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杂志与城市
作为大众媒介的杂志是城市空间的另一种描述、记载方式。在表现城市景观方面，杂志与报纸有共同特点，即用文字展现城市的面貌。但杂志又与报纸存在差异。其中最显著的不同体现在时间性与客观性，以及视角立场上。
杂志的出版是以周期性为时间标志的。用新闻史学家让-诺埃尔·让纳内的话来说，这种出版物的出现是由于记者与读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从而创立了一种定期的“会面”。当杂志在17世纪由不定期出版物转为定期的出版物，便与受众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关系。伦敦、巴黎、佛罗伦萨、罗马、马德里、圣彼得堡等城市，纷纷出现了刊载文学、科学、政治等方面信息的定期印刷品。从一开始，杂志与城市的关系就极为密切。而随着受众需求的多样化，城市中的娱乐与社会新闻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与报纸不同，杂志的文字具有更丰富的个性与抒情性。例如早期的杂志《历史的缪斯》，其创办者让·洛莱运用诗歌作为报道形式：
我在巴黎四处游荡，
拜访诸多的名门显贵，
出席美味丰盛的宴会，
不是为了做客的快乐，
而是为了倾听的舒畅。
我甚至停驻在小街上，
只为收集更多的信息
……
从以上文字我们可以看到，让·洛莱这位杂志创作人所采取的方式便是在城市中寻找灵感。巴黎的社会名流、街景都是杂志呈现的内容，从这些诗意的文字中，读者可以了解巴黎的城市面貌。作者在城市中的游走，所见所想，就成为读者对城市的感知来源。
与早期报纸相同的是，早期杂志也带有强烈的言论色彩。如18世纪初伦敦的《闲谈者》与《旁观者》这两份辉格党人创办的出版物，为人们提供了自由表达的场所。同时从杂志文章的幽默、审慎与严肃的风格中透示出伦敦这个城市的政治面貌与言论传统。而当时的伦敦民众文化程度高，且关注时政。城市中的中产阶级甚至是民众常聚在咖啡馆大声朗读报纸并加以评论，热衷论战。由于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的交叠，伦敦呈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城市文化与政治地理。报纸与杂志所共同构筑的媒介空间，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于当时城市的观察以及政治局势的理解。伦敦由于《闲谈者》、《旁观者》的创办以及理查德·斯梯尔与约瑟夫·艾迪生等期刊先驱者的努力，使之成为杂志出版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城市。
在大众化媒介充分发展的时期，例如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城市杂志蓬勃发展。作为以城市为中心的杂志形式，这类媒体从各个方面深入城市生活，形成了有影响力的媒介途径。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纽约客》，它以生动的文字反映大都市的生活形态，富有幽默感与人情味。该杂志是人们观察美国以及纽约面貌的重要窗口，它以纽约这个城市的经济、文化、娱乐等为呈现对象，并建立起一个丰富的城市媒体网络。杂志的著名栏目“The Talk in The Town”，将纽约的城市生活作为话题，以表现城市空间的各个方面，成功地塑造了纽约的城市形象。长期以来，人们也习惯了从这些杂志中了解纽约的城市百态。
城市的文化散落在城市杂志所塑造的媒介空间中。国内的城市杂志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新周刊》。诞生于中国南方大都市广州的《新周刊》代表了中国城市中的新锐媒体力量。刊物本身也是透过城市精英群体所提供的文字充分展现城市生活的各个面向。《新周刊》围绕着城市这个主题进行了系列策划，例如《第四城》、《城市魅力排行榜》、《理想城市》、《内心城市榜》、《概念城市》等等，从媒体的视角展现中国的城市与社会的多种样貌。城市的勃勃生机固然是其话题，但城市生活中的残酷与落寞也是杂志中着力表现的对象。例如何树青的《城市之冷》：
我们讨厌平庸但却看不懂城市雕塑，
