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仲呈祥
采访者：杨乘虎
作为电视艺术理论名家系列访谈的第一篇，本次访谈的对象是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家广电总局副总编辑、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仲呈祥先生。这位经由了文学、电影、电视多维学理路径的学者，在众语喧哗的学界、众相纷扰的业界，他的声音谁都不能置若罔闻，这归结于他的睿智思考，更归结于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与责任。
时代艺术·利润化倾向
杨乘虎（以下简称“杨”）：关于电视艺术，现在学界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分析起来，这些声音一方面是针对电视艺术本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是针对目前电视艺术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您看来，这样一些论断对于电视艺术意味着什么？
仲呈祥（以下简称“仲”）：首先说一个民族之所以需要审美活动，是因为需要有一种艺术的方式去把握世界。而以艺术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的时候，他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审美体系，要有自己的美学理论，这是必然的。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建立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美学体系呢？这是实践给我们提出来的，也是艺术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的。一个时代肯定要有一个时代的美学思想、美学主张，一部中国的艺术史，先秦有散文、汉代有骈文、晋代有书法、唐代有诗歌、宋代有词、元代有曲艺杂剧、明清有小说。梳理起来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时代常常有标领着那个时代的艺术创作潮流，或者引领中华民族审美潮流的一种主要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得到了发展，甚至于达到了高峰，必然基于这样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它必须吸纳那个时代中华民族审美思维的最高成果，最高的审美思维成果就是哲学史层面的审美思维是否科学化。
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电子技术的普及，广播、电视、电影成为当今令人瞩目的艺术形式，其中电视艺术覆盖面最广、受众最多、影响力最大，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部电视剧，可以很容易为亿万观众津津乐道；同样中央电视台的一台春节文艺晚会，一个晚上也可以集聚十亿受众的目光。
然而一个令人注目的现实是，人们常常把几个缺乏文化涵养，审美品位不高的笑星，误作为当代电视艺术创作的主将。这仅仅是一种误会呢，还是一种当代艺术创作的悲哀呢？作为理应成为标领这个时代中华民族艺术创作潮流的主要艺术形式的电视艺术，是否吸纳了当今中华民族最高的审美思维成果呢？我认为缺乏了当代美学思想的支撑，也就是说，未能吸纳当代中华民族最高的审美思维成果，缺乏了这种理论的素养的支撑。原因何在？这值得人们深思。
杨：分析理论界和观众越来越多的批评，表面上看是针对某个具体栏目或节目的不尽如人意，其更深层的指向是因为电视艺术创作中呈现的媚俗化、娱乐化表征已经越来越渗入到本体层面。
仲：你刚才说的这个现象，的确说明我们现在艺术创作的生态环境中出现了问题。我们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严格来说也就是处在一个由于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发生了矛盾，或者讲理性思维失之毫厘了，而造成了创作实践里面出现偏差。我们过去曾经把文艺包括影视艺术，简单地从属于当前的具体政治，吃了苦头。因为当政治错误的时候，酿成了民族的灾难，如文化大革命。即便是政治是正确的时候，简单地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它也容易酿成忽视艺术规律而对创作横加干涉，或者讲取消了建立艺术之上的艺术学术研究的独立品格，妨碍了艺术的健康发展和学术的正常积累，结论自然是弊多利少，我们不能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那么不从属于政治，文艺又应该怎么样呢？
由于我们哲学层面长期存在着一种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因此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事实上，我们已经看见了一种又把文艺简单地从属于经济，附属于市场这么一种现状。就是把过去用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变成了用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毛泽东同志当年深刻指出“形而上学的猖獗”，邓小平也曾深刻阐明“注意到一种倾向的时候，要注意防止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辩证法大师，他们深刻地懂得全面的辩证的思维，对于一个民族的至关重要性。
杨：电视的产业化发展日益得到重视，当电视全面进入市场这个领域，市场主体正在或已经与媒介本体进行置换。照这样理解，艺术对市场的服务应该是天经地义的。
