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统宇
一、“电视知识分子”的出场语境
“电视知识分子”的概念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布氏指出，“电视知识分子”的特征是“在电视上‘挖一段时间’，得以靠媒介生存。”他的这样一种观点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传媒的力量，亦即传媒化的经济力量渗透到最纯粹的科学领域，传媒就必须在它看重的“场”中找到同谋。布尔迪厄形象地说道：“记者们往往非常得意地看到，众学者纷纷投奔传媒，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介绍，乞求传媒的邀请，抱怨自己被遗忘，听了他们的那些有根据的抱怨，相当让人吃惊，不禁真要怀疑那些作家、艺术家、学者自己主观上是否想保持自主性。”于是，传媒的认可越来越得到重视，当电视台邀请某个学者在电视节目中露面时，这实际上就是对他的某种形式的承认。这样一来，专家学者所处领域的同行的评价已变成次要，而他们所获得的在电视节目中亮相、杂志上的好评、人物专访等，也就是他们在传媒上所获得的知名度就成为成功的重要标志。布尔迪厄感叹：“传媒的评判越来越重要，因为一个人能否得到承认，有可能取决于他的知名度，然而，现在人们已经弄不太清楚一个人的名气到底应归功于传媒的好评，还是同行间的声誉。”
布尔迪厄不愧是一位当代西方思想界的大家，他在《关于电视》一书中在阐述电视与经济、商业的关系问题时，阐述了他的文化批判立场：“我要做的，正是要解开这种种机制，在这一套机构致使电视行使了一种形式特别有害的象征暴力。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和其他科学一样，社会学的职能就是揭示被掩盖起来的东西；只有这样，它才能有助于将作用于社会关系，尤其是把传媒关系的象征暴力减少到最低程度。”
那么，如何深入地揭露电视的象征暴力的本质呢？布尔迪厄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在追问机制。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为了不仅仅限于对电视演播台上所发生的一切进行描述——不管描述的多么详尽——而要再进一步，力图弄清能阐释新闻工作者实践活动的机制，那就必须引入一个‘新闻场’的概念。”布尔迪厄认为，新闻场比其他文化生产场，如数学场、文学场、法律场、科学场等等，更受外部力量的钳制。它直接受需求的支配，也许比政治场还更加受市场、受公众的控制。与此同时，所有的文化生产场都受制于新闻场的结构，而媒体的从业人员也被场的力量所控制着。“一个越来越受制于商业逻辑的场，在越来越有力地控制着其他的天地。”
“场”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布氏认为社会文化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领域，这些领域的运作实际上就像物理学意义上的“力场”一样，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力量构成的。他认为：“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布尔迪厄特别强调，在新闻场中，“商业性”的分量要重得多。而电视的发展在新闻场，并通过新闻场，在其他文化场中所产生的影响，无论就其强度，还是就其广度而言，都是其他媒体所无法相比的。“新闻场与政治场和经济场一样，远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受制于市场的裁决，始终经受着市场的考验，而这是通过顾客直接的认可或收视率间接的认可来进行的。”从文化生产场与商业逻辑的相互关系中洞悉和追问电视，这是布尔迪厄给人印象和启示最深之处。
在布尔迪厄看来，科学场是最远离权力和商业逻辑的，艺术场次之。但是，在布氏称之为“电视的控制”下，这样一些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深忧虑。首先，电视充当了仲裁和裁决的角色，热衷于搞十年的总结，评选“十大知识分子”等活动。简言之，当科学理论和科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是由电视来定夺时，科学场和艺术场的内在游戏规则便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布尔迪厄还揭露了媒体内外存在一种“互搭梯子”的把戏，比如所谓“畅销书”的商业化操作，等等。更重要的是，布尔迪厄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他认为，在一种特定的场域中显示较高价值与有效性的资本可称之为“强势资本”，其余则为弱势资本。