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表现为对个人情感表现的伦理规范。《英雄无悔》写高天和三个女人的情感纠葛，注重把先进人物当人来写，在个人情感表现上更加开放，更注意到与滥情的区别，其情感表现基本符合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审美文化心理——朴素、本色，止乎礼仪，表现出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客观上对先进人物的行为准则的影响。“发乎情，止乎礼义”，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这也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之处。
其次，重大社会问题剧所表现的先进人物，注重情理节制原则。在对待个人感情问题上，以理性节制感情。情理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当代社会背景下，中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传统伦理文化的基本精神。传统文化对情理有十分深刻和独到的认识，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建设和谐社会，提倡以人为本，都要以情为基础。情系于人，如果待人无情，就谈不上以人为本。这种具有民族特征的伦理原则、道德操守，贯穿于当代人的精神世界。
重大社会问题剧对于先进人物的塑造上，通过夫妻、情人、朋友、兄妹之间的感情纠葛与矛盾冲突，揭示了中国人的民族文化个性情感与道德风貌，对于先进人物形象的情与理的矛盾冲突，十分注意把握伦理分寸。《大雪无痕》用较大篇幅表现了这种情理关系：在妹妹方雨珠眼里，她真正崇拜的就是她的哥哥方雨林。23岁的方雨珠过早地被裹进了下岗大潮，命运多舛，但她总是以乐观向上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种种矛盾，时时维护着家庭的和谐。她善解人意，替哥哥担起了家庭的责任，侍候生病的母亲和父亲，关心着哥哥的饮食起居和心理变化；她天真调皮，美丽善良。因此，方雨珠的死，一方面意在表现反腐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也是美的事物毁灭的悲剧。当方雨林得知导致妹妹方雨珠车祸死亡的原因，即所谓的“变质的鱼”事件是冯祥龙故意安排报复自己的一个圈套时，方雨林觉得这世界一切都要爆炸，一切都是那样的无情。他恨不得一枪打死冯祥龙而后快，但关键时刻，方雨林的理智、心胸、自制能力和“大局观”，克制住了当下这一时的迷茫和冲动，举枪的手终于垂落了下来，眼泪“哗”地一下从方雨林的眼眶里涌出。他冲着广阔无垠的雪野跑去，跑上高坡，掏出手枪连连向着天空开了五六枪……在处理这种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物在情感支配下的行动常常都是借助理性来制约，很好地体现出了传统文化的影响。
再次，先进人物的传统文化意识还体现在这类人物形象的平民化。先进人物的平民化不是将先进人物等同于普通的百姓，而是体现为与百姓的情感相通和伦理认同。《忠诚》的导演胡玫在选张国立饰演主人公时，“很重要的一点是看中了他那张脸，看上去很平民，小眼睛，不是浓眉大眼，也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官员形象，走到村里别人也不会把他当干部”。《希望的田野》中，徐大地的政治智慧恰恰在于这种平民意识的巧妙运用。搬家请客一场戏，徐大地到场为送礼的人敬酒，只是为了最后拿送礼的钱盖学校，并私下里付了请客的钱。这种平民意识使高长河、徐大地这类艺术典型更加深入人心。通过平民情感与道德认同传达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体现了先进人物形象塑造中创作者的文化自觉。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宏大的整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追求、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质，传承着儒家文化以“人”为本的合理内核，注重在现实世界提升人的品德，以达到理想世界。这种文化长期以来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当然，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才能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题中应有之义，便是以开放的眼光同时吸收世界优秀文化中适合中国国情的精华部分。
三、先进人物的科技理性和法制意识
随着时代的发展，先进人物形象的思想蕴涵要努力涵盖当代社会精神取向，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历程中，科技理性和法制意识成为另一重要维度。
