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学派的主要成员威廉斯、霍加特、霍尔等人都曾经从事文学方面的学习或教学工作，对文学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因而能够把文本分析的方法娴熟地应用于传媒研究领域。特别是随着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兴起和引进，利用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文化产品逐渐盛行。
能够把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与文化产品分析较早结合起来并做出突出贡献的，非霍尔莫属。
作为伯明翰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霍尔几乎成为文化研究的“代名词”。在他的带领下，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延伸至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同时运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方法对社会权力的运作方式进行了深入分析，使英国的文化研究跨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在传媒文化研究方面，霍尔开启了受众研究的“新时代”。
正如英国学者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所说：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文化研究从利维斯左派、‘悲观的’马克思主义、美国传媒模式及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脱颖而出的奠基时刻，那恐怕就是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的发表。霍尔于1973年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一文中，借用符号学的术语提出了著名的编码/解码理论。该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详细叙述了电视文本的编码过程，指出了在该过程中节目制作方的意识形态功能及其体现的方式，同时在对受众解码的论述中，提出了三种著名的解码模式，即霸权模式、协商模式和对抗模式。霍尔解码模式的提出开创了受众研究的新模式和新方法。然而，霍尔并没有将这一模式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和实证检验，而是在随后的研究中对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倾注了更多的热情，从意识形态功能体现的原因、方法、特点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综合探讨，从而提出了倾向性传播和倾向性解读的模式。
第一节一位杰出的文化理论家
霍尔于1932年生于牙买加首都金斯顿（Kingston）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作为一个肤色较黑的有色人种，霍尔在幼年时期受尽了歧视和排斥。因此，这段记忆一直留在霍尔的心中，并对他后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19岁的时候，霍尔来到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接受教育，并在英国定居。
在大学期间，霍尔是非常活跃的人物。他发起了新左派俱乐部（New Left Club），利用《大学与左派评论》这个刊物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1956年，霍尔兼任《新理性主义》的编辑。
1959年，《大学与左派评论》和《新理性主义》合并之后，他担任了《新左派评论》的第一任主编。1961年后，霍尔开始在伦敦大学切尔西学院教授电影和媒体研究课程，在此期间，与华奈尔（Paddy Whannel）合作完成英国电影研究中心（British Film Institute）进行的电影研究，出版《通俗艺术》（The Popular Arts，1964）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倡导大家对通俗艺术应该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并建议大家培养辨别好的、坏的通俗艺术的能力。
1964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霍尔受到中心第一任主任霍加特的邀请成为该中心的研究人员，并于1969年起担任中心主任，主持中心的日常工作。在此期间，霍尔将研究重点放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上，并借鉴了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观点，带领中心成员探讨媒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他们强调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该功能得以发挥的原因、机制和方式。在此期间，霍尔发表了许多文章，如《离经叛道、政治和媒介》（Deviancy，Politics and Media，1971）、《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elevision Discourse，1973）、《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Culture，the Media and the‘Ideological Effect’，1977）等，在这些文章中，霍尔提出了媒介传播的倾向性，并探讨了媒介对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导向作用的形成机制。霍尔这一时期的论文对传媒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这一文章，首次就受众的解读模式进行了系统的归类，从而把受众的接受研究提到了历史的议程。
霍尔于1979年离开中心后，一直活跃于大学的授课和演讲中。
他的主要文章还包括：《文化研究：两种范式》（Cultural Studies：Two Paradigms，1980）、《“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在媒介研究中受抑制后的重返》（The Rediscovery of‘Ideology’：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the Media Studies，1982）。他对种族问题和亚文化的关注体现在与人合作完成的《通过仪式进行抵抗》（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 War Britain，1976）与《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Mugging，the State，and Law and Order，1977）之中。此外，《文化、传媒、语言》（Culture，Media，Language：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1980）、《现代性和未来》（Modernity and Futures，1992）、《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中的批判性对话》（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1996）等著作体现了霍尔对文化研究、传媒、身份和政治的关注。
