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实底蕴
关于好莱坞电影的现实性，应该说我们以往有所忽视。笔者读到吴贻弓先生一番精辟见解深受启发，吴贻弓认为：“美国电影是非常现实主义的，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美学形式，根本上说是现实主义的，否则不会调动全世界的观众。”
在美国电影史上，有则轶闻常被后人引述。那是1898年4月，美国向西班牙宣战进攻古巴等西属殖民地。战争期间，美国上映一部时事短片《扯下西班牙国旗》，片中出现制作人布莱克顿爬上搭置在摄影棚里的旗杆，扯下西班牙国旗，升起美国星条旗的高潮场面。据布莱克顿回忆：“这是我们的第一部戏剧片，它所产生的戏剧效果真是大得惊人，人们简直发狂了。”由此可见，电影的娱乐性并不排斥现实性，社会热点反而能扩大影片对民众的影响力。
艾丽丝·芭莉为雅各布斯《美国电影的兴起》一书写的序言中，不无自豪地宣称：“自1895年以来，电影基本上已成为美国的表现方式，电影的历史就是美国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及其缩影”。确实，在好莱坞汗牛充栋的片库里，按不同历史时期可列出一大批现实主义佳作。如：《我是越狱犯》（1932）、《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1939）、《愤怒的葡萄》（1940）、《卡萨布兰卡》（1943）、《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年代》（1946）、《无因的反抗》（1955）、《十二怒汉》（1957）、《毕业生》（1967）、《猜猜谁来吃晚餐》（1967）、《穷街陋巷》（1973）、《出租车司机》（1976）、《电视台风云》（1976）、《总统班底》（1976）、《猎鹿人》（1978）、《诺玛·雷》（1979）、《西尔克伍德》（1983）、《华尔街》（1987）、《被告》（1988）、《塞尔玛与路易丝》（1991）、《阿甘正传》（1994）、《永不妥协》（2000）、《黑鹰坠落》（2002）、《大象》（2003）、《世贸中心》（2006）等等。例如反法西斯题材的《卡萨布兰卡》，在二战浓重的爱国主义氛围中演绎非常时期的爱情故事，上映时机又恰逢盟军攻克卡萨布兰卡，轰动一时至今传为美谈。又如风靡全美的《阿甘正传》，编导借助阿甘傻里傻气的视角，以快节奏高密度叙事手法，展示了整整一代美国人的生活历程与心路历程，堪称一部“戏说”战后美国社会政治的野史。阿甘凑巧是众多历史事件的见证人，诸如“猫王”走红歌坛、肯尼迪总统遇刺、黑人争取民权斗争、嬉皮士运动、越南战争、美中乒乓外交、水门事件等等，一一被罗织进剧情，使该片享有“人文精神与商业元素最佳结合”的美誉。
考察美国电影的现实性，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入手。
首先，是作为类型片重要品种的“社会政治片”（Social-Political Drama），又称“社会良心电影”或“问题电影”。这类影片的特征是“以当代社会生活为设定背景，以社会生活的消极状况为中心叙事环节，以社会问题的受害者或反抗者为中心人物，直接关注社会性话题”。在美国电影史上，社会政治片随时代风云变幻而呈现高潮或低潮，高潮期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60年代末和90年代。不过，好莱坞业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保守一方认为，表达社会政治观念的电影，违背商业娱乐宗旨，得不偿失；激进一方以20世纪福克斯公司老板柴努克为代表，他坚称：“我们从事的主要是提供娱乐的行当，但如果我们还能够提供启发思考的话，我们也大可不必回避那些社会政治问题。” 另一位多次参演政治片的演员杰克·莱蒙，也表达了相似观点：“我并不认为电影必须具备一种政治、社会或经济的视角，一部影片的主要元素是娱乐。可有时能够将艺术娱乐和社会政治两者结合起来，则是相当美妙的事情。”美国导演执导社会政治片的严谨态度，应该说不逊于意大利走写实路线的同行。如《猎鹿人》导演迈克尔·西米诺，他曾在美国特种部队受过训，为熟悉越南战场情况，西米诺率主创人员走访上百名美军官兵，剧组还花几个月时间观摩美国三大电视网采自越战前线的录像资料，《猎鹿人》筹拍过程与当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非常相似。
其次，要从更宽泛的角度探究好莱坞电影的现实性。诚如麦特白指出的：“虽然好莱坞为观众逃避现实生活提供了承诺，但它却始终保持了社会的惯例，在情节和主题中，仍然描述了一种我们可加以辨识的社会状况。”中国学者在这方面也有类似看法，如蓝爱国认为“好莱坞电影奇观思维和梦幻逻辑的底层结构原则仍始终是大众现实的生存状态”，好莱坞电影经常应用四个日常生活美学主题，即幸福问题、爱情问题、知识问题和死亡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来看，美国社会经历了反越战、反种族歧视、大学生运动、性解放运动等大动荡，社会思潮开始向伦理与亲情回归。好莱坞及时关注美国中产阶级面临的诸多问题，家庭伦理片《克雷默夫妇》（1979）最早触及家庭解体这一社会现象，用煽情手法端出夫妇双方争夺儿子抚养权的冲突，公映后被誉为“最赚人眼泪的影片”、“对美国家庭关系解体的第一声警告”。随后，《普通人》（1980）、《金色池塘》（1981）、《温柔的怜悯》（1982）、《母女情深》（1983）等一批题材相近的影片接踵登场，一时成为银幕的主流。最近一例是保罗·哈吉斯编导的《撞车》，获得第7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等三项大奖。荣誉背后有着“功夫在诗外”的严肃思考，哈吉斯谈及该片创作缘起：“我在洛杉矶生活和工作已超过25年。一天晚上，我刚从与我家比邻的录像带出租店走出来，发现面前是一支黑洞洞的枪口。那次事件过后，我开始关注袭击我的人的生活，并强烈意识到自己生活得多么片面，从未关心过不在我生活范围之内的人或事。‘9·11’之后，这个话题对我来说显得更加急迫，于是我开始写作《撞车》这个剧本。我拍摄这部影片的目的，就是要探寻有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话题”，以此深刻反思种族主义冲突。
第三，美国电影现实性的另一个表现，体现在好莱坞的实用主义，尽量规避影片引起社会争议而在票房上蒙受损失。众所周知，早期好莱坞影片塑造华人形象存在种族偏见，不时有“辱华片”遭到中国民众的抗议。二战期间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中国作为美国盟友的重要地位越发显示。在此背景下，美国战时情报局于1943年对好莱坞影片进行电检，禁止对同盟国形象作歧视性宣传。受此影响，好莱坞当年摄制的表现美军在远东作战（主要是空战）的影片，如《飞虎大队》、《龙种》和《中国天空》等，片中华人均以“我们的中国朋友”正面形象出现。当二战结束，东西方阵营陷入冷战之后，美国银幕上再现“黄祸”逆流，华人形象又被糟蹋。由此可见，好莱坞政治实用性是相当明显的。在“后二战”时代，随着社会关系与价值观念变化，好莱坞出品也随之发生某些重要调整。例如在动画片领域，越来越强烈的对于民主与平等的关注，引发了对有色种族与性别问题的重新审视，某些具有侮辱性的动画片被停止发行或者被迫修改，以此赢得更多人的接纳。如米高梅动画片《汤姆和杰瑞》中的黑人女仆就被重新绘制，“肤色变得较为中性”，并重新录制了声音，以至于最终改变了她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