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俗化、都市化、多元化：中俄传媒文化转型的真实体现
如上所述，中俄传媒文化转型，是两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随着两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民主政治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实行，经济快速发展促使都市化进程加快，社会分层结构进行重组，形成了诸多新的阶层，商品经济的发达促使消费替代生产成为主要生活方式，市场逻辑和金钱利益成为社会关系定位法则，加之文化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各种文化的进入，使得两国的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受到巨大冲击，其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优越性受到置疑并开始世俗化、通俗化的重构，而最重要的是以追求商业利益为宗旨，满足工业化、都市化、商业化所形成的大众浅薄的、表面的、标准化文化消费的大众文化在两国的兴起并成为文化主流，标志着两国文化世俗化、都市化、多元化转型的完成。
中俄文化的世俗化、都市化、多元化转型，成为作为亚文化系统的传媒文化世俗化、都市化、多元化的前提。在传媒民主化、市场化与产业化、传媒技术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传媒文化成为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主要体现。大众文化以文化产业为特征，以现代科技传媒为手段，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市民大众为对象，具有商业性、娱乐性、技术复制性等特点，强调主体参与、感观刺激、精神快餐和文化消费的都市化、市民化、泛社会化审美追求。这种文化形态与当代大众传媒技术复制、传播面广、媒介产品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的特征一拍即合，体现为都市报热、广播的窄播化、电视频道多元化、网络草根化等方面；体现为媒介融合与形态多元；体现在传播形式与内容的平民化、大众化、娱乐化等方面。中俄传媒文化原来承载与建构的泛政治意识形态，以对马克思主义机械认识所形成的封闭、单一的主流文化，由此被反映追求个性和精神解放的世俗生活文化，主要服务于快餐式的和感官刺激的都市文化所代替，杂糅了各自主流文化、传统文化、精英文化、西方文化、大众文化等文化因子，形成了世俗化、都市化、多元化发展的传媒文化景观。
（五）中俄传媒文化转型的特殊性与启示意义
中俄传媒文化世俗化、都市化、多元化的转型，符合传媒文化表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世界潮流。但正如两国社会转型与西方国家现代化转型本质一致的同时也存在着先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的差异一样，中俄传媒文化转型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中最主要的体现就是，中俄传媒文化转型，同样是一种后发外生型的文化转型，不是如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由社会内部通过长期思想文化启蒙，很自然地在科学、民主、理性等基础上，随着社会传统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随着宗教世俗化改革和都市化走向现代化的，而主要靠外部影响，逼迫社会由上至下进行追赶式的变革形成。传媒文化转型的历史短，面临着与传统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决裂与选择，面临着由宣传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向市场经济文化的突然转型，面临着西方传媒文化强势进入的选择，势必显得激烈、动荡得多。在俄罗斯，传媒文化转型起初选择激进的模式，企图抛弃原苏联传统，走一条完全西化的民主、自由、多元的发展道路，但传媒文化所反映出的却是舆论混乱，主流价值失范，精英文化失去生存空间，大众文化低俗泛滥，社会道德水平下滑，公众失去文化灵魂的现实，以至于普京上任后，不得不树起国家主义的大旗，致力于继承俄罗斯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国家可控的，适合俄罗斯国情的当代传媒文化。
而中国的传媒文化转型虽然选择的渐进式道路，但一直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社会，面临海外文化思潮和大众文化的涌入，巨大反差在文化变迁和公众影响方面所产生的冲击也是难以想象的。在转型初期的上世纪80年代，邓丽君轻柔缠绵的歌曲，西方、日本和港台的电影、电视剧、小说，崔健的滚，标志着文化世俗的回归，同样也宣布了传媒文化转型的开始。自此，在中国社会发展中，一次次文化思考与研究的热潮被掀起，有关文化转型的争论成为重要的话题。处于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传媒文化，应如何处理传统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与西方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关系，如何维护传统，避免过度消解传统和主流，如何避免现代化转型中被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所蛊惑，避免绝对自由、民主的传媒意识形态控制和文化殖民，避免过度追求经济效益而导致精英文化失落，大众文化走向媚俗、低俗的泥淖等等，始终是我们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传媒文化转型与建设的关键。
总之，中俄传媒文化转型，从转型的世俗化、都市化、多元化的目标而言，与西方具有一致性，但又有各自不同的国情。由外至内的改革使中俄传媒文化转型中面临更复杂的问题和局面，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主流与亚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等二元对立的关系，构建有各自特色又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传媒文化。两国传媒文化转型的异化现象多，容易走极端，处理不好，将对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第四节中俄传媒现代化转型的现代性异化问题
