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剧
周贻白的现代剧创作于上海的沦陷时期。这期间的政治环境比孤岛时期更加险恶，从事戏剧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危险的走钢丝游戏——绝端狭窄的生存空间，游丝般细弱的呼吸”。这种形势下，上海的话剧创作不得不规避敏感的政治话语，整体转向市民阶层喜好的通俗题材。作为中旅的专职剧作家，周贻白剧作也要符合剧团的剧目选择原则。早在1937年，唐槐秋就表示：“为着广大的小市民观众的争取，与话剧影响的扩大，希望新的剧本的内容，与这些主要的对象更接近。太智识阶级的，和与他们生活隔绝得太远的，他们很难以接受。”剧团要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生存，就要考虑到票房和观众的欣赏趣味。周贻白这时期的现代剧，都是专为商业演出而创作的都市市民剧。他第一个公演剧目是1942年八九月间演出的《绿窗红泪》，最后一个是1944年六七月间演出的《姊妹心》，其中《绿窗红泪》、《金丝雀》、《阳关三叠》是其代表作。这些剧作在表现内容和艺术风格上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要描写了中上层家庭内青年男女的情感和经济纠纷，以及娱乐圈中舞女、伶人舞台幕后的悲情故事，展现了市民社会的真实世态人情。四幕剧《绿窗红泪》讲述刘玉英同弟弟齐心协力从母亲情人彭福山手中夺回家产，姐弟之间却因争夺家产反目成仇，家庭破碎后刘玉英又遭表弟感情欺骗，悔恨自杀的悲剧；《阳关三叠》也是四幕剧，主要写的是小职员李伯年贪图名利，想让自己的大学生妹妹李曼云嫁给银行经理贾汉涛做姨太太，妹妹却爱上了媒人闵孝庵之子元超，两人随二哥李仲华及其女友到“一种有生气的地方去”了。周贻白的家庭剧还有描写富家兄弟“舞场夺艳，兄弟阋墙，家庭惨变”的《云淡风轻》，和“唐山实事家庭悲剧”《姊妹心》。五幕剧《金丝雀》，写当红歌舞明星洪素兰，不愿做富商赵国元包养的“金丝雀”，但在赵国元和歌舞团老板的联合胁迫下难以获得自由，最后死在情人龙德标的枪下；《春江花月》描写的也是演员舞台幕后的情感故事：“舞台幕后春色暗藏，丹桂飘香腻事遍传”；《花蝴蝶》取材于坤角腻事，“描写评剧演员私生活，刻画古都名伶的写实史”；《花花世界》则是表现舞女生活的，写一女学生被资本家引诱，而后堕落为舞女，难遇知己，跳楼自杀。这些大家庭男女情爱、财产纠纷，和娱乐圈明星、舞女的绯闻轶事，都是当时的市民阶层感兴趣和津津乐道的题材。在《申报》的演出广告上，这些剧作也经常以“上海实事”、“社会实事写真”、“事实悲剧”这样的字眼号召观众。
仅就题材内容来说，周贻白的剧作和孤岛时期于伶的现代剧有许多共同点。于伶的《女子公寓》、《花溅泪》、《夜上海》也都是写舞女和交际花故事的，题材俗浅，很投合一般市民观众的审美情趣。不同的是，于伶剧作的格调比较高昂，他的女主人公往往在觉醒后奔向延安或投身战场，这种格调与其剧作创作于孤岛时期有关，也是于伶的左翼剧作家身份使然。
第二，周贻白的现代剧对都市中年轻女性的生存困境给予了特别关注，表达了或讽刺或劝诫的主旨。周贻白笔下的李曼云（《阳关三叠》）、刘玉英（《绿窗红泪》）、洪素兰（《金丝雀》）这些年轻女性，一般都是追求爱情自由、人格独立、男女平等思想的新女性，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打碎了她们的梦想，她们无奈选择了逃离和毁灭。李曼云在爱情上坚持独立自由，差点落入李伯年、闵孝庵和贾汉涛编织的圈套，幸亏她的恋人和二哥救了她。与李曼云相比，刘玉英和洪素兰就没那么幸运了。刘玉英个性很强，具有男女经济和社会地位平等的意识：“我不相信这种完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我预备在刘氏门中建立一个由女性传衍下来的宗派。为什么只有儿子可以承受遗产呢？为什么一定要男孩子才能接续香烟呢？”她赢得了继承家产的权利，却没能逃脱女性性别的悲剧，被人欺骗怀孕又遭抛弃，最后决绝地选择了自杀：“我不愿苟延残喘地让人家听到我的呻吟！”洪素兰渴望过一种自由的生活：“本来人家叫我做金丝雀，这名字，并不是我所欢喜的，因为我并不想做人家的玩具，整天整夜让人家关在笼子里，卖弄着自己的羽毛，唱歌儿给人家听。