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关于媒介安全的写作灵感来源，是一件有趣的事情。2007年我参加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首届传播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其中一道专业考题是“杯弓蛇影还是确有其事，谈谈你对媒介恐慌的看法”。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表达我的答题思路，我顺手画下了三个模型曲线图，这三张图就是我在本书第九章中媒介安全模型的雏形。当时，我只是想解释媒介恐慌，认为就是大众传媒所反映的社会危机信息大于现实中的危机信息，这么一种状态。为了能进一步说明媒介恐慌，我用另外两个图来比较，其中一个就是媒介与现实中的危机信息变量相等，也就是本书所研究的“媒介安全”。在博士研究生面试时，导师邵培仁教授就要我们写下博士阶段的大致研究方向，以及研究计划和思路。我想了两个方向，其中一个就是媒介安全（另外一个方向是受亨利·詹金斯的影响，想研究大众传媒与粉丝文化的互动，可惜这个想法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重拾过），得到了邵老师的鼓励和好评。媒介安全是通过大众传媒实现非传统安全，而非传统安全又恰好是浙江大学的研究强项。于是，博士三年我的主要研究精力就放在了“媒介安全”研究上。从2008年1月在《当代传播》上发表《关于媒介安全的若干思考》起，开始了对媒介安全理论的梳理与架构，享受拓荒之旅。本书就是在我的博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成熟起来的。
媒介安全理论脱胎自对媒介恐慌的研究，而书中另一个概念“媒介失语”，却是我在博士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答辩过程中，邵培仁教授、吴飞教授、邵志择副教授等联合建议的，他们认为“媒介失语也是一种非安全状态，而且更加符合我国在危机中传媒的表现”。之前，我把这一信息传播不足的状态也归入导致恐慌的成因，和媒体传播的危机信息多于真实现状一样，媒体的信息不足也会导致公众恐慌。在仔细听取了老师们的建议之后，我把信息不足的媒介恐慌重新命名为“媒介失语”。这一建议既完善了我的“媒介安全：在媒介恐慌与媒介失语之间”的理论模型，也为媒介安全体系的全面建成填补了最后一块空缺。
相对于研究思路的成型，研究材料的收集和论文的实际写作过程要困难得多。在媒介安全的研究航道中，有一块暗礁是必须从旁小心通行的，那就是媒介管制。媒介安全并不是要加强媒介管制或审查，相反，媒介安全的主体是媒介，相比较于外部审查，媒介安全更接近媒介自律。
同时，我还必须解答三方面的问题。首先，媒介安全不是要掩盖事实，相反，我在书中反复提及，实现媒介安全最有效的方法是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其次就是研究立场，是站在媒体角度还是媒体管理者角度，或者受众角度，我认为我的立场是和大众传媒站在一起的，政府的媒介管理方式方法，各国都不尽相同，但原则和目的是一致的，就是维护社会安全。第三个问题，如何实现媒介安全？我的建议，始终是法律法规或者自律条例，只要法律不禁止的，那就是合法的。我自以为找到了通向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的大门钥匙，如果有了媒介安全条例，那么就不能再有所谓禁令，也不能再用行政手段干预采访和传播，同时管理大众传媒也有了科学、合理的手段，媒体自律也不再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显然，仅仅通过一本学术书籍还远不能实现我的理想，因此，我想说，这本《媒介安全论》是起点，而非终点。我相信，政府、传媒和公众都可以接受的约束，反而是给予了约束之外的自由和空间。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我想尽情地表达我由衷的谢意。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邵培仁教授，这种感激是难以言表的，感谢邵老师十年来对我的关心、爱护、指导、教育和提携。今年是我们相识十周年，我希望能够用这本学术著作来感谢恩师对我的培养。我始终记得邵老师的话：“要把每一本新著当作自己的学术最高峰。”邵老师严谨治学、因材施教、高风亮节、为人师表，是我心目中的一代宗师和人生楷模。
其次我要感谢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的各位老师们。吴飞教授、李岩教授、李杰教授、范志忠教授、赵晶晶教授、胡晓云副教授、沈爱国副教授、邵志择副教授、韦路副教授等，还有张梦新教授、王哲平教授、卫军英教授、潘知庚教授、余潇枫教授、施旭教授等校内外诸多老师的谆谆教诲，使我同样获益终身。
感谢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的博士同学们，在我的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感谢同门的兄弟姐妹，友谊地久天长。
感谢我所在单位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们，对我十年成长的关照与支持。今年恰逢建校十周年，作为建校教师之一，倍感荣幸，同时也将此书作为礼物献给学校。
感谢我的学生们，无论是我在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带的硕士研究生乔新玉、林敏芳、李冰玉、傅正科、周骥、李飒等，还是宁波理工学院的本科生们，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和你们在一起让我永远年轻。
感谢浙江省社科规划办、宁波市社科规划办和宁波市社科院对我的帮助和支持，本书也是浙江省规划课题《地方文化产业运营研究（06JDCB004YB）》和宁波市学科带头人培育项目（G11-XK08）的主要成果。
感谢所有帮助过、关心过、支持过，或者怀疑过、打击过、漠视过我的朋友们，没有你们我可能早就停止了前行的脚步。
感谢我的家人，我敬爱的父母何亚雄先生和邵萍女士，他们都是教龄超过30年的教师，从事着和我的爷爷奶奶一样的职业。感谢相濡以沫的爱妻韩雪峰女士和可爱的女儿何沐沐同学，你们永远是我力量的源泉。
感谢传播学的诸位先贤，感谢你们创立了如此生动而让我着迷的学科，以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相关学科的前辈们，感谢你们提供的学科养分，让我的研究永不满足且更加精彩。
2011年9月于宁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