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文化交往的幅度空前加大，文化间吸收与排斥比文化交往的平面化时期更为复杂。全球化的概念反映了世界交流和世界市场的巨大扩展，但不像早期现代阶段那样容易直接感知。詹姆逊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双重过程：普遍性的特殊化，特殊性的普遍化。在普遍化过程中，某些全球标准取代国家间差异的特殊性，造成某种程度的同质化；同时，民族国家又在全球化浪潮中坚持自己的特色和民族性，并将全球化的标准融入民族性之中。全球化既不是绝对的全球标准化，也不是绝对的异质性。在特殊化和普遍化、同质化和异质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两极之间的对抗和张力，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在这种对抗和张力之间寻求最佳协调模式的过程。全球化限定为一种无法整体化的整体性，强化它的各部分之间的二元关系。所谓全球化的各部分，主要指民族国家，当然也包括地区和群体，全球文化的标准化或美国化是盲目的，摆脱盲目性的批判性反思，就是要以民族国家身份的模式来表现自己。
詹姆逊强调，西方强势国家在对外文化扩张中所滋生出来的快餐文化、流行文化，正疯狂侵蚀着世界文化躯体，它不仅消弭了严肃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甚至改变着民族文化的身份。这些后现代文化的流行，似乎正在印证着所谓全球化本质上就是西方文明的世界化判断，其后果是可怕的。一旦好莱坞电影渗入到保留原有文化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文化体系之中，就会对传统文化体系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在《论作为哲学问题的全球化》中，他说：“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暴力和好莱坞电影电视的侵入就在于对那些传统文化进行帝国主义式的破坏。”而传统文化体系一旦破坏，就无法得到恢复。这种对于民族文化的真正威胁每天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生着。“只要想想世界各地的人民都在观看北美输出的电视节目，我们就足以认识到这种文化入侵远比早期的殖民化、帝国主义或是单纯的旅游观光要深入得多。”他认为，必须在全球化和民族文化对抗和张力之间，寻找一种更为可靠的文化政治策略，既能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又不被西方文化所取代。因而，如何在世界一体化的条件下，保持民族个性，提升民族自尊，让文化得到民族赖以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强有力支撑，真正获得与外来文化平等对话的地位，抵御强势文化的侵蚀，已成为当务之急。
民族文化面临着世界性与现代性的双重挑战。世界性一维连接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标志着民族文化的空间指向，是考量民族文化融入世界的能力、地位与作用的核心指数；而现代性一维则连接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标志着民族文化的时间指向，是考量民族文化现代转型能力、地位与作用的核心指数。两者既有时空上的不同指向，又有所交叉，并可以互相促进和转化，共同成为衡量文化生机活力的标准。然而，经济全球化在创造空前的世界整体观和崭新的人类文明史，塑造一种超越文化差异的力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尖锐的现代性矛盾，即对传统的拒斥导致历史和文化的非连续性，无形中增加了人们对追认自身历史的困难。“随之而来的危险是让自己被封闭在‘国际的’围墙中，好像有些人在传播网络的另一端时可能被禁锢在孤立状态中。
屈服于这种状态，我们有可能同意一种决定论的或国际的概念并转化为强制。站在相反的一面也完全一样，退向地方区域的排他性立场对相对主义来说是最轻而易举的。……而所有这些现实的层次即国际的、地方的、地区的和国家的意义只存在于我们把它们之间进行连接，强调其间的互动作用，拒绝建立两难推理和二元对立，以便研究发生在不同维度之间的交流、调解和协商，而不要忽视在它们之间真实存在的力量关系。”沃勒斯坦认为，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后，就一直存在着创造一种世界文化和抵制文化同化的民族化的矛盾。那些政治上和经济上强大的核心国家和地区不断地创造市场，大力推行他们认同的文化价值观，企图使自己的文化成为世界文化。而那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弱小国家则通过国家力量的干预来进行文化的抵制，以避免同化，保持世界文化多样性。因而，定义一种文化实际上定义一种界限，从本质上讲，这种界限是压迫的政治界限以及反抗压迫的政治界限。如果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存在，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就不会消失。
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归根结底表现为民族文化同中求异的过程。简单求同虽然显得轻松与简捷，但却在失去文化认同的同时失去了民族的自我。而缺乏连续的历史文化认同，就使人们难以对某种经济共同体进行确认和认同，从而导致现代人对个人自我人格的认同和表现失去了必需的文化中介。这也势必导致人们对于文化传统怀有极强的失落感，伴随着失落感产生的是对文化传统的悲观主义的追忆情绪。释解现代人的“乡愁”的可行办法，(有哲人说乡愁是最高贵的情感)无论是对世界性还是现代性的向往都是建立在文化的多元并存的基础之上的。文化的多样性应成为理解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维度。