在特定时期两个同样数量资本的个体，其地位可能不同，因为一个拥有大量的经济资本、少量的文化资本，而另一个相反，拥有大量的文化资本、少量的经济资本。一种关于社会实践的总体理论(这正是布尔迪厄所致力的目标)，如果不把自己局限于经济，就应当全面地把握资本，充分考虑资本的各种形态和不同形式，并且努力发现不同的资本形式相互转化的规则。在电视这部庞大的机器上，文化资本的作用好生了得。“和其他资本一样，文化资本之所以重要，人争人抢，是因为它也是权力与地位的基础、支配与统治的基础。……这里的奥妙在于：各种类型的资本是可以相互交换与转化的，文化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相对自主性，更在于它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或其他资本。”这的确点到了问题的节骨眼儿上。小到各种“星”级人物在电视上先混个“脸熟”，然后便不失时机地用“名声”(文化资本之一种)开公司，做买卖；大到一些被称为“痞子文人”的所谓“后知识分子”的大红大紫，以至非官方的文化市场的形成和文化产业发展，都说明了文化资本转化为物质资本与经济利益的深刻联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视出现的种种变革，已不是单纯的原体制内的资本再分配，由经济市场化带来的文化市场化表现在中国电视的方方面面。比如各种各样的影视文化制作公司，开始瓜分电视资源重新配置的文化资本和文化权力，并成为电视文化的新的弄潮儿。
因此，“电视知识分子”和“后知识分子”的出现，非常值得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作一番研究。
布尔迪厄的“众学者纷纷投奔传媒”的断言绝非空穴来风，也不仅仅是一家之言，因为，知识分子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许多学者也有了积极的研究成果。试举两例：
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写道：
大约在1968年，知识分子大都舍弃了出版社的守护，成群结队走向大众媒体——成为新闻从业人员、电视电台访谈节目的来宾和主持人、顾问、经理等等。他们不但拥有广大的阅听大众，而且他们身为知识分子毕生的工作都仰赖阅听大众，仰赖没有面目的消费大众这些“他者”所给予的赞赏或漠视。“大众媒体借着扩大接受的领域，降低了知识分子合法性的来源，以更宽广的同心圆——那些要求较不严苛因而更容易获取的同心圆——包围了职业的知识分子，而以往职业的知识分子是正统的合法性的来源。……大众媒体已经打破了传统知识阶层的封闭，以及传统知识阶层的评价规范和价值标准。”
美国学者波朗研究了“知识分子传媒化”的问题。她认为：“在传媒时代，概念(如后现代主义)和人(如杰弗里·梅森)有着相似的命运：一举成名，一大堆突如其来的创造性话语，然后又黯然淡去，那曾一度激烈过的争鸣又为另一个时髦的争鸣所替代。”波朗还举出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知识界的最重要的三次争鸣，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传媒化的过程。
不难看出，无论是布尔迪厄的“众学者纷纷投奔传媒”，还是萨义德的“知识分子成群结队走向大众媒体”，抑或波朗的“知识分子传媒化”，其共同的语境中总有一种喜忧参半的意味。一方面，他们强调“最不应该的就是知识分子讨好阅听大众；总括来说，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另一方面，他们又声明“知识分子并不是登上高山或讲坛，然后从高处慷慨陈词。知识分子显然是要在最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要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比方说，和平和正义的事业。”而像布尔迪厄、萨义德这样的学术大师，他们在对大众传媒的负面影响进行猛烈抨击时，又在利用媒体发表知识分子的声音方面身体力行。
二、“电视知识分子”的表现和本土化的制度安排
全面理解“电视知识分子”的出场语境，还必须从布尔迪厄入木三分地剖析电视的固有弊端入手。
布氏指出：“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电视并不太有利于思维的表达”，电视必须在“固有的思想”的轨道上运作。布氏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概念——“快思手”(fast-thinkers)，意即电视赋予了那些认为可以进行快速思维的思想者以话语权。这种话语权是一种特权，因而出现了一批“媒介常客”。在这里，布尔迪厄不愧是一个“电视通”，他写道：“电视只赋予一部分快思手以特权，让他们去提供文化快餐，提供事先已经过消化的文化食粮，提供预先已形成的思想……”也还更形象地指出，电视部门掌握着一本通讯录，其名单永远不变，电视节目若涉及到俄罗斯，找X先生或太太，涉及到德国，就找Y先生。这些媒介的常客，随时可以效劳，时刻准备制造文章或提供访谈。
