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
汶川大地震是一场巨大灾难，犹如一场大考，集中地、尖锐地考验、透视和拷问着我们及我们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以担当社会的“信息管家、时事顾问、意见领袖”为己任的传媒业，在这场大考之下，业已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答卷既凝聚着传媒人用心血、汗水乃至生命所换来的职业荣誉，同时其中的空白、盲区及混乱也直指我们传播体制、机制及运作模式的问题与缺陷。如果我们有足够负责任的态度，不妨以本次“地震大考”为契机，来进行关于国家应急机制中媒体价值构建问题的深层思考。
众所周知，公开、及时、平衡是传媒履行社会守望职能、实现社会的知情权保障的基本要则，在社会面临紧急事态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因为不公开、不及时、不平衡所戕害的不仅仅是媒介的信誉和品质，最为根本的，它是对于社会的、公众的权益的一种无视和巨大伤害；在非常情况下，它意味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失去了信息的保护屏障。因此，为国计民生计，一个好的社会传播基本制度的构建应该从信息的公开、及时和平衡为基点展开。这也就成为我们对于本次地震报道进行制度性反思的逻辑起点。
一、“公开”的价值：充分的信息分享是减灾除弊的第一步
公开是信息价值最重要的社会分享形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执行的是“新闻、旧闻、不闻”的传播政策，信息的社会分享被严格地限定在宣传性的框架之内：凡是不具备宣传作用的信息很少能够获得社会分享的传播“通行证”。据说，公开负面信息就会导致负面效果的发生，成为扩大灾难的“帮凶”。
坦率地说，把报道内容按照所报道事实的好与不好划分为“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这本身就显得很可笑，因为它缺乏传播学的起码常识：传播的好与不好，应以传播的社会效果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正面信息的报道未必一定起到正面的传播效果，负面信息的报道也常常会产生极其良好的正面效果。
信息是一种权力和权利资源。“知”的权利是表达权、监督权、决策权、行动力的前提和基础。在计划体制之下，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信息资源也同样高度集中于最高层——层级愈下，所能够分享的信息资源就愈少，而广大人民群众则长期处于“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社会被动中。人们缺乏形成社会认知、社会判断和社会行为所必需的信息，在社会危机面前的主动、自救、自组织的能力被限制在最低限的水平上。市场体制所面对的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和社会运作，政府的角色已经从“全能政府”蜕变为“有限责任政府”，大量的社会事务需要社会成员的自主行为完成。这种决策权力的社会分享相应地要求信息资源的社会分享——这便是“知情权”的由来及其社会权利的基础。
因此，公开资讯、充分地分享资讯，这是实现社会良性运作的前提和基础。在巨大的灾害面前，这种“负面信息”的充分公开的社会分享绝对是减灾除弊的第一步。因为，当一场巨大的社会灾害来临时，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应对，而社会力量聚集所产生的“涌现”现象的前提无疑是充分公开条件下的信息资源的社会分享。负面事件的公开报道会不会造成社会不稳以及放大负面事件的连锁效应？这次的大地震报道和世界上无数类似的例证一样充分证实，绝对不会。相反，在巨大灾害面前我们的人民和社会之所以产生“万众一心”的“涌现现象”，其重要的原因恰恰是相关信息传播的公开与充分以及我们的传媒人为此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从制度上，让那些阻碍信息公开的规定搬入历史的陈列馆，应该是此次地震报道启迪我们作出的最大的呼吁。
二、“及时”的追问：我们还能做什么？
在灾害的威胁面前，时间就是生命。报道的时效性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便彰显出其“第一价值”的本性。