罗伯森认为，全球化包含着对世界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预设，这种预设本身对全球化的发展轨迹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预设既包括相对居主导地位的预设，也包括可供选择的预设。即使是寻求可供选择的预设，也不限于对唯一“正确的”一系列预设的求索。这是因为，人们能否证明单一序列的预设一直支撑着不断扩大的全球场的实际运行，本身就是令人怀疑的问题。全球化作为一个整体意义上的体系，它会通过某些方式对社会发展形成制约，以便遵循“可接受的”路线的国家参与到该体系中去。而考察现代全球状况促使社会全球情景定义大量扩散的可能性，许多情况无不表明，为了使一个国家担负起内部管理事务，必须具备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文化，离开了民族文化的创造，现代国家的独立性就大打折扣。全球场上的多元主义就是以文化的多样性为基本特征的。因而，他特别强调：“充分发展的多元主义，将不得不以实现文化多样性这种价值观在全球的普遍化为轴心……而且，多元主义还包含着某种共同的全球文化的种种要素，通过这些要素，各种实体的多元性之间能够进行最低限度的沟通。”
全球化时代人们钟情民族文化，在民族文化中寄托文学情思和诗意感受，但无限发展的意识形态却对之冷峻无情地冲击着；古典主义情怀的文化选择是以往昔的传统价值、风范和人生准则为依归的，但文化的现实又势必击碎这样的诗意情怀，悖论构成历史语境，人在其中挣扎着，发生着精神位移，也就在书写着历史。“世界丰富多彩，文化也应各具特色。可以说，没有文化的民族特性就没有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文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有特色的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本质特征，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延续的条件，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优秀文化的结晶是属于全人类的，它不应也不可能囿于一国范围而不飞越国界、产生国际影响。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单独发展和孤立存在。各国民族文化的长期共存、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相互交流，是顺乎潮流、合乎民心、适从规律的不可阻挡的趋势。”冯骥才认为：“越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的走向就越应本土化。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理应捍卫文化大国的气度和尊严。”“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强化我们的文化主体，保护滋养我们的传统文化，培育我们的民族精神，加强我们的文化竞争力。越是有民族本土文化做支撑，我们越敢于用开放心态面对各种文化。”
全球化文化多元发展的格局，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环境等各种因素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各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价值长期共存的结果。发达国家可能丧失比较优势走向衰落，落后国家也可能借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以一种制度、一种文化模式强加给一切民族。应该尊重民族的个性和政治文化选择的多样性，求同存异，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扩大共同点，在扩大文化价值共识和政治经济合作领域的同时，又容许发展形式的特殊性。这应成为同际社会处理双边多边关系时共同遵循的准则。让·巴詹在《普遍化族裔研究》中指出：“文化的多元性已成为一种原则，可能是唯一超出其文化多样性的原则，即一种跨文化‘真实’”。“‘文化是民族志的收藏品’。这些收藏品包括行为(风俗)、表征和物体。即使这些文化特征没有一个是所论民族所特有的，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构成民族特点了，记录的特征越多，该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之间的区别也就越明显。”“每一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不论对其自身多么确定无疑，还是对其他对等文化和对抗文化多么蔑视和不容忍，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世界上众多当代文化的一种。所以，每种文化现在都在不愉快地认识到自己的相对性的同时继续发挥作用。”
这就涉及到全球范围内普遍主义供给与特殊主义需求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是经验的普遍性和日益增多的对特殊性的预期；另一方面，是普遍性的经验和日益增多的对普遍性的预期。通过“普遍性的特殊化”和“特殊性的普遍化”的双向推动，某种全球化的认知理念和文化价值理念就会呈现出独特个性。与之相对应，只要各民族群体或本土群体放弃各种特殊形式的文化本质主义，开放地融入全球化进程，或者不再固执于对于某种族群性文化或地方性知识权力的过度吁求，其族群文化或地方性知识同样可以获得全球化的普遍意义。其基本内容，就其历时性上看，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即传承与创新；从共时性看，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即冲突与融合。罗伯森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全球地方化”和“地方全球化”。全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一个在冲突中走向整合的渐进过程，是一个以个性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充分发展为基础的人类文化日益丰富的过程。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