假使我真是一只金丝雀，那我就要凭着两翅膀，到处飞，到处游！要到哪里就到哪里，不管天有多高，地有多阔，我要飞一个痛快，游一个痛快！（闭目凝思）那样，才是真正的金丝雀！”她告诉赵国元：“一颗心，是金钱买不到的。”为追求自由，洪素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剧作者在惋惜这些女性不幸境遇的同时，对她们的某些不当行为也提出了劝诫和抨击。为了使观众和读者明白他的寓意，周贻白在《金丝雀·自序》中揭示了此剧的主旨：“人孰不愿自由？金丝雀讵能例外？此义推而广之，有有形之笼，有无形之笼，或藉以范其行动，或藉以囿其权能，为仆隶、为妾媵，义固同也。一念之差，全局皆错，则其结果亦与金丝雀等耳。”李曼云追时髦学京戏、出风头，刘玉英不顾亲情与弟弟对簿公堂，洪素兰玩弄男人的心态，这些“一念之差”都使她们面临困境。然而真正造成她们悲剧的，还是围绕在她们周围的李伯年、闵孝庵、贾汉涛、赵国元之流所组成的市民社会这个“有形之笼”，和世俗的价值观念这个“无形之笼”。为了不引起市民观众的反感，周贻白对李伯年、赵国元这类市民社会中常见的人物以及市民阶层的道德、价值观念，没有给予无情的批判和彻底否定，而是进行了适当的讽刺和劝诫。
与“五四”社会问题剧中毅然离家出走、奔向爱人怀抱的田亚梅（胡适《终身大事》），和离开丈夫的“泼妇”于素心（欧阳予倩《泼妇》）们相比，周贻白笔下的女性是新一代女性，她们或有财产或有职业，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她们仍然只能选择出走或死亡。从这一点上来说，周贻白对都市年轻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和对社会的劝诫与批判，是对“五四”话剧启蒙主义主题的继承。
第三，这些剧作大都是四至五幕的多幕剧，人物众多且关系复杂，情节曲折离奇，表现出周贻白高超的驾驭素材的能力和编制剧情的技巧。《阳关三叠》共分四幕，场景在李公馆和闵家交替变换，出场人物达16个，以李曼云的婚事为主线，在描写李伯年一家的同时，又穿插了闵孝庵和贾汉涛两家的事情。此剧把三家中的李伯年、张淑华夫妻不合，李仲华与嫂子的不伦之恋，李家的兄妹矛盾，李仲华、汪月秋和闵元超、李曼云两对恋人之间的真爱，闵家父子矛盾，闵孝庵和贾汉涛的阴谋诡计，贾汉涛和汪月秋父女恩怨等诸多事件有条不紊地编制在一起，戏剧冲突尖锐，悬念巧合频出，精彩场面迭起，令人目不暇接。《金丝雀》的出场人物也超过了10个，情节也十分复杂。剧本围绕主人公洪素兰与赵国元、龙德标的三角关系，写了她与赵国元、妓女曼丽，她与龙德标、龙妻顾氏，她与妹妹玉兰、小学教师李文华之间三对男女关系，以及她与剧院老板的利益关系，真实展现了一个红歌舞明星痛苦、混乱的生活状态。周贻白其他的现代剧在情节结构上也有与《阳关三叠》和《金丝雀》相类似的特点。可以说，周贻白是中国话剧史上为数不多的最会说故事的剧作家之一。
当时的话剧演员钱英郁（孟度）曾这样评价周贻白现代剧的情节结构特点：“我不知周氏是否受过日本‘新派戏’或是民初的‘文明新戏’的影响，他所采取的还是新派采取的Well made play‘佳制剧’的创作方法”，“他写的戏也如文明新戏似的，是很接近于melodrama（传奇剧或曰闹剧）”。正如钱英郁所说，周贻白的确和文明戏有很深的渊源，他剧作的情节安排和文明戏有相似之处。文明戏通过日本新派剧间接受到了欧洲情节剧（又名闹剧、传奇剧）和佳构剧的深刻影响，情节进展中经常设置误会、巧合、私情、阴谋、下毒、枪杀、出家、死亡等犯罪或非常态事件。同时，文明戏也继承了传统戏曲的一些特点，情节曲折复杂，极富传奇性和浪漫色彩。正是因为二者在情节结构上的相似性和对家庭戏的偏爱（文明戏从1914年“甲寅中兴”开始，家庭剧盛行），周贻白的剧作在专演文明戏的绿宝剧场和皇后大戏院曾多次演出，很受观众欢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周贻白对西方的戏剧技巧也做过深入的研究，他曾经写过一篇理论文章《三十六种剧情的检讨》，将西方戏剧创作中基本剧情与中国传统戏曲中的情节一一做了对照和补充。