这次的大地震报道，国人的普遍感觉是传媒业的反应非常迅速。的确，与以往的类似灾难报道相比，我们取得的进步是明显的。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问：我们的报道足够快了吗？有资料显示，第一个对汶川大地震做出报道的新闻机构并不是中国自己的媒介而是路透社，路透社的地震报道整整快了20分钟以上。更进一步说，传媒的报道甚至不如某些中国网民个人博客上的报道更为迅捷。在时间就是生命的紧要关头，我们这二十分钟的时滞到底耗费在了哪里？是中国传媒人的专业意识和操作不够到位，还是某些制度安排阻滞了如此重要信息的发布呢？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还仅仅是在“天灾”的报道，如果是“人祸”呢？我们传媒报道的“制度性耽搁”恐怕就不止这二十分钟了吧？其实，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自然是我们极其不愿意看到发生的，但是，它事关社会的安危福祉，一旦发生了，就应该在第一时间作出最为迅捷的报道，这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我们这个以“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立党之本的共产党人进行传播制度构建的最高原则。
什么叫“及时”？及时是指传播技术支撑条件下传媒能够达到的时效性标准。在数字技术的条件下，WEB2.0所支持的自媒体表达，为我们提高报道的时效提供了新的可能和新的标准。以腾讯网的情况为例，5月12日下午2∶28分，在腾讯的IM（即时通讯）上面一刹那之间有200多万的用户瞬间非正常离线。从技术的角度上看，这几乎可以断定在那个“集体离线”的区域内一定出现了不同寻常的事变，结合到发生地震这样一个事实，便很容易推断出遭到地震破坏最大的震中地区的范围。不仅如此，利用IM技术，可以迅速查清事实的真相：腾讯推出的第一个策划是，在IM社区平台上发出“你们那里有震感吗”的询问，各地的网友纷纷回应，3600万同时在线的IM线上用户在社区（Q-zone）或者是QQ群里讨论、互相询问使事实的真相迅即查实。这比照门户网站和传统媒介的报道，在时效性和准确度上要迅捷、优越得多。
传统上，我们一直相信只有训练有素的专业精英才能将重大的信息报道好、解读好，但在互联网面前，这种理念已经受到了根本性的颠覆：在互联网上，WEB2.0的即时反应、互相纠偏、复合印证以及结构性的信息提纯能力，让我们对于微内容、微价值的聚合力量刮目相看。
如果我们的包括CCTV在内的传统媒体能够与类似腾讯这样的WEB2.0网站实现功能上的链接与互补，或许我们的报道时效会更快、更准确、更详尽、更到位。
三、“平衡”的期冀：以“社会本位”的传播架构替代“行政
本位”的传播架构报道内容及价值的展开是有一个结构的。任何一个报道面（报道维度）的缺失或者比例失衡都不利于人们全面了解事态的发展，并据以作出正确的反应、决策与行动。
而所谓报道维度是指报道展开的逻辑空间。这种报道逻辑空间展开的开阔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报道的社会价值程度。在此次地震报道中，我国传媒的地震报道在报道量上是足够大的——连续100多小时的直播报道，大篇幅的版面使用等等。但是这种数量上的大，并不能掩盖其维度展开的狭窄和单一。我们看到的是报道逻辑始终一贯地指向行政逻辑的方向——我们的官员到了什么地方，我们的报道就到什么地方；我们的领导提出什么问题、关心什么问题我们的传媒就采访什么问题、报道什么问题。这种对于行政逻辑的追随本身并不错，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报道仅限于此，成为一种“行政本位”的报道模式，将会带来什么问题？仅仅沿着这种单一报道逻辑展开的价值空间对于反映如此纷繁复杂大灾变的需要是否足够？从现代政治学和管理学的角度看，政府并不能包揽社会事务的所有方面和全部细节，处在复杂联系中的现代社会除了政府的管理与协调之外，还大量地需要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协调和自我救助。并且政府的管理协调逻辑也需要从社会的行动逻辑中汲取决策的智慧、确立决策的方向。传媒在这一过程中不但要为社会的自助行为提供传播平台，并且还有责任随着事态的发展设置议程，协调各种社会力量来面对和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此而言，我们的传媒在本次汶川大地震的报道逻辑和报道结构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改进和提升空间的。
我们应该从这次地震的“大考”中学到和应反思的东西太多太多，这些用数万人的生命和数十万人的伤痛换来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深刻地思考和反省，如果我们的未来发展能够建立在思考和反省的基础之上，真的是国家和社会之大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