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2000年夏季，美国的CBS推出了《幸存者》，意想不到竟成为当年度收视率最高、影响最大的电视节目，立刻在全球引发了“真实节目”的浪潮。中国电视也迅速跟进，出现了《欢乐英雄》、《走进香格里拉》等真实节目，但是都没有获得很好的生存境遇。为什么？因为类似《幸存者》这样的真人秀是把真实的人性放在虚拟的游戏结构中，然后用虚拟的游戏规则来充分调动人性的弱点。一方面是巨额大奖的诱惑，另一方面游戏规则永远让选手处于两难境地，既要表现得十分善良，又要残酷地抉择，人性的弱点和光辉就是这样交织在一起，这就是真人秀的卖点，吸引人之处。
杨：所以，真人秀引进中国后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也在情理之中，央视的《欢乐英雄》等均已平淡收场，自然没有更多媒介跟进，无市不起早嘛，我认为这种不同反应正是文化语境的差异性所带来的。尤其当一些张扬个体、凸显生存危机的情境出现时，我们更愿意强调和合，体味一种虚拟但温馨的故事情境，中国人反对把人与人对立起来，尤其是以一种近乎现实的无奈情景出现时，从心理上首先没法接受。
苗：文化的差异的确是一种无形的屏蔽，在中国，真实节目在娱乐趣味、道德标准、人性深度等方面的取向，必然会受制于中国特定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综合形成的规定性情境。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像博彩、性、窥视和残酷的竞争这些西方真实节目中最吸引观众的因素是要受到排斥的，如果不能有效地寻找到一种为中国特定价值评判所认同的内涵，不能在收视率和伦理性、娱乐性和社会责任之间寻求到一种文化的平衡，真实节目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不会很乐观。类型的形式都是表象，如果不能清楚地认知其内涵的特质，只学皮毛就很难做大。只有当对某一具体的节目形态有了相当深入地了解后，才能判断移植的可能性有多大，这正是进行中外电视的比较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杨：有时候实际案例作为分析标本，提供了一种成功的必要因素，《超级女声》的转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起初完全是《美国偶像》的翻版，强调了个人的奋斗，个性与出位的表现。但是在后来的推进中，节目越来越明显地增加了相当分量的家庭和亲情因素，表现出创作者敏感的社会意识，并试图将其与社会的评价体系结合起来，形成中国人特有的动情点。
苗：可以说，《超级女声》是“电视选秀”这一类节目样式本土化比较成功的范例。在大众狂欢这一个核心点上，中西方并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异。但是他们淡化了《美国偶像》的专业化背景，借鉴了海选的方式，使得参与的过程更草根化，更原生态；同时带入了中国的人伦和亲情，甚至包括了主旋律。可以看出，为了生存，《超级女声》在不断地完善自己。
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是非常薄弱的，一方面与低成本大规模复制有直接的关联；另一方面对创意的重视不够，不仅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撑，而且没有有效的利益回报机制。在国外，一个优秀创意方案的应用可能会给创意者带来终生的利益回报，美国真实节目《幸存者》如今已经播出十几季了，每播出一期节目创意人都有收益。英国也有这样的节目模式和类型的创意产业公司，吸引了一大批的优秀人才，他们的目标就是绞尽脑汁去构想、设计一个节目方案，进行市场销售，收益很高。
杨：中国电视节目风风雨雨，走过很多探索之路，但是很多都成为一种一次性的投入和一次性的收获，很多电视现象的出现被认为只是一种偶然，如何从偶然中解脱出来，或者说走向必然？我的判断问题的症结可能在于中国电视目前缺少有效的创意机制和创意战略。
苗：中国电视节目的研发大多还处于一种自发状态，不同行业的学者、从业人员交流碰撞出一个方案，偶然性大于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好的节目往往得逐渐摸索出来。像《百家讲坛》，在电视里讲课并不是原创，在此之前有凤凰台的《世纪大讲堂》。《百家讲坛》一开始都是真正的专家来讲，百科式的，直到《清十二帝疑案》，栏目寻找到了一个创意突破口——长篇连续、历史为主，搭建起了学者和大众之间的桥梁，把历史知识和大众沟通起来。传播手段决定了传播效果，如果一板一眼，像课堂一样，没有娱乐性，只有专业性，观众可能就不爱看了。
电视体制的差异与融通：商业电视·公共电视·中国特色
杨：过去，在提到观众时，我们更多是站在国家意识形态角度来分析问题，教化、宣传功能提得很多。现在呢，媒介的多种功能都试图得到开发，但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在吸纳国外生产模式、借鉴节目类型时，也在有形无形地类型化了受众的口味、趣味和品味，而这种口味反过来对电视生产构成另一种规约，因为对象化传播要求类型生产，那么，类型生产会不会产生类型受众？这几年电视文化中出现的一些症候表明，这种担心不是庸人自扰。
苗：类型本身只是一个框架，可以容纳不同内容，至于框架本身是否合适，这需要检验，我们在刚一接触国外电视的时候，可能会不加分辨地将好坏一起拿了过来。在眼界开阔后，会培养一种鉴别力，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实际上中国电视正处在这一过程中。今天电视生产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因为借鉴了国外电视节目类型的缘故，可能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自身的体制把这种缺点放大了。比如说选秀节目，它充分利用了电视互动性的媒介特点，突出了群众参与狂欢的功能，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当《超级女声》、《我型我秀》这样的节目做得有声有色的时候，就出现了大批的模仿者，纷纷上马，不计后果。这些模仿者以低成本的投资，仓促粗糙的制作方式对这种节目类型实施了一种掠夺式的模仿、复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这种节目资源耗尽了，致使类型也随之蒙羞。实际上，这种类型节目有生存空间，也有自己的生命力，如果精心培育、细心打造，是能够体现出中国精神、中国气派来的。眼下的问题是，我们把国外的节目引进来后，优点没有放大，缺点给放大了。
杨：“克隆怪圈”对电视资源来说是种浪费，在电视台经营方面，则体现了一种投机心态，希望以最小的风险，换取最大的利益。既然没有一个良性的创意体制对这些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实现创意回报的最大化，整个电视行业对类型必定只是见利就上，见缝插针，使那些本来可能蕴含价值的类型没有得到更深的挖掘就被无节制的复制毁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