此外，周贻白的有些剧作还插入了喜剧元素。如《阳关三叠》中的闵孝庵，为别人费尽心机做媒，结果却做到了自家儿媳头上，他的荒唐行为是可鄙又可笑的。如有“流线型新悲喜剧”之称的《金丝雀》中，作者有意识地加入洪素兰的倾慕者李文华和龙德彪的妻子顾氏这两个喜剧性人物。李文华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呆气、较真和不合时宜，与顾氏小市民式的愚蛮、刁悍和自作聪明，都是很引人发笑的。当时有评论者称此剧“是值得观看的一部”，“因为它很合乎喜剧的条件”。这些喜剧元素的添加，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市民对话剧娱乐性的需求。
周贻白的现代剧上演后，曾经有人批评其剧作“无甚价值”：“问题就在作者只抓住一部分的浮表的人生现象，作为‘借题发挥’的材料，来‘讽劝’、‘纠斥’、‘指示’，来倾此‘中心所欲言者’，然而我们看到的除了慷慨激昂的议论、痛诋以赢得大快人心的鼓掌，勾心斗角的遗产纠纷，争风吃醋的男女关系，以及正风易俗的道德教训外，还有什么呢？”他的《姊妹心》也遭到类似的批评：“故事情节脱不了家庭实事的窠臼，周贻白这种写剧的动机，正相当于‘讽劝世道人心’的文明戏。所差者，只是有台词的幕表戏罢了。”这些批评虽有其合理成分，但总体上说是十分偏颇的。
周贻白的剧作非常真实地展现了当时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尚。他往往以公馆客厅、娱乐场所作为主要场景，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中讲述女主角一波三折的情感故事，表达对社会的讽刺和规劝。他的人物、故事有类型化倾向，主题意识也相对浅显，但并不是倾向于反映生活表象、思想格调不高、喜欢迎合小市民庸俗趣味的文明戏。也许他的《姊妹心》、《花蝴蝶》等剧作在绿宝剧场演出时，演员采用了文明戏惯用的离开剧本随意发挥、穿插噱头制造笑料等手法，从而给人以“文明戏”印象。
相比较而言，另外一些剧评人的观点则更加中肯。如虹影评价《花花世界》时说：“我们觉到周贻白的剧本，最可取的，便是紧紧抓住社会的现实，像《新姊妹花》、《欢乐年华》等，都予我们亲切实在的感觉。《花花世界》也是如此……像这样的故事，是太现实，也太多了。”女作家关露在谈及《阳关三叠》时，认为李曼云“这种女性出现于《金丝雀》，也出现于《阳关三叠》；并且也常常出现于我们的社交之间。”“这个故事是非常迎接现代的人情，非常现实的。但是，也如周贻白所编的剧本中有过的优点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缺点，这个缺点就是故事的穿插过多，甚至于由于穿插过多而妨害了正戏。”“于是一个分明严肃而现实的戏剧就变成一个巧合而带些滑稽意味的戏了。”关露称赞周贻白剧作真实反映当下社会现实的同时，也非常准确地指出了他情节结构方面的优缺点。
总体而言，周贻白的话剧作品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上颇具特色，在话剧演出史上也具有特别的价值。他在话剧文学上的成就虽然不及田汉、曹禺、夏衍、李健吾这些一流的剧作家，但他向传统戏曲的靠拢、对市民题材的开拓、在情节结构方面高超的戏剧技巧、爱国意识和启蒙精神的表达等方面，都是可称道的。从演出史意义上讲，周贻白的话剧为商业戏剧提供了一个示范文本。在“孤岛”和沦陷时期，上海话剧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商业化，话剧变为市民一种最主要的文化娱乐消费品。周贻白在谈及这阶段上海话剧的繁荣时，说“这种兴盛的现状”“是话剧在商业上有了相当价值，可以培育着使之源源生产，然后有人输以资本，才使其蔓长滋生地渐渐蓬勃起来。换一句话说，现在的话剧，是企业家一种赚钱的工具。不管是剧本、导演、演员，乃至剧场的杂役，都只有一个目的，这目的，就是利润的获得。”这说明周贻白对当时话剧的商业化认识是十分透彻的。他的话剧，无论是历史剧还是现代剧，都充分注意了题材选择的消遣性和娱乐性，在说一个曲折好看故事的同时，也表达了影射、批判现实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周贻白的话剧具有典范意义。
（上海大学博士后流动站，2004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