坦率地说，读了布尔迪厄的这些见解，笔者在心悦诚服的同时，也如坐针毡。我们这些电视的研究者、批评者，是不是就是布氏眼里的“快思手”和“媒介的常客”呢？我们无法否认，我们这些电视的研究者、批评者，同时还有两种身份：策划者和参与者。前者可以在各种电视节目的策划会、研讨会和评奖会上见到我们，后者可以在电视屏幕上“混个脸儿熟”。扪心自问，我们确实是在电视部门的那本通讯录上，而且，我们经常有“万金油”之感，因为，我们经常出现在形形色色的电视节目研讨会和策划会上。至于布尔迪厄说的“这些媒介的常客，随时可以效劳，时刻准备制造文章或提供访谈”，则更被我们视为分内的工作。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视布氏这样的警告：“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
对于“电视知识分子”，布尔迪厄在另一个场合从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的角度做了这样的深刻论述：“他们要求电视为他们扬名，而在过去，只有终身的、而且往往总是默默无闻的研究和工作才能使他们获得声誉。这些人只保留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外部表象，看得见的表象，宣言啦、游行啦、公开表态啦。其实这倒也无所谓，关键是他们不能抛弃旧式知识分子之所以高尚的基本特点，即批判精神。这种精神的基础在于对世俗的要求与诱惑表现出独立性，在于尊重文艺本身的价值。而这些人既无批判意识，也无专业才能和道德信念，却在现时的一切问题上表态，因而几乎总是与现存秩序合拍。”在解读布尔迪厄的时候，我们特别应当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布氏批评“要求电视为他们扬名”的那些知识分子是一些“既无批判意识，也无专业才能和道德信念”的人，而不是一味地反对知识分子上电视。事实上，布尔迪厄本人的《关于电视》，不就是两次电视讲座的集大成吗？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布尔迪厄对知识分子之所以高尚的基本特点的高度概括——批判精神，“这种精神的基础在于对世俗的要求与诱惑表现出独立性，在于尊重文艺本身的价值。”看来，我国史学大师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学人操守，在布尔迪厄那里得到了法兰西式的回应。
应当看到，布尔迪厄指出的媒体内外存在的一种“互搭梯子”的把戏也好，在电视上“挖一段时间”的伎俩也罢，抑或“在现时的一切问题上表态”，说穿了无非是在争取和争夺受众市场。并且，“电视知识分子”就其表现来说，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与国外的同行相比，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说到中式的“电视知识分子”，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大概当数余秋雨。平心而论，余秋雨最受诟病的就是他在电视上的频繁亮相。他在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当评委，有批评说他“卖弄知识”；他随凤凰卫视出国拍片，有批评说此举“与‘板凳要坐十年冷’相悖”；他在迎接十六大的专题片中作为嘉宾主持，则更是招致“不务正业”的斥责。当然，对“电视知识分子”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篇《阅读“常识”》的文章写道：
对此现象，学者余秋雨感触很深地说：“如果我在中央电视台专门开一个文化栏目，讲中国文化或者世界文化，估计收视率很低。但由于它搭上了歌手大奖赛这个车，就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在一种好的载体中完成了一种文化普及。”
益智节目的问题都是一些常识，虽不难，但涉及的面很广，要获取这么多的知识，不知要看多少书。看这样的节目，其实是阅读常识，对增长知识，也是一种捷径。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专家的。多一点知识，对人的成长无疑是有益的。当然，益智类节目还有一个提高的过程，尤其是在题目的选择方面。适度的奖金和奖品能够增强节目的观赏性，过于追求物质奖励，喧宾夺主，是不值得提倡的。据悉，《才富大考场》赛题精选出了两本书，都销得很好。这也是益智节目受欢迎为我们带来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