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
构建正确的价值观，并以此为基础确立明确的目标，在整个战略分析决策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价值观贯穿于管理活动始终，它构成人们对待客观现实的态度、取舍事物的标准、选择对象的依据，由此推动人们的实践和认知活动。脱离目标和价值观的活动必然是盲目的，就算有效果也必然是一时的。当前，全国出版业转制风头正劲，而大学出版该怎么走，各方观望，争议颇多。因此，厘定大学出版的目标和价值观不仅必然，而且必须。
一、现代企业价值观是现代出版的基本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就是客观存在的价值关系在人们主观意识中的反映，是价值主体对自身根本需要的系统理解及对价值客体的意义、重要性、态度和衡量标准的总的看法。由于历史的、习惯的和现实的具体条件不同，价值主体往往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企业价值观，就是把企业作为价值主体确立的、符合企业发展战略要求的、引领全体员工为之奋斗的价值体系。它反映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需要什么、坚持什么、追求什么的问题。不同的价值观，造就企业不同的个性和风格特征。
在西方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价值观经历过多种形态的演变，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最大利润价值观、经营管理价值观和企业社会互利价值观。最大利润价值观是指企业全部管理决策和行动都围绕如何获取最大利润这一标准来评价企业经营的好坏。经营管理价值观是指企业在规模扩大、组织复杂、投资巨额而投资者分散的条件下，管理者受投资者的委托从事经营管理而形成的价值观。一般而言，这种价值观除了尽可能地考虑投资者的获利外，还非常注重实现企业人员的自身价值。企业社会互利价值观兴起于上个世纪70年代，它要求企业在确定利润水平的时候，把员工、企业、社会的利益统筹起来考虑，不能失之偏颇。发展到当代，企业价值观越来越具有一个突出特征，即以人为中心，以关心人、爱护人的人本主义思想为导向。过去，企业价值观也把人才培养作为重要内容，但那仅仅是为了提高企业效率、获得更多利润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实际上是把人作为工具来看待。当代企业价值观则不同，它已经开始把人的发展视为目的，并从本质上加以关注，这是企业价值观的根本性变化。
现代企业价值观的变迁告诉我们，现代企业已由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转变为一个既有经济责任又有社会责任的二元组织。“企业在追求经济利润时，如果遵守了经济准则和法律规范，只是尽到了社会义务（social obligation），这是企业生存最起码的条件；企业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如果能按照当时的社会准则来生产或修订自己的产品，只是做到了社会响应（social responsiveness）；只有当企业将社会的长远目标纳入到企业自身的发展目标中，为社会的长远发展尽到道德义务时，才能说做到了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也就是说，对一己利润的追求已经不是企业唯一的目标，大部分成功的企业是在一种远远超过对财富的渴望兼及其他群体利益的目标激励下取得成功的，其实这就是现代企业价值观的内涵所在。正如AES电力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尼斯·贝克所说的那样：“利润对公司来说，就像呼吸对生命一样。呼吸对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生活的目的。同样，利润对公司的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公司存在的原因。”尽管那些与更广泛的社会道德目标联系起来的企业价值观有时可能会抑制企业对获利能力的追求，但大多数研究和企业的发展实践反复证明，这些价值观实际上是可以长期促进而不是阻碍利润绩效的。
现代出版的基本价值观遵循现代企业的价值观，其根本是源于现代出版业企业定位的回归。
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创建被视为我国现代出版业正式建立的标志。以此为起点，一直到1982年文化部出版局发布《关于出版社、新华书店总店、中国印刷公司列入1982年调资范围后的几项规定》将出版社改为“事业单位、企业经营”为止，这85年间的中国出版，事实上却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
早期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一开始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民营企业。它们普遍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采取股份制和“董事会任命下的经理负责制”等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完全以商业化手段进行运作。历史证明，出版的企业化实际上并未影响其社会价值的发挥，它们中的佼佼者甚至一度攀升到中国出版史乃至世界出版史的高峰。全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不仅在上海总馆设有机构健全、制度完备的总务处、编译所、发行所和技术设备先进的印刷总厂，还在全国各地设有85个分馆以及相应的印刷分厂，同时还在新加坡、吉隆坡、香港等地设立了分馆。规模之大，人员之多，为当时国内印刷出版企业之冠，世界印刷出版界罕有。正是这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出版企业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出版史上“文化教育集团”的奇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版企业发展的曲线到达巅峰，但同时也潜伏着内外交困、动荡不安的因子。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短短二十多年间，神州大地经历了内战、抗战、解放战争的洗礼。在这段缠绕交错着尖锐的、严酷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商务、中华、开明等辛苦创建的辉煌遭受重创，整个民族出版的发展也陷入极端复杂的态势中，其间不乏出版人的挣扎、抗争和血泪。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得以创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出版主要就是跟着政治运动转，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走到了极致。有研究说，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全国报废图书的损失总计约几亿元人民币，与全国出版给国家的上交额差不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航向得以端正，中国出版也才真正有了相对良好的发展环境。身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出版业，尽管这一阶段仍定为事业单位，但其经营管理的企业化意义却是十分明显的。