仲：艺术要面对市场经济，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艺术为市场服务绝不是天经地义的，不是科学的论断。这就涉及到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特别是新文化发展的历史，要全面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陈寅恪先生曾提出过“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这是对“科学、民主”的“五四”精神另一个侧面的重要补充。这个“独立”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世界之外，而是指学术包括艺术，对于政治经济要有相对独立的品格，这样才能保证人类在把握世界的方式上，审美的把握作为一种不可取代的重要形式存在，不被政治方式和经济方式所淹没，这才有利于一个民族真正的文化建设和精神建设。
观赏性·观众是上帝
杨：但是在经济、市场的强势话语面前，电视艺术所需要的宏大场面、新视觉景观是无法独立于强大的技术支撑之外的，也自然无法脱离高额的制作经费。观赏性，这个目前被普遍应用的关键词，我觉得很多时候更像一个经济基础生成的概念。
仲：于是有人就提出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三性统一的概念。思想性、艺术性这是我们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提出来的，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中说，分析艺术作品的最高标准，既是美学的，又是历史的。请注意恩格斯把美学提在前面，历史放在后面。毛泽东在战争环境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提出，革命的政治内容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并且明确指出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他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这两者都有他们历史环境下的合理性，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恩格斯提出的是科学的，为什么呢？就因为在他看来，人类在进行艺术批评、文艺批评的实践当中，他的研究对象是审美对象，第一位的工作是考察它经不经得住美学的分析，如果它经得住就是艺术品，再对它进行历史分析才有价值。如果它第一位就经不住美学分析，那么就是非艺术性，历史价值再高，很可能就是公式化、概念化，是社论，而非艺术品，所以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总之思想性、艺术性都是创作美学范畴的概念，都是按照艺术品自身的品格这个逻辑起点抽象出来的概念；而观赏性是接受美学范畴的概念，它的逻辑起点是观赏者的接受效应。这三者是不能置于一个逻辑起点上加以调和的，而应分属于不同的研究范畴。
在这一点上，我坚持认为这个观赏性是个变量，它是因人而变的，不同的观赏者有不同的观赏要求。同时观赏性又是因时而变的，因我们观赏的审美空间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观赏性虽然与艺术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有一定联系，但主要决定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审美情趣，以及艺术品与观赏者发生关系的历史条件、文化环境、审美空间的综合，这是非常复杂的。
杨：我们现在提倡电视艺术的接受应从“可视性”向“必视性”过渡，在这个转变里，观赏性是一个很难直接跨越的环节，如果不能单纯地由作品来解决，那么是否意味着应在更大的范畴里重新界定，是否还意味着可能出现的偏差恰恰就是对观赏性功能实现的误解？
仲：要解决观赏性问题，途径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是提高观赏者的素质，丰富他们的阅历，使他们拥有会欣赏影视艺术的眼睛和耳朵。第二条也是更主要的，是要净化鉴赏的环节。一个民族的群体性的鉴赏习惯，马克思说过，不仅要培养，而且要靠灌输，他用了一个词“灌输”，就是说要靠培养。
现在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把提高观众素质和净化鉴赏环境这两个很重要的环节都疏忽了，而把观赏性单纯地推给作品去解决，作品怎么解决呢？于是，“观众喜闻乐见”就被片面地理解为什么东西能吸引更多人的眼球，就可以不加甄别地选用，自然就造成了消极地顺应观众群体当中某种落后愚昧的鉴赏习惯的现象。一旦消极地去顺应，就又强化了受众当中落后消极的东西。因为我们有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的影响，一百年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影响，以及“文革”里面文化专制主义的影响，不可能没有消极的东西。被强化了的消极落后的东西，它倒过来又会刺激不清醒的创作者，从而创作格调更低下的产品。这样一来，精神生产同文化消费之间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就产生了，这正是目前电视艺术生态环境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种现象。
杨：目前对观赏性的追捧已经表现出一些盲目性、偏执性，并且用观赏性取代作品本身艺术性和思想性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沿着这个逻辑推理往下推演，一个很明显的结果就是“观众是上帝”概念的提出。
仲：在物质消费中提出“顾客是上帝”是对的，提高服务水平可以刺激消费，增加利润，有利于发展再生产。可是艺术创作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此，“观众是上帝”，表面上是宣扬了艺术传播者的一种服务姿态，好像标志着观众地位的提升，但是实际上它抹煞了人类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界线，抹煞了艺术应该具有的双重性。电视艺术不仅有进入市场之后的商品属性，更重要的是它还有意识形态的属性。承认“观众是上帝”就等于把人类精神属性给抹煞掉了，把精神与物质的界线给消除掉了。人类社会与文化发展之所以需要精神产品，就是需要它去传播一种文明，去提升消费者的素质，坚守人类的精神家园，建设和传播先进文明和先进文化，引领大众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审美修养和精神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