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实甫《西厢记》对才子佳人剧的范本意义
王永恩
王实甫的《西厢记》在才子佳人剧的发展历程中有着特殊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一扫以往才子佳人故事的粗糙简陋，以曲折动人的情节、细腻生动的描写，令人耳目一新。
《西厢记》的故事源头来自元稹的传奇《莺莺传》，但无论是在主题思想还是情节结构乃至人物塑造上都和传奇有较大的区别。《莺莺传》问世后，以此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开始出现：宋代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载了官本杂剧数段《莺莺六幺》；宋代罗烨的《醉翁谈录》中载有话本《莺莺传》；金代董解元作有《西厢记诸宫调》，由此可见崔张的爱情故事已经引起了创作者的兴趣。在这些以《莺莺传》为原型的作品中，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董解元对《莺莺传》的故事和人物进行了改造，张生从一个负心汉变成了多情种，结尾以崔张喜结连理告终，不再是悲剧而是喜剧了。“董西厢”的种种改动显然给王实甫创作《西厢记》以巨大的启发。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它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仅使它成为元杂剧中的压卷之作，而且作为一部典型的才子佳人剧，对后世同类题材的创作起着范本的作用。此后的才子佳人剧虽面目各异，但均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西厢记》在思想和表现形式上的影响，说《西厢记》是真正意义上的才子佳人剧的开山之祖恐怕不为过。
一
《西厢记》是一部喜剧，洋溢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它描写了张生和莺莺曲折的恋爱经历。在这个爱情故事中，蕴涵着两个重要的思想内容，一是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自主；二是对建立在“情”的基础上的爱情的肯定。
张生和莺莺虽然一见钟情，但是从一开始的情形来看，却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莺莺不仅早就和郑恒定了亲，而且崔、张二人的门第差距过大。现实生活中的重重壁垒使得二人连接触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自由恋爱了。孙飞虎围攻普济寺，给崔、张二人关系的转折带来了契机。老夫人声称谁能解困，就把女儿嫁给谁。张生请来了白马将军杜确平息了孙飞虎的叛乱，本以为可以就此实现自己的心愿，谁知却是一场空欢喜。老夫人以莺莺已经定亲为由，不承认这桩婚事。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打击，莺莺和张生不由地对主宰他们命运的封建家长心生怨恨。莺莺连唱几段曲子表达了自己的失望：
【得胜令】谁承望这即即世世老婆婆，着莺莺做妹妹拜哥哥。白茫茫溢起蓝桥水，不邓邓点着祅庙火。碧澄澄清波，扑剌剌将比目鱼分破；急攘攘因何，扢搭地把双眉锁纳合。
【幺篇】而今烦恼犹闲可，久后思量怎奈何？有意诉衷肠，争奈母亲侧半。成抛躲，咫尺间如间阔。
【江儿水】佳人自来多命薄，秀才每从来懦，闷杀没头鹅，撇了赔钱货，不争你不成亲呵，下场头那答儿发付我！
【殿前欢】恰才个笑呵呵，都做了江州司马泪痕多。若不是一封书将半万贼兵破，俺一家儿怎得仔活。他不想结姻缘想甚么？到如今难着莫。老夫人谎到天来大；当日成也是你个母亲，今日败也是您个萧何。
【离亭宴带歇指煞】从今后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浅淡樱桃颗，这相思何时是可？昏邓邓黑海来深，白茫茫陆地来厚，碧悠悠青天来阔；太行山般高仰望，东洋海般深思渴。毒害的恁么。俺娘呵，将颤巍巍双头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缕带割，长搀搀连理琼枝挫。白头娘不负荷，青春女成担搁，将俺那锦片也似前程蹬脱。俺娘把甜句儿落空了他，虚名儿误赚了我。
