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针对渐进与激进改革各有利弊的特点，中国选择渐进的社会转型模式，并不意味着在社会所有领域和所有问题改革方面都采取粗放式、点状式的改革，在一些方面，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中国的改革甚至可以说是激进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改革的速度要快一点，步子要大一点，但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实实事求是的方针。而俄罗斯虽然总体采取了激进的转型模式，但本应进行的改革，如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等，却显得异常缓慢。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渐进中有激进，而俄罗斯则是表面激进，之后又被迫转向渐进，激进改革的很多目标并未实现，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不能绝对化地对待两种模式的理念。
最后，从中俄社会转型的后果、存在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看，两国转型模式的选择在总体上已趋向一致，那就是保持渐进式发展总体特征，但又体现出不同阶段的政策选择。中国的社会渐进转型，保持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文化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社会凝聚力不断增强，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渐进性改革的优势所在可能正是它所伴随某些缺陷的根源。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已经进入深水区，到了真正肯硬骨头的时候，渐进性改革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所导致的强势利益集团形成问题；在原有体制之外建立新的体制，造成多种体制并存，增加体制之间的摩擦和损耗，导致进一步改革阻力增大的问题；实验推广所导致的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和收入不平等问题；粗放型发展战略造成增长质量下降和资源损耗，增量改革已经走到尽头问题等等，均是我们在未来社会转型中要引起高度重视和急需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一方面我们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国民经济与社会全面、持续、可协调发展，渐进的思路仍然是主流。但同时，我们对于一些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存量因素，包括政府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法制建设、金融体制建设等，又要花大力气，毫不犹豫地进行快速改革，使其符合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使我国社会转型由增量变革转向存量变革，为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空间。
就俄罗斯而言，转型初期的激进模式给其社会发展带来了灾难，教训是深刻的，但相对而言，其对俄罗斯传统体制桎梏的解放也较为彻底，对诸如国有企业改革、市场调节体系的构建等问题解决得比较彻底，俄罗斯已经初步建立起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完整制度。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些积极因素也给其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俄罗斯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后果，使其在进一步转型中所面临的情况和中国刚好相反，其经济发展虽然进入快车道，但激进改革所导致的社会价值混乱、寡头利益集团形成、贫富分化加剧、市场体系紊乱、人民生活水平急剧降低等问题，却需要一种纠错式的，由激进到渐进的回归过程。普京总统上任后，强调寻找适合俄罗斯国情的改革道路、重塑俄罗斯国家至上的价值观、强化国家权力，建设国家控制下的民主和市场经济、进行全面社会改革，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转型理念和政策，正是其社会转型由激进转向渐进的真实体现，俄罗斯也因此在近几年内实现了国家少有的稳定和快速社会发展。
二、从社会转型模式到传媒转型模式
对中俄社会转型模式选择的辩证认识，同样适用于中俄传媒模式选择的评价，中俄传媒转型模式的选择，也不能用机械的、短视的眼光去看待。从转型的过程和结果看，中国选择渐进的传媒转型模式，使得媒体在维护社会舆论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媒体自身也获得发展的社会空间，在保持意识形态属性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的前提下，其传播更加符合信息传播规律，传媒实现了自身产业化、市场化发展，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支柱产业之一。因此，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渐进式的传媒转型，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国情，是正常发挥传媒系统在社会发展中积极作用的保障。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渐进的模式使得我国传媒的改革总体体现出碎片化，反映出一种边缘突破、增量改革的粗放式发展特征，传媒产业经过十多年快速发展以后，由于其宣传机构、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的多种性质，也给其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巨大阻力，传媒的增量发展已经到了尽头，已到了必须进行体制等存量改革，重新释放传媒产业活力的关键时期。
而俄罗斯激进的传媒转型，从政治上看，造成了其意识形态混乱、舆论分散、政府政策得不到舆论支撑，难以执行，传媒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公信力差；从经济上看，传媒快速市场化、私有化导致了传媒数量多，质量差，传播范围窄，效果低，产值低，传媒垄断；从文化上看，造成社会思想混乱，文化低俗化等等，也使得其传媒转型不得不放弃激进发展方式，转向在国家总体控制下，在保持传媒意识形态属性稳定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传媒体系的渐进方式。但同时，我们仍应该看到，俄罗斯传媒转型在体制改革、市场体系构建等方面的彻底性，也为其传媒业未来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以1992-2008中俄传媒市场的广告发展数据和增长速度对比为例，就可以很容易地体会到两国传媒转型所反映的上述规律。
实行渐进式的传媒转型模式，使得中国广告的各年度经营额和增长率呈稳步上涨趋势，每年都有增长，且总额不断扩大，成为世界广告大国。但2000年以来，中国广告业却呈现出一种失速的态势，不仅增势趋缓，2001年只有11.5%，达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
2006-2008这三年，更成为广告发展的严冬，2008年增幅只有9.1%（这之中也不能排除基数大了的原因）。这些数据再次说明，渐进式的模式能确保传媒业稳定、持续、无间断的发展，但同时由于增量改革导致多种体制、观念等并存，传统经营管理理念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等方面的矛盾，也容易导致传媒业积累大量的问题而影响发展。对于此问题，喻国明教授曾通过广告发展分析指出，我国传媒业发展拥有世界最大的发展潜力和可能，但现实的状况却是，我国传媒业正经历改革以来最大的衰退，处于失速的严重状态之中。巨大的增量空间与发展的失速表明，媒业渐进转型模式的深化成为我们应该思考的主要问题。
从表3.2俄罗斯广告年经营额和年增长率可以看出，实行激进的传媒转型模式使得俄罗斯广告发展呈跳跃式、阶段式、断裂式的发展，快速市场化使得改革初的俄罗斯广告发展力得到释放，1993和1994两年增幅巨大，分别达到55倍和23.7倍，但社会和市场发展的混乱又使得其1995、1998、1999年广告发展呈负增长，广告经营总额急剧下降。而2000年以来，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走上健康道路，俄罗斯广告年经营额就体现出一种连续增长的态势，年平均增长率达35.5%，成为世界上广告收入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从客观上说明激进式变革为俄罗斯传媒创造了积极的市场发展条件，虽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赞同俄罗斯激进模式的改革，但其中的一些现实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当前学习和重视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俄两国政府均能正确处理各自传媒转型模式的未来选择，充分认识到各自实行的传媒转型模式的优势和不足，并有针对性的改革，互为补充，实际上形成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根据李良荣教授的观点，中国早在1996年后，传媒转型开始进入整体推进，从粗放式的数量扩张进入集约化的内涵发展，开始进行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而2003年以来，我国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到2009年，《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和《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相继通过，则标志着国家对以媒体为核心的文化系统有关体制与成熟的市场体系建设等核心内容进行改革的决心。普京总统上任以来，在国家推行可控民主，发挥媒体舆论功能和价值重塑功能，重新树立媒体传播国家和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打击寡头，政府重新掌握媒体控制的主动权，在国家的控制下稳步推进传媒市场化、产业化建设等渐进式政策，则从客观上促进了俄罗斯媒体发展的理性回归。我们相信，在正确的转型原则指导下，两国传媒未来发展的前景应是光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