首先，强调当代科技理性对先进人物形象塑造的作用。像《DA师》、《导弹旅长》、《世纪之约》、《战争目光》都强调了科学技术对先进人物形象创造的作用。《世纪之约》主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主题：以梁栋、雷默、徐一海、宋广学、胡安平、罗克刚等为代表的一批曾经参加“两弹一星”建造的功臣们，从思想到行动与国际接轨并完成了“第二次创业”。《世纪之约》一开始，就把维护国家尊严这样重大的主题摆在观众面前。抱着为中国人争口气的心理，胡安平、王孟东及焊接队长丁翔领着中和公司全体开始了核岛辅助设备的焊装；然而，中和公司辅助设备焊装的结果出来后，竟然有50%的不合格率！而且，中和公司的安装工作也越来越暴露出管理上的混乱无序。面对现实，一是承认自己与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雷默选择了这条道路。另一种思路以胡安平、王孟东及丁翔为代表，不愿向法方代表博德低头，面对法方的培训考核合格后才能拿到身份上岗这样的举措以及功臣专家徐一海辛苦编剧的接口进度表被新任的工程部长法国人戴利当废纸丢弃这样的事实，他们愤怒抵抗。全剧极力铺陈了这种转变观念的痛苦的心路历程，揭示出中国人要尽快摆脱技术剥削，就要从低头学习开始，通过自强来消除偏见，通过实力来维护尊严。
显然，它融入了中西方价值视野的思考。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也要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融入到世界经济大潮中去。《世纪之约》中，梁小可寻求的自我价值实现之路与其父辈显然不同。当梁栋得知女儿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成了南海核电站的工程顾问、法国吉阿公司的高级雇员时，他感到不能容忍。如果说老一辈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那么在梁小可身上，则体现了掌握现代高科技技术对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迫切要求。矛盾冲突的进一步展开，是梁小可把自己为吉阿公司主持开发，帮助中方进行核岛安装、施工管理的一套软件放在梁栋、雷默等人面前，作为父亲的梁栋无法理解自己的女儿怎么会不顾国家对她的培养帮吉阿公司赚钱；而梁小可却道出了中国人自己的悲剧，因为她是在得不到许多国有企业认可的情况下，才来到南海走进外国公司的大门的。雷默也正是在深刻的教训面前主动敲开了梁小可的房门，并请教起了关于“质量保证”体系问题。
正是从梁小可那里，他意识到了中方和法方之间存在的真正的差距，认识到在安装中一点一滴中国人都得向法方学习！在矛盾双方的冲突与和解中，在中西价值观的相互参照、对比中，《世纪之约》艺术地融入了较为丰富的科技与管理内容，呼唤面对外来价值观念的冲击和挑战，摒弃盲目自信、固步自封，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真正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其次，作为对传统英雄形象创造上存在的青天意识和人治意识的反拨，在先进人物的塑造上强化法制意识。《希望的田野》中，徐大地面对群众举报的村干部腐化问题，利用周末回家看望妻女的机会独自驾车下乡私访，看到鱼肉乡里的望江村支部书记李得胜的吃喝嘴脸时，一怒之下当场开除了他的一切职务。但在乡党委会议上，李得胜还是以党委常委的身份出现。面对华乡长的发难，徐大地对自己的独断行为不得不作出检讨，因为一怒之下的行为和决定，尽管正确却不符合法律程序，没有通过党委常委会议通过。通过这种检讨，用法制意识消弭人治意识，树立了新一代的农村干部形象。《莽塬》表现的是普普通通的当代农家男女，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里，彼此间发生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应当如何处理矛盾？是人治，还是法治？《莽塬》一开篇，就把观众引入了扣人心弦的矛盾冲突之中：纯洁善良的农村姑娘彩云被人以三千元拐卖，她的“未婚夫”——一对“法盲”兄弟要强迫她“圆房成亲”，她被逼外逃。危难之中，她被抱打不平的牧羊青年喜林搭救。但喜林也不懂得怎样用“法”来保护彩云。
这时，正从县上开会归来的县人民代表玉梅出现了，她义正词严地喝退了“法盲”兄弟，把彩云接到长风乡自己的家中，为她安排新的生活。彩云进入了乡办工厂，当她正开始新生活并与喜林萌生真挚爱情时，又遭道德败坏的厂长史洪发强奸并威胁她不得外传。史洪发喜新厌旧，竟勾结乡派出所所长卫建国，用枪打死了自己的妻子大风，并制造伪证。为民立言的玉梅在上级党组织和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支持下，发动群众，同史洪发、卫建国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却得不到缺乏法律知识并怀有私心的丈夫广厚的支持。《莽塬》注重刻画人物的精神世界，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达到宣传法制建设的目的，忠实地代表了人民的心声，玉梅的所言、所为、所思乃至所遇，都实实在在地蕴涵着一种深刻的呼唤法制建设的思想文化内涵。
第四节 世俗生活剧的美学趣味
一、作为历史主体的普通人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最关心人的现实存在，重视作为历史主体的普通人的价值。
从社会主体和历史主体理解普通人的价值，需要从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和普通人的现实处境出发，需要从日常生活和世俗精神来理解，但又不只是从世俗精神来理解其生存的价值。