莺莺酣畅淋漓地发泄着自己的不满，在这不满后面是对自由恋爱的强烈渴望。在封建社会里，家长对子女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子女从小就被教育要服从父母的意志。子女的婚姻完全由父母做主，是不用征求当事人的意见的。在为子女缔结婚姻时，父母更多考虑的是双方的条件，志趣与性格恰恰是不在考虑范围中的问题，这就难免造成悲剧。除了父母对子女的约束外，整个社会的风气也无形中为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制造出很多障碍。在“男女授受不亲”的舆论环境中，世人将男女之间的正常接触视为洪水猛兽。家庭和社会共同树起了高墙，屏蔽了男女接触的机会。这样的情况几乎持续了整个封建社会。但是，防范再严密，也不可能完全阻挡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欲望。而实际上，人的自然需求是不可抑制与消灭的，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也越大，如《西厢记》中，当张生和莺莺的婚姻已不能再通过父母许可的正常渠道得以实现后，反而迫使两人以自由恋爱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西厢记》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张生和莺莺在礼教的束缚下无法舒展自由意志的痛苦，张生甚至要寻死觅活。王实甫通过这样的描写，表达出了青年男女要求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的愿望，这在整个封建社会里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而崔、张的要求和现实的矛盾，从深层次来说，实际就是“情”与“理”的尖锐对立。
张生和莺莺的爱情不是肤浅的郎才女貌式的，而是建立在彼此相互爱慕、情投意合的基础上的。张生和莺莺的情感是在彼此的了解加深后，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虽然在《西厢记》里也出现了张生最后考中状元，然后和莺莺成婚的常见情节，但是作品并没有过多地强调张生和莺莺对功名利禄的追求。相反，当张生因为要去赴试，不得不和莺莺分开时，莺莺并未鼓励张生一定要考取功名，而只是嘱咐他：“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还是把“情”置于“功名”之上，这样的爱情摆脱了把张生看成是具有升值潜力的婚姻对象的庸俗思维，而是把感情视为爱情中最重要的东西。《西厢记》从始至终围绕着“情”展开，用浓墨重彩表现“情”。王实甫在剧中提出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祝愿，和对青年男女为了追求自由幸福而产生的叛逆精神的肯定是在当时的社会认识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峰。
《西厢记》表现出来的思想主旨不仅属于它那个特定的时代，也属于以后所有的时代，具有历久弥新的永恒性。明中叶以来，随着“心学”的广泛传播，社会思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长期以来被压抑的人的欲望得到了释放，在以李贽为首的一批哲学家的热情鼓吹下，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讴歌真情、至情的热潮，一时间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主流。“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正是当时人们对“情”的理解。士人们纷纷标榜自己是“有情人”，许许多多的文艺作品描摹了“情”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明亡以后，虽然清初很多思想家对心学持批判的态度，更有激进者甚至认为，明亡就亡在心学的蛊惑乱众上。即便如此，心学带来的对“情”的高度肯定，却没有因此而终结，没有人能够否认“情”的作用。而《西厢记》中对“情”的高扬，与明中期以来随着“心学”的传播而日益高涨的尊崇“情”的社会思潮相契合，这使得《西厢记》在明清两朝仍被奉为才子佳人剧创作的圭臬，受此精神感染而创作出来的作品数量十分可观。如孟称舜的《娇红记》，吴炳的《情邮记》、《西园记》、《画中人》，汤显祖的《牡丹亭》，李渔的《蜃中楼》，乃至洪昇的《长生殿》等无不如此。郭英德曾经这样评述以《西厢记》为代表的作品对于明清传奇的影响：宋元以后爱情婚姻题材文学作品的总主题，是表现处于萌芽状态的个人性爱与封建社会现实、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伦理观念的矛盾冲突。以王实甫《西厢记》为代表的金元杂剧、宋元南戏、宋元话本里的爱情婚姻题材作品，与唐传奇同一题材作品几种揭示爱情同封建门阀制度及其相应的伦理观念的冲突，即情与礼的冲突，并力图寻求情与礼经由冲突达到和谐的途径。——传奇生长期的风情剧基本上延续了这一传统主题。
这个结论是符合明清传奇的基本情况的。
二
《西厢记》在元代众多作品中能够独树一帜，保持经久不衰的魅力，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它在艺术上的成功是其中最关键的原因。
