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虹
当今世界谁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蒸蒸日上地行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势必折射在以反映现实、再现现实、表现现实和服务现实为己任的电视媒体中。本文聚焦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对电视传播的价值取向影响的研究，通过探求电视媒介人在当代社会阶层变迁背景下的实践与理念变化轨迹、展示阶层变迁对电视传播影响的现象、揭示受众接收心理的变化，分析研究电视媒介传播价值取向所具有的互动价值意义，从而期待在我们的电视传播中增加更多理性、自觉的成分。虽难以一文概全，但希望能够提出问题，引发更多的同仁参与思考。
一、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认识，很长一段时间维持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即“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划分观念中，或者单纯从职业角度划分为：工、农、兵、学、商。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的改革、意识形态领域的观念变革和国家整体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才真正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乃至初期中国社会阶层的构成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那么20余年后的今天，这种力学上的稳固结构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发生了某种松动，而且它的结构构成与排列顺序也有了变化。2002年1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成果《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将当今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2002年4月《中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我国当前阶级阶层状况的基本观点是：1.两大阶级的基本格局没有变，但每个阶级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 2.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出现了若干个新的社会阶层； 3.以发展生产力为共同的任务，形成了三个大的利益群体，即普通劳动者、经营管理者和生产要素所有者。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的构成已经远远地丰富于以往，新的社会阶层已经逐渐形成，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与以前比较“在基本成分、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阶层的划分是以职业的分化、细化为基础，以其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理论依据的。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
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研究者依据各阶层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这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所拥有的资源的重要程度，对十大阶层进行了社会经济地位等级排列，即：社会上层：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私营企业主；中上层：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领导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中下层：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农民；底层：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这种划分比较细致，但对于本文要论述的社会阶层与传媒的价值取向变化与互动影响而言显得过于细化，不易整合分析阐述。故参考上述分类，结合传媒现状，同样依据各阶层对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所拥有的资源的重要程度，笔者将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结构大致划为三大块，并以此作为本文重点论题论述的基础与依据。
1.强势集团：由拥有充分的组织资源的国家与社会高层管理者、拥有充分的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的大型企业经理人员、拥有充分的文化资源的高级专业人员、拥有充分的经济资源的大私营企业主构成。
2.中间阶层：由拥有相当的或一定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人员、农业劳动者构成。
3.弱势群体：由仅仅拥有很少量的或基本没有三种资源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构成。
强势集团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流集团，在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他们是权力、资本、知识的拥有者。虽然人数少，但属精英阶层，对社会有巨大的主导影响力，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国家发展走向。他们具有极强的话语权，对新闻媒体有控制权和影响力。
中间阶层或曰中产阶层的概念已经广为人们议论，通常具有三高特征：“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中间阶层的扩大与发展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体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个阶层几乎“占社会职业/就业人口的30%左右，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的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在2002年召开的第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说：“中国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国需要逐步培育并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以规范、优化财富分配结构，推动社会稳定有序。”牛文元认为，庞大的中产阶层形成后，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将变成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或者叫“橄榄形”，这对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施政的代表性、减少社会矛盾冲突，无疑会发挥积极作用。我们不能否认媒介人自身的阶层归属，使他们在价值取向、情感认同与这一阶层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这些都使媒体必然成为这种发展趋势的积极有力的推动者。