现代化和现代性，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两个复杂又紧密联系的关键概念。从社会学角度而言，现代性是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而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在结构功能主义那里，这些特征就是民主化、法制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等。可见，社会学意义的现代化和现代性，不外乎就是动态的过程和静态结果的差别，也就是说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属性，二者在内涵方面有很大的一致性。
但是，现代性成为诸多学者思考的核心概念而言，其更深层次的涵义，却是属于哲学层面的，属于哲学反思所把握的时代本质与精神。现代化主要是一个在经济学与社会学层面上谈论的范畴，表明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表明社会在这一文明变化过程中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上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的根本变化，以及社会在城市化、信息化、教育普及、知识程度提高等方面的巨大进步。现代性则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从哲学的高度审视文明变迁的现代结果，着眼于从传统与现代对比上，抽象出现代化过程的本质特征，着眼于从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上把握现代化社会的属性，把握现代应有的时代意识与精神。由此，哲学层面的现代性，就是指启蒙运动以来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形成的，包括自由理想、科学、进步和理性、人文主义、实用主义等核心要素的一种新的文明。
从以上简单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区别可以表明，无论是社会学还是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都是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一种结果，因此，要研究社会转型出现的问题，不应该是现代化的问题，而是研究作为结果的现代性实现与否的问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是否存在现代性异化问题，它是当代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对于社会转型结果与现代化目标在各方面存在的背道而驰的现象的现实总结乃至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
现代性异化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伊始，就同时出现了关于现代性这一进步精神的批判，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在其著名论文《论科学与艺术》中就专门指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并没有改变社会风尚，反之使人的生活更复杂，使人类堕落更深，是以成为人类不幸的最大因素；19世纪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提出了美学现代性，认为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感觉的当下性，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由此与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性产生强烈反差，并由此对其进行深刻的批判。
1944年，阿多诺及霍克海默的名著《启蒙辩证法》出版，成为现代性批判理论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们认为：现代文明主要是一个世俗化世界的建立；但人的精神性内涵，也因过度强调理性而被破坏了。全面世俗化，只会使人自我提升的力量，转为对物质的欲求及热情；而对社会的救赎，将不再关心。崇高的理性，则已经被工具理性所取代；理性已经成为人欲望的工具而已，是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建立、为了人类的私欲扩张及相互竞争而服务。而文化工业已经让社会丧失了批判性，让人们迷失在短暂、快速的快乐假象里。因此，原本多元化社会之理想，只是转变成了旧用商品的多元性而已。
人，最后也被现代社会规范成了消费大众，自主性降低。自由，最后成了任意掌控世界、破坏大自然的自由，成了大量消费与强力促销的一种自由而已。他们最后的结论是：启蒙时代自身，只是一个充满了理想性的迷思。其实，从头到尾，启蒙时代是对人类的一种欺骗。而社会学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认为，奥斯维辛集中营也是现代工厂体系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的产品是死亡。大屠杀配备着只有最先进的科学可以提供的武器，走的路线也是由科学管理有序的组织所设计，现代文明虽然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由此揭示了现代性最冷森森的可怖一面，成为对现代性最尖锐的批判。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出版《风险社会》一书，基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基础上，指出由于人类的科学、理性实践，已经使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的发展阶段。他认为，现代性促使人类社会发展，同时也造成现代性的悖论，其结果就是风险社会的来临。民主、理性走向反理性、权威化和世界的无序化；工业化、市场化导致人的异化、资源枯竭、物欲横流；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却导致技术异化、生态环保问题、恐怖主义、战争、健康问题；自由、个性导致大众文化低俗化、人文精神的没落、生活如何重新道德化、人性如何再次启蒙、存在的焦虑等等，再次对现代性异化问题进行了最深刻的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