我们不请邻居到家中做客，
我们不知道同一栋大厦里住着与
我们趣味相投可以一生一世的人，
我们在狂欢之后感到孤独和寂寞，
我们得了强迫症似地买书却懒于精读，
我们迷恋QQ迷恋明星而不珍惜眼前人，
我们贪图一夜情，
我们为口语里夹杂了外语为凡事都知道一点为成为了知道分子而自矜，
我们从日韩流好莱坞新马泰旅游到瘦身整容瑜伽世界杯什么潮流都要赶，
我们为了旅行而辞职或为了分手而离开一座城市却不能适得其所，
我们专挑欠发达的地方旅行并把当地的贫穷看作是一种风俗而进行摄影创作，
我们常常为了自己的理想而选择一座城市却极少考虑帮助这座城市实现它的理想，
……
这些杂志中的文字与报纸中的报道相比，主观色彩显著，而且大多以作者的某种立场进行情绪的表达，能够较为准确地体现出当今城市以及城市人的普遍状态。一般而言，杂志对于城市的描述都带有某种预设的角度，或者是褒扬，或者是贬抑，在文字中形成不同的地理与文化景观。用《新周刊》总主笔的话来说，该杂志的城市社会学是反方法论的，任何模式都是某种“谋杀”，谋杀单座城市的生命力。从具体的文字来看，《新周刊》行文生动，言辞激烈，观点犀利，带有鲜明的批判色彩。其视点绝不是严谨的社会学研究立场，也不理性，而是通过记者个性化的观察、主观的描述，使城市在杂志的空间中变换着身份与形象。由于文字的影响力，《新周刊》所塑造的种种城市面貌逐渐与人们对城市的理解等同起来。
尽管其中不乏不客观的言论，这类杂志仍然会因为文笔的生动锋利，视角的新锐独到而成为人们观察和体验城市空间的重要途径。
杂志与城市的关系随着二者各自的发展而日渐紧密。城市的形象也不再只是建筑、道路和地图所构建，还与杂志所提供的种种视角关系密切。
杂志中的空间与真实的城市虽然存在距离，但它们借助杂志的影响力，使得二者形象逐渐重合。例如成都，2000年被《新周刊》喻为中国除北京、上海、广州之外的“第四城”，并贴上“休闲之都”的标签，一时间“第四城”便成为成都的代名词，并影响到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文化感知。成都也于2007年在武侯大道修建了“天下耍都”，更是对媒体所谓成都“休闲”城市品格在某种程度上的迎合。
三、书与城市
在各种各样的书籍中，人们可通过小说、札记、书信等方式来对城市进行描绘。由于加入了作者自身的立场和观点，书中的城市往往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城市中的人、事、物构成了种种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会空间。
迈克·克朗就曾关注文学作品中关于地理的描述。他仔细研究了描绘城市的各类作品，以及透过不同时期和地区形式各异的作品就城市生活的本质所进行的意义阐释。他认为，文学作品创造了地方感，使得人们在亲身体验之前就通过作品中的文字而形成了对地方和城市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大多受到了作者主观描述的深刻影响。文学作品中通过文字的描绘所展示的空间，由于其代表着作者的主观视角，往往能给人以不同的感受。
例如《巴黎圣母院》中对于15世纪巴黎的描绘，将巴黎上层与下层民众的生活样貌作为表现对象，揭示的是黑暗、贫穷的底层社会空间，及其与虚浮、狡诈的上层社会空间的尖锐对立。维克多·雨果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对巴黎进行了社会景观的描绘。在这部经典文学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巴黎并非一个美丽抒情的城市，而是充满了善恶对抗、阶级争斗的城市。在文字所展示的空间中，巴黎这个城市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人物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等等都一一显露。在作者笔下，15世纪的巴黎是由老城、大学城和新城所组成的三重城郭。这三重城郭分别代表了当时不同阶层的民众聚集之地，也是权力和社会地位的空间表现。
雨果对老城区做了如此描述：