但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权利与义务，使媒介人会在一种使命感驱动下，积极关注弱势群体，不游离大众群体。毕竟弱势群体在中国依然占有极大的数量比例。改善与提高这个群体的生存条件、生活质量以及个体的文化素质，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在2002年的“两会”上，我们看到“弱势群体”已经成为代表们的热点词语。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关心弱势群体，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时空连线》栏目在“两会”期间专门做了聚焦弱势群体的专题系列节目。媒体的关注和导向无疑对营造社会对弱势群体整体的人文关怀氛围能起到积极的催化作用。
社会阶层的变迁，利益主体的分化，受众需求的分化与多元化，加之消费时代受众对传媒的心理期待升值，都对传媒形成了无形的压力。大众传媒必须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社会政治体系中的一部分，同时努力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现代观念形成的重要来源，尤其电视传媒在引领时代潮流、营造文化氛围、制造时尚观念方面优势独具。充分利用电视传媒，可以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更大范围内运作，并大大促进国家发展，提升文化品质，加快前进的步伐。
二、阶层变迁对电视传播价值取向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社会阶层的变迁，必然对整个社会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社会价值观念、社会需求、审美取向、社会心理心态等方面都会随之发生变化。电视作为社会现实变化的敏锐的风向标，直接或间接地让人们从荧屏中观瞻现实、观瞻自我。电视媒介人作为风向标的操纵者，应当首当其冲地感受、捕捉社会变革的蛛丝马迹，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必然受到现实存在的冲击、碰撞和影响。而电视人的观念对电视传媒的价值取向与传播效果起着决定的作用。当我们直面当前中国电视在社会阶层变迁背景下的现实状况时，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电视媒介人，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社会阶层变迁的传播者、鼓动者、利益相关者。这种影响与变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1.媒介人的观念变革
人的行为都是在观念指导下的主体活动。当然这种观念有时是自觉的、明确的、显现的；有时是不自觉的、模糊的，甚至是隐含的。作为大众媒介的传播者，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在清晰理念指导下进行大众传播活动，但是，现实中实践与理念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存在也是事实。有人说，中国的媒介从来就是政治的附庸，媒介人没有自己的声音，何谈自己的理念。事实上谁都必须承认大众媒介的政治性和阶级性，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必然的存在。问题在于媒介人自觉把握、认识、传播的空间有多大。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传媒人在传播活动中的自主意识已经明显发生了变化。媒体的喉舌功能已经不是唯一的功能，丰富百姓生活，传播大众文化已成为共识。上世纪90年代尤其中期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现代化步伐加快，媒介改革也相伴加大力度。无论媒介人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他们的传播观念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变化着，并直接转化为节目呈现出来。
在作为党和人民喉舌功能的前提下，媒介人的自主把握从传播内容的选择看，已从广泛的平民关怀向精英群体与多元化传播视角发展；从媒介功能的认知看，电视已然是现代人消解生存压力、寻求精神抚慰、娱乐休闲生活的重要方式；从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看，已经告别了传者中心的时代，受者仿佛以一只无形的上帝之手，控制着节目的变化。
传播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走向，不仅是社会结构变迁使然，也是时代进入后现代时期后文化哲学思潮在视像文化传播中的必然体现。这种以张扬多元性、边缘性、不确定性、悖论性、差异性的文化精神，挑战着传统文化艺术的同一性、整体性、中心性、稳定性、超越性，使当代文化具有了尖锐的否定性、游戏性、先锋性特征。凡此种种必然渗透于大众传媒的意识语言体系。电视媒介人浸润其中，在基本导向的框架下，努力在传统与现代、一元与多元、同一与差异、精英与大众、主流与边缘之间，探求并确立自身传播的价值取向路标，完成媒体所承载的重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2.节目构成的变化
中国电视真正的春天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在当时的种种发展变化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平民化视角的出现。这与以往的单一的喉舌功能，狭窄的节目题材，居高临下的传播状态，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此时摄像机以平视的镜头，让许多平民百姓走进荧屏。相当一段时间，为百姓服务，反映百姓生活成为电视人做节目的核心指导思想。老百姓欢欣鼓舞地接受着这个转变。从栏目、电视剧到纪录片，许多精彩的获得高收视率、高奖项的作品都与平民百姓息息相关。如：栏目《为您服务》、《生活空间》、《万家灯火》；电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纪录片《深山船家》、《沙与海》等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白岩松在《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文章中，从认知时代的角度提出了这是一个平民的时代，英雄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从而为当时电视节目的整体走向寻找到了背景归宿。从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阶层划分的状况。
媒介必须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这是大众媒介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繁荣，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劳动生产现代化程度提高，高科技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变迁，也催化了受众群体的分化。因此，以受众为中心，无论是传播内容还是传播形式上都显示出了多元化选择取向和审美趣味的大众化取向。虽然，频道增加，内容扩展空间必然加大，但不能否认的是构成比例在变化，反映强势集团、中间阶层的节目明显增多。
电视人在保留了已有的平民视角的同时将视线上移，于是成功的商界名家、艺术界明星与各行业的白领成为传者与受者的共同宠儿，相应的电视栏目和电视剧纷纷出台。如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艺术人生》、《朋友》、《商界名家》；北京电视台的《谁在说》、《老同学大联欢》、《夫妻剧场》、《世纪之约》、《往事在说》、《名人访谈》；湖南电视台的《新青年》；湖北电视台的《实现梦想》等等。虽然栏目定位各有其道，但共同的是在嘉宾的选择上都聚焦于名人、明星、名家——社会的精英与中间阶层。以明星效应与精英思想构筑起这些节目的卖点，吸引受众的眼球。电视剧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到90年代中期的《公关小姐》、《住别墅的女人们》，到今天的许多以反映中产阶层、有钱有闲阶层生存状态为主要题材的作品，题材的丰富与变化，反映了传者的愿望与受者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吻合，在共同营造一个理想的生活景象。事实上选择明星为嘉宾，与以明星的视角做节目是不同的概念。针对不同阶层的需求，有以传递精英思想、前卫理念为己任的《对话》，也有以百姓的视角做老艺术家、演艺界明星的《艺术人生》，受众有了更为广泛的选择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