1982年把出版社定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表面上是在事业企业之间进退不定，实际上是在当时环境的基础上做出的向企业回归的决策。“出版社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一种是大多数能够保持微利或略有盈余的出版社按企业单位管理；一种是少数亏损出版社按事业单位管理）是历史形成的，它是出版社具有两重性的反映，是出版社在经营上存在不同状况的反映，在当时是符合出版社实际的”。这也是“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法人属性大家并不觉得妨碍生产，就在于那时出版单位的经营活动企业化程度还比较低，当时整个国有经济体制改革也处于初中期阶段”。而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确立，使得出版产业改革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尽管‘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这种体制可以有‘事业单位’‘企业单位’‘两头沾’的好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国家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原有政策的‘模糊空间’将逐渐清晰，想要继续保持‘两头沾’是越来越不可能了”。
新形势下召开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个与“文化事业”相并列的概念，并在分类指导的原则下赋予了公益性事业单位和经营性产业单位不同的改革任务和管理要求。前者在现阶段要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后者则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柳斌杰署长指出，出版转制一是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新闻出版事业单位体制，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转变为企业。二是指已经转为企业体制的新闻出版单位，要进一步实行投资多元化和股份制改造。那些主要任务不是参与市场经营，而是主要为党和国家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服务的出版社，如人民出版社，或者是无盈利能力的政策性出版社，继续保留事业单位性质，进行事业单位管理。此外，其他出版社都要分期分批转为企业。这与上世纪60年代上海出版业将所属出版社的编辑部门统统改为事业，而将印刷发行部门统统改为公司企业的办法大不相同，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纵观这一段出版发展史可以看出，出版定为企业，按照企业的方式进行经营管理，早已有之。中国出版发展的特殊性在于中国出版企业化经营的曲折。而当年采取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决策也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权宜之计，是出版企业化经营由“曲折”回归正轨的过渡。党的十六大对出版所作的重新定位是符合出版自身规律的，也是符合中国出版实际的。这就是说，除开公益性的出版事业单位外，经营性的出版产业单位实质上已经重新回到企业的定位。作为企业，它也必然要像其他企业一样，遵循企业的发展规律。在其价值观的定位上，也必然首先遵从企业的价值观。在企业价值观发展到全新的现代企业价值观的今天，现代出版也必然以现代企业价值观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即出版企业在追求利润目标的同时，还要综合考虑兼及其他利益主体的、具有社会价值的、高远的文化目标。
二、出版精神是现代出版的核心价值观
谈出版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在于，出版不是作为一般企业存在的，它实质上是个特殊的企业。所谓特殊性，即出版生产的不是一般的物质产品，而是文化、思想等精神产品。其产品满足的是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对人的影响重大而深远。这就要求出版不仅要具有由其企业属性决定的基本价值观，还要具有由其出版特殊性决定的核心价值观。
有学者研究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经验时说：“日本经济发展的三要素第一是精神，第二是法规，第三是资本。这三个要素的比重精神占50％，法规占40％，资本占10％。”如果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是这样，那么对于出版这个既有经济属性又有文化属性的产业来说，精神发挥的作用可能会更大。“高尚的出版精神，是出版之本，是出版之魂，是出版之精要，是出版之所以能够受到高尚的人们尊重的缘由，是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出版业得以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可以说，出版精神就是出版价值体系中那只“无形的操纵之手”，出版精神就是整个出版价值观体系的灵魂和核心。
出版精神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其中最核心、最精要的，一是人文精神，二是职业精神，三是创新精神。
首先，人文精神是出版精神的内核。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有学者说，人文精神具备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二是“文”。在“人”的方面，人文精神把“人”视为终极关怀的目标，尊重人之为人及其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在“文”的方面，它承认人的理性，重视教化的作用，追求完美的道德和理想的人格。简言之，人文精神就是人之为人的文化精神。
人文精神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以提高人类对自然的认知能力和改造能力；二是对人类自身的关注，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追求全面发展的理性人格；三是对人类社会的探求，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永续发展。人文精神这三方面的内容在图书出版过程中都有体现：人文精神对客观世界的探索，要求图书出版追求客观真理、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使人们更好地认识自然界及人类的奥秘。人文精神对人类自身的关注，要求图书出版适应人类生产、生活、娱乐、休闲及审美追求的发展需求。这两者分别代表了人的精神需要的两个层次，前者属于基本的、较低的层次，后者则是人类精神消费的较高层次，它表明人在精神世界中对人类社会的看法变得更为理性化，对生活的感悟高于生活真实而又终于生活现实。人文精神对人类社会的探求，又要求图书出版传承文化，推进教育，把前人的或当前的文明成果通过出版的形式保留下来，散布开去，以促进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所以，人文精神决定着图书出版的内容，是图书出版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出版精神的内核。
当前中国出版界中的“不人文”或“伪人文”现象却并不少见。有学者曾形象地提炼出“今日书界六大俗”：一曰光速跟风，二曰卖弄隐私，三曰枪打出头鸟，四曰胡乱翻案，五曰追着明星跑，六曰公然打托与造假。这些行为是对人文精神的曲解和背叛，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图书品质的下滑，长远看它还将造成整个社会人文关怀的缺失。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人文氛围的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而那时的人自身又是什么样子。一个人文社会的沦陷不难，但要重建就绝非易事。而与“不人文”并驾齐驱的“伪人文”现象则更具迷惑性。它往往打着“人文”的旗号，编出各种各样的“作品选”、“精选本”，轻率袭用“人文读本”之名，其实名不副实。这些行为对人文精神不仅没有丝毫尊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对人文精神的亵渎，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同样深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