霍尔一直活跃在文化理论的前沿阵地，对文化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研究得到了高度评价，阿雷恩·鲍尔德温承认霍尔的研究“对文化研究的影响无论怎么估价都是不过分的”。1997年，霍尔被评为全英国百名伟大黑人之一。英国报纸《观察家报》（The Observer）称颂霍尔是“全国最具领导力的文化理论家之一”。目前，霍尔仍然活跃在文化研究的舞台上。
第二节编码与解码理论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在媒介研究中引起了深刻反响。不少西方著名学者把“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誉为“里程碑”式的作品和“划时代”的代表作，中国学者也对霍尔的这一理论做出了高度评价。
美国的大众传播研究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当时，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如拉斯韦尔、霍夫兰等学者，在实证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下，注重具体的微观调查和实践，主张通过对现象的观察和总结归纳得出科学定律。他们拒绝通过理性思考把握感性材料。实证主义哲学对美国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于大众传播领域来说，美国的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实证主义的烙印。美国的传播学界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大众传播效果进行具体测量和统计计算，开展了大量的实证主义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使美国“行为主义”的科学研究成为传播研究的典范。
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研究范式在传播研究领域独占鳌头。随着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为首的批判学派的异军突起，这种传播研究领域一枝独秀的状况得以改观，逐步形成了双峰对峙的局面。与经验学派不同，批判学派主张从哲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形态以及传播与社会形态的之间关系进行分析和批判，注重对传播体制的研究。经验学派注重科学的研究方法，以量化研究为主定性分析为辅，而批判学派则更加关注哲学的分析和批判，以定性分析为主量化研究为辅。霍尔曾经对二者在传播领域的分歧进行总结：
也许比媒介效果的“悲观”或“乐观”预言的区别更重要的是，两个流派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区别。欧洲方法是历史的、哲学的清理和推断，给出一套丰富的但是过度概括的假设。美国方法则是经验主义的、行为学的、自然科学的。因此传播学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经验学派和以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为代表的批判学派的分野。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媒介研究小组在霍尔的带领下，向主流研究范式提出挑战，对经验学派行为主义科学研究的方法进行了批判，并在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下重新界定媒体研究。然而，霍尔并不反对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方法，而是认为对大众传播的研究应该在一个更加开阔的空间中进行，它不应该与社会理论、文化研究与政治研究隔离。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特纳对霍尔这篇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
虽然很难具体明确左倾利维斯主义向符号学/结构主义转变的关键时刻，但是，人们通常把斯图亚特·霍尔的重要文章“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作为一个转折点。在这篇文章当中，霍尔与以往的主流范式——美国的传播模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决裂，并且与美学决裂、与把观众看做大众文化被动的消费者这种观念决裂。在此基础上，霍尔重开分析的篇章，提出一种新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接受理论。《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一文（简称为《编码，解码》）于1973年出现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油印文章中，后来经过多次修订，并于1980年收集于《文化，传媒，语言》一书中。本节对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的研究参考了《文化，传媒，语言》一书中的原文以及《文化研究读本》中的中文译文。
在《编码，解码》中，霍尔引入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作为文本分析的工具，同时借鉴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对大众传媒的信息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以及受众对媒介信息的接受方式进行了综合分析。霍尔首先批评了传统媒介研究中把受众看做被动的信息接收者的“线性传播”方式，即“信息发送者——信息——信息接收者”的传播模式，指出在实践过程中，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等诸多环节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即“主导的复杂结构”。在这个“主导的复杂结构”中，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独特的形态。在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影响下，霍尔试图通过对霸权关系的思考，提出在这个“主导的复杂结构”中，信息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等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控制之下、按照某种特殊的规律进行。
霍尔首先引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重温了商品在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诸环节，从而提出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普通商品的生产并无两样。霍尔提出电视文本和商品生产一样，都需要经历一系列的环节，如电视文本的制作、节目的播出、受众的收看和意义的生产等。在这几个环节中，霍尔主要描述了电视文本的制作过程和受众的意义生产过程，即电视文本的“编码和解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霍尔感兴趣的是“通过电视节目这一制作的文本在生产者和受众之间体现出来的不同的传播形式和传播阶段”。
霍尔把电视话语的生产环节理解为编码环节，在这一环节中媒体传播机构从事对原材料的加工即信息的生产工作。霍尔指出，在生产过程中制作人员不可避免地会把广播机构和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融入节目制作之中，因此对原材料进行加工生产这一工作首先要求对“代码”进行预设。所谓代码，指的是“解读符号和话语之前预设的，已经存在于加工者脑海中，就像作为语言代码的语法，被看成自觉自然的过程”。在这里，霍尔借鉴了语言学和符号学中的基本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