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能不能向当代世界提供更深刻的启示”———西方电视批评理论与中国电视现状的比较分析
“能不能向当代世界提供更深刻的启示”仍然语出布热津斯基。他写道：“《达拉斯》和《王朝》两部电视剧已在100多个国家里播放，而它们所展示美国价值观念的形象不大可能加强美国的全球声望。相反，尽管被歪曲的美国财富的画面会引起人们嫉妒，但这类美国的形象所显示的极端庸俗和精神空虚，却使人们更加怀疑美国还能不能向当代世界提供更深刻的启示。”
在我们历数西方有识之士对电视的抨击时，我们注意到了他们对一些本属经济学领域的概念的使用，比如“商品”、“资本”、“货币”、“生产”等等。对电视商业化和庸俗化的批评，不管是侧重于伦理的追问还是学理的批评，只要看到了电视传播现象背后的市场这支“无形的手”的作用，只要不再局限于单纯的道德的愤怒，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种批评触及到了问题的要害和实质。对此，还是让我们听听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是怎么说的：“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相反的，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
检索西方电视批评理论，很难让人不产生“本土化”的比较和联想。对中华民族的现实和未来发展有着巨大历史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促使我们逐步完善了对中国电视事业的科学和全面的认识，这就是：中国的电视事业具有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的政治属性、大众传播的社会属性、产业组织的经济属性这三重本质特征。政治属性保证了一些作品具有较高的品位，社会属性使节目具有当代中国特色，这是中国电视不同于西方电视的地方。而对中国电视事业经济属性的科学界定，确定了中国电视进入市场的历史走向，资本运营、并购、组建集团、规模化竞争等一系列经济运作方式开始出现在中国电视的发展进程中。
特别是在世纪之交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的重要思想以后，进一步加快了中国传媒的市场化进程和产业化进程。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的中国电视，已经向世人昭示出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电视事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电视经济属性的确认，则是中国电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动力，为中国电视在新世纪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操作平台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传媒兴盛则文化兴盛，这是以往的理解；传媒兴盛则经济昌盛，这是新的理解。新闻事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新的亮点，这对整个国民经济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看，包括电视在内的文化艺术向商业化靠拢，实际上表明了整个中国社会纳入市场体制运行轨道的深刻变革。我们之所以说电视文化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各种怪现象不可避免，是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还有许多无序甚至混乱的现象，非理性的东西还有相当大的市场。中国电视文化的完善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也不难理解，但如果总是跟着感觉走，以耻言理想、躲避崇高、消解价值、游戏人生为潇洒和乐事，以对艺术的冷落为代价，那么感性化、平面化、媚俗化、游戏化将永远是中国电视文化无法逾越的严重障碍。
或许，我们在审视西方电视批评理论时常常会出现一种悖论：一方面，我们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是持肯定态度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认识和确定中国电视的产业属性，明确电视在文化产业、信息产业中的特殊地位，大力推进中国电视的集团化和产业化进程。这样一来，我们对于像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等等理论就成了一种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或者说是在价值理性意义上的肯定，而在工具理性上的否定。
这个例子颇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在综合实力上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中西方电视，在把西方电视批评理论作为一种行业自律和价值考量时，也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
市场经济的特性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决定了这些国家电视的产业属性从来就没有受到怀疑。我们则不同，中国电视不仅要坚持意识形态的既定属性，而且还要为自己是文化产业中的一员而大声疾呼，并要在实务操作中千方百计地壮大自己，这就决定了中国电视背负着比发达国家电视要沉重得多的历史重负。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批评理论颇有些“鸡肋”的意味——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大概就是西方电视批评理论常常让人敬而远之的症结所在。
就世界范围而言，电视作为一个具有经济学意义的产业，充其量只有56年的历史。而对中国电视产业属性的认识，若从1984年我国经济理论界首次提出“广播电视经济”的概念，尚不足20年；若从1992年中国政府明确将广播电视列入第三产业的。
