过这种方式，改写后的文章削弱了原文的思想深度，减少了对心灵的震撼力，躲避了原文的道德观念。
尽管改写后的文章文学性大不如原文，但是由于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压力的增加，人们更偏爱这种平淡、搞笑、没有深度的作品。人们可以在轻松地阅读中获得快感。改写后的文章在削弱了原文的深度与厚度的同时，瓦解了它的权威性及其背后的社会力量，使经典成为可以“为我所用”的元素：
经典作品丧失了原来所具有的完整性和独立自足性，大众将其打成碎片，选出对自己有用的部分，然后再将其与其他文化资源组合拼装到一块，最后制作出一个全新的、属于自己的文本！在大众看来，原本高高在上的经典变成了可以随意删加的文章，成为能够再利用的资源。大众不再是被动的消费者和“单向度的人”，而是主动的创造者和消费者。大众利用经典文本中的部分元素，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其与其他元素进行拼贴、混杂、并置，从而产生快感。这就是颠覆的快感和生产的快感。
《Q版语文》作为大话文化的代表，体现了大众的力量。大众利用戏拟、拼贴、混杂、并置等方式，向权威和经典进行挑战。在这场角逐赛中，权威和主流表现出了宽容和大度，被迫妥协、让步，从而把大众文化融入到自己的领域中。在这场与主流文化的斗争中，大众体验到了娱乐和快感。
在《Q版语文》中，大众选择了“拿来主义”和“权且利用”的战术，创造出属于大众的大话文化。作者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利用和再创造，展示了大众的创造性和抵抗性。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生根于西方的欧洲国家，由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该理论在中国的演变中主要出现了以改编经典为主要内容的“大化文化”的潮流。这种潮流既适应了物质生活已经丰富的人们的精神需求和逐新、逐奇、逐乐的心理需求，又缓解了人们的精神压力，因此受到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追捧。然而，以“颠覆经典”为代价的搞笑作品终究会在历史的潮流中被淹没，永远不可能成为时代的主流。
通过对《Q版语文》的个案从创作方式、创作过程和创作结果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再次揭示了菲斯克理论的特点，验证了菲斯克理论在现阶段大众文化研究和受众研究中的适用性。
第四节菲斯克受众理论生成的思想语境
“权利”理论不仅是菲斯克受众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石，而且是贯穿于菲斯克受众理论的“血液”，因此“权利”理论成为菲斯克受众理论的解码口。本节将主要讨论对菲斯克产生重要影响的福柯、德塞都提出的权力理论以及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分析该理论对菲斯克的影响。
一、权力“无所不在”
米歇尔·福柯（Micheal Fucault）是举世闻名的法国哲学家和“本世纪（20世纪）最后一位大师”。他在《性史》一书中论述了权力与性的关系，综合表述了自己的权力观念。菲斯克权力观的形成深受这部震撼了西方人观念和思想的名著的影响。
福柯所谈到的权力不同于普通的权力。首先，福柯用了一连串的否定句来表达自己的权力观的特殊之处。在福柯看来，权力不是指“保证一个特定国家公民的服从的一组机构与机制”，也不是“与暴力对立的以法规面目出现的控制手段”，也不是“一个集团统治另一个集团的普遍系统”。那么权力到底是什么？福柯认为：权力首先是多重的力量关系，存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并构成自己的组织；权力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和较量而转化、增强或颠倒的过程；权力是这些力量关系相互之间的依靠，它们结成一个系列或体系，或者正相反，分裂和矛盾使它们彼此孤立；最后，权力如同它们据以实施的策略，它的一般构思或在组织机构上的具体化体现在国家机器之中、体现在法律条文的制定和各种社会领导权中。福柯所谈到的权力理论的特别之处在于权力的广泛性和包容性。他认为权力无所不在。权力在各种不平衡的力量关系的运动中不断产生，并存在于这些运动着的力量或关系之中。权力可以来自任何地方，因此权力是“持续的、反复的、变化迟缓的、自我繁衍的”。权力解释各种力量关系运动的结果，又企图制约这些运动。权力把这些“不平衡、不同类、不稳定”的力量关系结为一体。
具体说来，福柯的权力理论反映在下列五个方面：
（1）权力不是一种东西，人们不可能获取、分享，也不能据为己有或拱手让人；权力始终在各种不平衡的力量之间运行。
（2）权力关系存在于各种关系之中，如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性关系等；权力的形成就是各种关系之间的斗争和分裂的结果。权力处于各种力量之中，并影响着这些力量的发展变化。
（3）权力关系没有存在于上层建筑当中，扮演发布禁令的角色；也就是说，权力并不是自上而下体现出来的，而是自下而上的。福柯否认了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之间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他认为，各种生产组织、家庭、集团之间的多重力量关系形成了社会机体分裂的基础。各种机构之间的多重力量关系联合在一起，向统治集团的权威进行挑战和斗争，造成各种力量关系进行重新分配和重新调整。
因此，各种力量之间的权力关系始终在形成、发展、变化当中。
（4）权力关系既是有意识的，又非主观的。权力是非主观的，任何个人、机构、集团、阶层都不能预计、指挥或操纵权力系统的形成、分布和发展变化，也不能削弱或加强各种力量之间的对比。但是，权力关系又是有意识的，任何权力的运作都有其目的和目标。权力的理性特征表现在权力行使的手段互相关联、互相吸收，最终形成综合的体系。这种体系可以用“战略”一次来表示，与各种小小的“战术”形成对比。
（5）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权力无处不在，因此反抗无处不在。人们永远处于权力关系之中，无法逃避，无处躲藏。权力关系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反抗力量的存在；在权力关系中，各种不平衡力量之间的关系对比在反抗和斗争中不断变化，形成新的力量关系，又重新陷入斗争和反抗中，如此循环往复，永无休止。因此，没有统一的反抗策略，没有固定的反抗基地，没有唯一的反抗主体，然而，反抗始终存在。有些反抗是暴力的、猖獗的，有些反抗是温和的、妥协的；有些反抗是自发的、野蛮的，有些反抗是有组织的、有规律的。反抗是权力的对立面，始终与权力同在。权力关系最终形成一个网络，在各种国家机器、机构中穿行，运作于各个阶层、集团、团体、机构当中。