《西厢记》的人物形象塑造一直受到高度评价。它以前所未有的长篇篇幅讲述了一个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心理被描绘得活灵活现。而《西厢记》在这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和它在篇幅上对元杂剧的突破有直接关系的。元杂剧的结构常态是四折一楔子，篇幅不长，这既是因为受制于音乐体制，同时也是因为当时的杂剧作家还普遍不具备讲述长篇故事的能力，这是戏曲发展初期必然的状况。《西厢记》巧妙地打破了这样的限制，它采用了五本二十折因第二本中的楔子唱的是一套曲，因此有人认为第二本应为五折无楔子，故而有《西厢记》共二十一折之说。的方式结构全剧，为讲述大型的故事提供了新思路。《西厢记》是以多本来连演一个故事的杂剧，各本均为四折一楔子。第二本的情况稍有特殊，原因见上。作者用这样的方法解决了元杂剧不能讲述复杂故事的技术问题。《西厢记》在篇幅上已接近南戏以及此后的传奇，它的叙述和铺陈方式很容易为传奇接受和借鉴。同时，《西厢记》还打破了元杂剧“一人主唱”的惯例。“一人主唱，一唱到底”对于充分展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固然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限制其他人物情感抒发的弱点，如《汉宫秋》就是明证。《汉宫秋》是末本，剧中只有汉元帝能唱，而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王昭君虽有丰富的内心活动却不能唱，显然削弱了王昭君的艺术表现力。
《西厢记》中，第一本由张生演唱；第二本中楔子由惠明唱，第一、三、四折由莺莺唱，第二折由红娘唱；第三本由红娘主唱；第四本第一折由红娘、张生轮唱，第二折由红娘唱，第三折由莺莺唱，第四折由张生和莺莺轮唱；第五本中第一折由莺莺唱，第二折由张生唱，第三折由红娘唱，第四折由张生、红娘和莺莺轮唱。这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是有极大意义的。《西厢记》在演唱的问题上，能够灵活变通，显得自由而不板滞。正是因为《西厢记》摆脱了体制上的束缚，所以它可以从容细致地描写人物情感的发展变化，既细腻而又无烦琐之弊，既舒展自如而又不至于散漫无边，极大地满足和提升了观众的欣赏口味。中国描写才子佳人的文学艺术作品，直到《西厢记》的问世，才有了如此完整地描摹恋爱过程与恋爱心理的作品。郑振铎曾对此有高度的评价：“中国的戏曲小说，写到两性的恋史，往往是两人一见面便相爱，便誓订终身，从不细写他们恋爱的经过与他们在恋时的心理，《西厢》的大成功便在于它全部都是婉曲和细腻地在写张生与莺莺的恋爱心境的。似这等曲折的恋爱故事，除《西厢》外，中国无第二部。”
《西厢记》中的男女主人公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过程被王实甫表现得摇曳多姿，微妙传神。崔莺莺和张生初次相逢，虽无任何表情，但却向张生送去了“临去秋波那一转”。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却又分明发生了些什么。和张生见过后，莺莺情丝萦绕，但又因这非分之想完全是不现实的，因而更觉惆怅。母亲悔婚食言后，从前从无强烈感情表示的莺莺第一次对母亲的专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这是莺莺追求自由情感的第一步，尽管顾虑重重，但对纯真爱情的渴望还是促使她一步步背离了母亲为她早就安排好的符合传统规矩的道路。可是，迈出这一步对于莺莺确实是不容易的，她热烈地憧憬爱情，但这又和自己从小所接受的观念有着根本的抵触，她无时无刻不在和自己斗争，她的内心处于极度的纠结中。这一点突出表现在“赖简”一折中。
得知张生卧病，莺莺让红娘去看望，张生托红娘给她带来了一封信，莺莺一看到这封信心中虽是高兴，但又不便表现出高兴，否则那就是轻浮了。同时那些礼教也不是她可以说摆脱就能立即放下的，出乎意料地，莺莺朝红娘大发脾气：“小贱人！这东西哪里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我几曾看惯这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的下截来！”然后写了一封信给张生，告诉红娘说是要教训他的，结果竟然是一封约张生见面的信。而当张生真的赴约来了，莺莺又突然变卦，板起脸把张生数落了一顿，把张生搞得不知所措。莺莺的微妙心态可见一斑。几经周折，在决定和张生私会后，她仍然表现得是那样的扭扭捏捏。如果说古往今来的爱情的挫折大都是来自于外界的干涉的话，那莺莺的爱情风波则更多是由她的性格造成的。莺莺强烈的爱情追求，和她自身的矛盾，驱使着她反反复复地和自己较着劲，最后艰难地取得了爱情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