当代大众审美文化以世俗生活表现的历史，强调了生命个体的存在形态，尤其是情感存在形态，在弥补过去从普遍性理解普通人个体价值的不足时，也出现了另一偏颇：“经过被自我意识化了的历史变成了一种历史的意识；把历史变成了历史的观念；把历史观念变成了观念形态的文本；把史实变成了被人们诉说或叙述着的故事；把历史存在变成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和解析；把历史过程变成了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的演化和嬗变程序；……从而把历史变成被主观随意性所曲解和篡改的文本形态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尊重普通人的历史理性从最具有合理性的层面看，不能摒弃历史唯物主义，孤立地看待生命个体的意义。
作为历史主体的普通人的价值有着丰富的人文精神蕴涵。现实题材电视剧对普通人价值的认定，包含把人的基本情感的满足当做人的正当需要加以尊重和关怀。当代大众审美文化运动的最大成就是建立了以普通百姓为主体的社会价值立场，《渴望》宛如平常一首歌，作为文化宣言唱响了这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运动的主旋律。在这种转向中，当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心的现象。首先，电视剧是一种文化，商业目的向美学原则的渗透，必然对人文精神造成负面影响。其次，由于受到金钱的诱惑，大众文化的市场原则常常以消解艺术的独创性和想象力为代价，很容易使电视剧变成一种媚俗的平庸文化，其中一些对暴力、性的渲染会造成负面影响。再次，大众媒介的哗众取宠也会影响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正确判断，使接受者的审美能力退化。
因此，探讨作为历史主体的普通人的价值，首先要关心的是具体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关心的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着历史活动的具体的人，根本上说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是由我国的社会性质决定的，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关键。其次，探讨作为历史主体的普通人的价值，还在于普通人是文化的载体。
仅就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来看，就包含了诸多对当前中国法制与道德建设有益的内容，重人伦关系，重精神境界，重人道精神，重整体观念，重修养践行和重推己及人，这些优良的传统都包含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就是这些优秀文化所具有的艺术精神的活载体。再次，探讨作为历史主体的普通人的价值，还在于对世俗人生价值的认同。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蕴涵大量真善美的内容，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中，真善美能集中地体现在伟人身上，但面对世俗生活的庸常状态，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心态，珍视世俗生活中地情感价值，是绝大多数中国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意义不仅体现在事物发展的过程当中，体现在它的当下性和真实性上，还体现在对世俗人生价值的认同上。
当然，普通人的价值还包含了对大众审美观念的认同，体现了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要求和现代法制社会对人的尊重。以普通人作为电视剧创作对象，其审美价值与中外文学艺术中对这类人物的理解有所不同。在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大师如狄更斯、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人的笔下，普通人多是一些来自下层的“小人物”和“多余人”，对于这类形象的塑造，主要是以饱含同情的笔墨刻画了其悲惨命运和内心痛苦，使农民、城市贫民、小公务员等受苦受难的“小人物”成为“社会的一面忠实的镜子”。在我国，相类似的理论问题是20世纪60年代邵荃麟提出的“中间人物论”。
他针对当时文艺界“写艰苦性、长期性、复杂性不够”的现状，提倡要“写中间人物”：“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应当写出他们的各种复杂的心理状态。”这种本来正确的理论主张，后来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被“四人帮”斥为“黑八论”之一。他所谓的“中间人物”，实质上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现实题材电视剧中的普通人，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张大民，《有泪尽情流》中的马小霜等。尽管他们在生活困境中有挣扎、有妥协，在关键时刻或涉及自身根本利益时也可能表现出从自身利益出发思考问题的行为取向，但他们能够及时认识到自身的缺陷，并为之感到自责和痛苦，最终成为坚强站立着的普通人，重新回到正常的状态。从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理解普通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价值，现实题材电视剧正是将这些价值化为审美形象，成为当代大众艺术的基本美学追求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