所有暗旧的街道如制桶场街、老呢绒街、制鞋街等等，都曲曲折折地布满在那里……老城区的格雷沃广场则是这样的：占据广场北头一个角落的那座可爱的小塔楼，它的生动的浮雕已经被难看的粉刷盖住，淹没在那些迅速吞没巴黎所有古老建筑物的新式房屋中，也许不久就会完全消失了从格雷沃广场走过的人们，和我们自己不一样，都不会不朝这座塔楼投去怜悯和同情的眼光，它夹在两座路易十五时期的破屋中间。人们可以很容易在心里描绘出附有这个小塔楼的那座主体建筑的样子，并通过它来恢复这十五世纪古老的哥特式广场的全貌。
……
格雷沃广场从那时起就像今天一样保持着这幅惨淡景象，那是由于它本身以及修建在柱子房旧址上的多米尼格·波卡多尔的阴沉沉的总督府所引起的。在那里有一座永久性的刑台和绞刑架，或者按当时人们的说法：一个法官和一架梯子。
……
在我们庞大的巴黎，如今只剩下格雷沃广场一个不光彩的角落，只剩下一个阴惨的、见不得人的、不安和可耻的绞刑架，它仿佛老在害怕被人当做现行犯，每次行刑完毕后就迅速消失不见了。在这些对城市地理空间的描述性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主观感受在其中的表现。格雷沃广场的惨淡景象、总督府的阴沉、旧城区的破败，是15世纪巴黎的城市经由文字中介后的景观表现。像这样渗透了作者情感和经验的理解，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并在某种程度上还原历史的真实。尤其是雨果对过去和现在格雷沃广场的对比描述，极好地阐释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巴黎城市生活的本质。
那么，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笔下，伦敦和巴黎又会呈现何种面貌呢？
巴黎，金鸡路，早上七点钟，街上响起一连串暴怒的、令人窒息的叫骂声。……我勾画出这幅情景，只是为了传达金鸡路是何风貌，争吵不是这条街上所发生的唯一事情，不过，要是哪一天不爆发此类争吵，反而会奇怪了。吵闹声，街头小贩凄凉的叫卖声，孩子们在鹅卵石上寻觅橘子皮的叫喊声，还有夜晚响亮的歌声，以及垃圾车熏天的臭气，一起混杂在这条街上的空气中。
这是一条非常狭窄的街道——两边高耸着丑陋的房子，它们以各种奇怪的角度互相倾斜，仿佛在倒塌前那一刻凝固住一般。
……
巴黎的贫民窟是怪人的集散地——这些人陷入孤独、半疯癫状态，似乎不太愿意过正常、体面的生活。
在从巴黎落魄到了伦敦之后，作者对两座城市进行了比较：在巴黎生活过之后，觉得伦敦的一切干净多了，也更安静，不过也更乏味。我有些怀念巴黎电车的吵闹声，后街上那些嘈杂的生活画面，还有警察列队整整齐齐地走过广场。伦敦人的穿着更加笔挺，脸也更和善。……伦敦的酒鬼更少，街道更干净，吵架的事也少，却显得更没劲。人们三五成群地站在街角，看起来有点营养不良，……伦敦的空气比巴黎要更加平和一些，这里是茶壶和劳务交换的地方，而巴黎是酒吧和血汗工厂的所在。
乔治·奥威尔对巴黎和伦敦这两座城市进行了一次体验式的描绘。奥威尔主要关注的是城市贫民的生活，因此，无论是巴黎还是伦敦，在作者的视野中呈现的都是下层民众生活的环境。虽然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是奥威尔的虚构，但其中所揭示的社会层级关系以及城市的生活状态却是极为真实的。在巴黎和伦敦的生活经历中，奥威尔用简单易读的语言描述了极为触目惊心的城市生活。虽然都是生活在底层，巴黎和伦敦却不一样。巴黎的底层人民虽说穷困，但伦敦对人的精神的桎梏和折磨更甚。为了避免成为暴民，伦敦监狱的囚犯被当权者强迫进行着无所事事的“忙碌”。思想上的被操控远比肉体的束缚要严重得多。因此，奥威尔在这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用极为平白的话语对两座城市进行了极为真实而细致的描画。
城市，是故事的发生地，同时也是经由文字媒介表现的文化对象。同样是描述巴黎这种城市，在美国人亚当·戈普尼克的笔下，则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这座城市是一个巨大的、非个人化的建筑，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精致、复杂而即兴的经历的城市。我喜欢的巴黎的建筑物是塞纳河边路上的一个入口处，那里有一个小小的拱门，和我当时一样，你可以把推车直接推过去，到达豪华的巴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