福柯的权力理论对菲斯克的影响很大。首先，菲斯克接受了权力自下而上的观点。同福柯一样，菲斯克也认为权力是自下而上的，大众文化是大众通过自下而上的形式在行使创作权力的过程中创造的。其次，菲斯克接受了福柯关于权力无所不在的论述。菲斯克认为，大众始终在行使自己的创作权力，采取各种战术向权威挑战，从而创造出自己的大众文化。
二、对权力的“抵制”
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是法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研究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对大众文化现象有独到的见解和认识。他的“抵制理论”对大众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德塞都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每个消费者作为弱者对制度、政策等各种权力进行着抵抗。德塞都用了“偷工者”一词来指代那些把工作和闲暇合二为一的人。所谓“偷工者”，指的是那些“假装为老板做工而实际做着自己的事”的人们：
它不同于偷窃，因为没有物质上的价值被盗；它也不同于迟到早退，因为员工在正式上班。“偷工者”就像秘书在“上班时间”写了一封情书这么简单，或者就像木工“借”车床给自己做一套家具这么复杂。“偷工者”采用了“权宜之计”的策略，抵制“强者”制定的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抵抗“强者”的剥削。由此，弱者会得到一种快感，一种实施破坏之后的快感。例如，房客把自己的东西堆置在租住的房间里，以此实现自己对房间的利用，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快感；城市中的居民茫然地行走在曼哈顿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体验着对这个城市的感觉。人们对自己的境遇毫无觉察，互相不认识，也不打招呼。当人们来到了世贸中心大楼的顶层，就好像获得了自由挣脱了世俗城市的束缚，不再受制于交通规则的约束，于是与自己日常的生活环境之间隔开了距离，从而使他拥有了窥视的权力，躲避了规则的约束，产生了快感。
德塞都认为，上述弱者采用了一种“权宜之计（making do）”的抵抗战术。德塞都通过对战略和战术两个概念的对比，给战术以清晰地解释。他在解释战略时指出：
权力关系的一种计算（或操纵），一旦具有意愿和权力关系的主体（一次交易、一支军队、一座城市、一个科学机构）被孤立出来，这种计算就是可能的。它假定场所可以自行划定界限，并作为一个基地可以安排由目标和威胁（消费者或竞争者、敌方、包围城市的乡村、研究的目的和对象等）
组成的外部与它的关系。因此，实施战略之前，必须首先确认自身的权力和意志的位置与场所。他同时认为，与战略相比，战术是“一种由适当场所的缺席决定的计算行为”。战术的行使者没有自己的空间，也没有与他者之间的界限。他必须在“由外部的权力法则”组织的区域内发挥自己的战术，从而为自己夺取一点空间：
它无法选择筹划总体的战略和在不同的、可见的与可对象化的空间内总体地看待敌对方，它只能在孤立的行为中一步一步地运作。它总能抓住“机遇”并依赖它们确立自己的位置和制定突袭计划，但没有任何的基地囤积胜利的筹码，也不能建立自己的位置，因为它无法保护胜利成果。因此，战术是弱者的战术，是“狡猾的诡计”，是一种“权宜之计”的抵抗战术。菲斯克以德塞都的抵制理论为依据，提出了“弱者战术”和“且战且退”的灵活的大众文化创作方式。
三、对特权的“颠覆”
巴赫金（1895～1975）是苏联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哲学家和批评家。他的主要著作和观点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但是直到60年代才传到西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两部著作中，巴赫金多次谈到狂欢问题。他对狂欢节的描述包括狂欢节的仪式、狂欢节的特征和狂欢节的精神，并提出了狂欢式、狂欢化和狂欢体的概念。
狂欢节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其前身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农神节和酒神节。狂欢节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节日期间，人们身着奇装异服，举行各种狂欢活动。
巴赫金认为，狂欢式指的是一切狂欢节的庆贺、仪礼、形式等欢庆活动的总和。它是一种所有人都参加的游艺形式。在狂欢节中，人们过着狂欢式的生活。这是一种脱离常规的生活，一种平等自由的生活。在狂欢式的生活中，人们形成了一套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言。
巴赫金对狂欢节的语言做了大量的描述，狂欢化和狂欢体的概念也因此而来：
这个语言无法充分地准确地译成文字的语言，更不用说译成抽象概念的语言。不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同它相近的（也具有具体感性的性质）艺术形象的语言，也就是说转为文学的语言。狂欢式转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我们正是从这一转化的角度，来突出并研究狂欢体的某些因素和特点。巴赫金集中探讨了狂欢节的仪式，以及该仪式体现的特征和代表的精神。狂欢节的仪式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全民参加的游戏活动。狂欢节中，没有表演者、没有观看者，只有参与者。所有人都是演员，所有人都在演出。“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生活在其中，而且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其中，因为从观念上说，它是全民的”。
在狂欢节中，狂欢气氛弥漫到了每一个角落，人们无法躲藏，无法逃避。人们只能按照狂欢节的规律生活。狂欢节活动不是戏剧演出，但是接近戏剧演出，不是艺术形式，但是接近艺术形式；狂欢节活动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具有特殊的“强烈的游戏成分”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