序列更是不足10年。可以说，中国电视作为文化产业中的一员，其身份得到认同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而更重要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则更是有他们反抗希特勒法西斯文化的特定历史背景，这也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这好像又让人想起了多年以前那个“中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著名争论，但无论如何，西方电视批评理论在遇到中国电视的本土经验时，确实有些水土不服。
理论的跨语境移植最忌简单化机械搬用。西方电视批评理论无法全面解释中国电视商业化和庸俗化的原因除了电视批评理论的出场语境和现实困境有很大的不同以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四级办电视”的特殊体制。时至今日，中国电视传统体制的弊端已尽显无遗：大量的重复制作、重复播出、重复覆盖导致了重复投入，增大了支出成本，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同时，由于各级电视台之意的无序竞争，相互瓜分观众群，致使覆盖效益降低，个别小台为维持生计的乱播滥放成为现阶段电视事业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支撑本地广播电视台生存的地区，成本大于效益的制度安排的弊端已暴露无遗。中国电视的小型分散、资源浪费、管理混乱恶性竞争等体制弊端，决定了中国电视作为一个被批评对象时的独特的本土化特点，决定了西方电视批评理论在中国所面临的尴尬。对此，有研究者指出：“由于中西方电视的不同步发展以及电视语境的迥异，使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一扎根中国的土地就滋生出一团团乱麻，形成误导甚至对某些电视实践造成羁绊。”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想掩饰对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的偏爱。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的分析批判，特别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在充裕物质生活后面蕴藏着的人的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和不安这一病态的揭露，对于我们厘清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的思想资源有特殊的意义。请看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在列举消费主义统治下人的生活时写道：在现代西方社会，不但统治者和老板们过着吃穿不尽的生活，而且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也同样丰衣足食。“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所”，“打字员打扮得像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花枝招展”。
那么，这种物质生活的富裕有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马尔库塞深刻地指出：“我们再次面临着发达工业文明的一个最令人苦恼的方面：它的不合理性和合理特点。它的生产力和效率，它增加和扩大舒适面，把浪费变成需求，把破坏变成建设的能力，它把客观世界改造成人的心身延长物的程度，这一切使得异化概念成了可疑的。”马尔库塞在这里提出的“不合理性的合理性”使我们颇受启发。我们只要从中国电视的传播现状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许多“不合理性的合理性”。比如电视传播中的大量“克隆”现象，比如许多家电视台同时播出一部电视剧，比如屏幕上的迎合和媚俗，等等。所以，从中国电视的产业发展现状来看，从中国电视与发达国家电视业的差距来看，中国电视都处于“第二次创业”的阶段，这也是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其中表现出的瓜分“蛋糕”的非理性特点，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借助于电视批评的经济视角，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经济学上的那个著名的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16世纪英国金融家格雷欣提出的这一法则表明：在金属倾向流通中，实际价值较高的良币必被实际价值较低的劣币排挤掉。布热津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格雷欣法则’不仅适用于优质和劣质货币，而且还适用于一味依赖广告和对观众有吸引力节目的安排。可悲的事实是，推销淫秽文化的电视制作商实际上对那些不这么干的电视制作者占有竞争优势。”在电视传播领域中，“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结果就是：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只要现存的电视传播体制不能使手持劣币者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么，乱播滥放的电视台便会有恃无恐，主流电视传媒的优势便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对那种乱播滥放的非主流电视传媒的纵容，结果只能加速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文化素质不高的观众在电视乱播滥放的误导下对粗制滥造的作品趋之若鹜，使本来就很浅薄的文化积累更加低下，于是，就越发对电视精品失去兴趣。久而久之，这种电视传播的社会代价只能是全民族文化素质遭到严重伤害。
因此，中国电视的人文精神与产业发展、增强实力与有序竞争、自我保护与国际接轨等等多重二元对立模式，决定了中国电视当下的关注热点必然是在如何做大、做强上面，对一些具有终极意义的理论命题可能会敬而远之。这或许不难理解。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对电视的批评本身就是当代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一大人文景观。将走向市场的电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纳入理性化的发展轨道，使电视文化的发展向有序、精致、高雅的方向迈进，“向当代世界提供更深刻的启示”，这同样是中国电视追求的永恒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