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10日，林语堂、杨杏佛相继致信胡适进行解释。13日，蔡、林二位将上海总盟执委会的讨论结果通报胡适，其中委婉地承认未经确证便遽然发表“控诉书”的过失，表示“将来再收到此种文件，自当审核详查，不轻发表”。对于胡适所提出的“责任”问题，答复则是非常字斟句酌——“故此文若不宜由本会发表，其过失当由本会全体职员负责，决非一二人之过，亦决非一二人擅用本会名义之结果”。14日，杨杏佛又致信，劝胡适“千万勿消极”，“在京、平市党部开始压迫本会之时，内部自当精诚团结也”。
2月19日出版的第38号《独立评论》上，刊有胡适《民权的保障》一文。此文撰于2月7日，其时他与“同盟”总部尚未进行有效的沟通。该文之中，胡适肯定民权保障运动的兴起是当时政治冲突下的必然现象，指出：“直到近几年中，政治的冲突到了很紧张的地步，一面是当国的政党用权力制裁全国的舆论，不容许异党异派的存在，一面是不满意于现政权的各种政治势力，从善意的批评家到武装反抗的革命党派。在这个多方面的政治冲突里，现政权为维护自身的权力计，自然不恤用种种高压方法来制裁反对势力，其间确有许多过当的行为，如秘密军法审判的滥用，如死刑之滥用，如拘捕之众多与监狱生活之黑暗，都足以造成一种恐怖的心理。……民权保障的运动发生于今日，正是因为今日是中国政治的分野最分明，冲突最厉害的时候。”胡适明确“我是赞成这个民权保障运动的”，但强调应坚持基本原则：中国的民权保障运动必须要建筑在法律的基础之上，一面要监督政府尊重法律，一面要训练我们自己运用法律来保障我们自己和别人的法定权利。
从法律基点出发，他批评道：“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做政治的问题，而不肯看做法律的问题。这是错的。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场上来谋民权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权保障。”
就“同盟”总会所提出的“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胡适认为：“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
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做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负的责任。”此处，需要强调的是：胡适虽然指出政府不会允许“革命的自由权”，但他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即“政府必然会这样做”，而并非主张“这个政府有权这样做”。亦即，我们应该辨析清楚：陈述一个必将出现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对它的赞许和支持。从“与虎谋皮”这一贬义典故中，反而可以体会到他对这一事实的厌恶。
在此文末尾，胡适认为“民权的唯一保障是法治”，因而只能主张“在现行法律之下，政治犯也应该受正当的法律保障”；并提出四条工作原则：第一，我们可以要求，无论何种政治犯，必须有充分证据，方可由合法机关出拘捕状拘捕。诬告的人，证实之后，必须反坐。
第二，我们可以要求，无论何种政治犯，拘捕之后，必须依照约法第八条，于24小时之内送交正式法庭。
第三，我们可以要求，法庭受理时，凡有证据足以起诉者，应即予起诉，由法庭公开审判；凡无犯罪证据者，应即予开释。
第四，我们可以要求，政治犯由法庭判决之后，应与他种犯人同受在可能范围之内最人道的待遇。
胡适强调上述四条都是关于“政治犯的法律立场”，离开这个立场，便不再是“民权保障运动”，而是“革命”。他还表示除政治犯问题外，民权保障同盟还有许多“可以努力的方向”，如“现行法律的研究”、“司法行政的调查”、“一切阻碍民权运动的法令废止或修改”，“一切监狱生活的调查与改良”，“义务的法律辩护的便利”、“言论出版学术思想以及集会结社的自由的提倡”，等等。
这一集中阐述胡适意见的文章，从目前已知的史料来看，尚未激化双方矛盾。
2月22日，英文《字林西报》刊登对他的采访，其内容大致为胡适致《燕京报》的信和《民权的保障》一文的要点综合，但存在一处明显的出入——报道末尾指出胡博士说“一个政府为了保卫它自己，应该允许它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有权”二字的使用，体现出一种迥然不同的意味，笔者推测这应是《字林西报》记者的误解。
此则报道引起轩然大波，当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即致电胡适质询：“本日沪《字林西报》载先生谈话，反对本会主张释放政治犯，并提议四原则，与本会宣言的第一项完全违背，是否尊意？请即电复。”未得回复后，于28日再次致电，指出：“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盼即电复。”胡适仍未回应。数天之后，3月4日《申报》报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昨日开会，决议“开除胡适之会籍”。
上述风波貌似由一份来路不明的“控诉书”引发；究其实质，关键则是因为对“民权保障”的认识存在深刻歧异。胡适认为保障民权是法律问题；同盟“总部”则认为这是政治问题。主张须在法律框架内争取人权，与胡适的自我政治定位相关。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为自己设置的理想角色是“补偏救弊”的建言者。
1929年7月2日，“人权运动”兴起未久，宋子文代表国民党核心领导圈约见胡适，询问其对于当时国事的观点。除了强调“制定约法”和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之外，胡适还提出了5条具体“改革的意见”，其一便是“充分容纳异己人才：如监察院宜用无党或左派人才”。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就此事写道：“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故而“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当时与后来的大多数评论家和研究者，往往以“同盟”总部言论行动的客观正义性来否定、谴责胡适，认为他曲意为国民党治下的人权状况辩护，如讽之为“抛弃人权说王权”。其实在人权保障问题上，胡适并未放松过对国民党的批判。
（二）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
上文探讨了胡适“人权观”的内涵，需要强调的是：在既往研究中，论者往往将“人权派”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这容易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人权派”的成员都持有相同观点。其实应该重视他们之间的“和而不同”——基本立场固然相似，具体观点则有差异。
以“人权观”为例，虽然都呼吁保障人权，但胡适并未将反抗压迫的权利，即其在《民权的保障》一文中所言的“革命的自由权”，视为一项基本人权。而罗隆基在《论人权》一文中不仅肯定“革命的人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还将其视做保障其他人权的手段，认为“一切的人权，都可以被人侵略，被人蹂躏，被人剥夺。只有革命的人权永远在人民手里”。同理，在“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的共识前提下，各人关注的重点亦有不同。就胡适而言，他突出的是以下两项。
1.应建立能够“批评政治”的自由
1929年底，新月书店拟出版《人权论集》，收入“人权论战”第一阶段的文章，其中包括胡适6篇，罗隆基3篇、梁实秋1篇。该书目录如下表所示：《人权论集》文章目录12月13日，胡适为《人权论集》作序，说明：上述10篇文章是“中国今日人人应该讨论的一个问题——人权问题”。其中，前3篇讨论“人权与宪法”。第4篇讨论“我们要什么人权”。第5、第6篇讨论“人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第7篇讨论“国民党中的反动思想”，“希望国民党反省”。第8篇讨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第9、第10篇讨论“政治上的两个根本问题”。他还强调指出：第7、第8篇只是“言论自由”的实例——“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从这段文字及相关文章中，可以推知：胡适认为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应建立能“批评政治”的自由。换言之，在他看来：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言论自由，并不仅仅是发表一般意见的自由；而更应是政治批评的自由，即可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人物等进行批评的自由。
胡适通过自身的批评实践展示了这一理念。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为了强化一党专政，“他们很快便把已故‘总理’（党和领袖）那些通常很含糊、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观点变成了一种思想体系，对这种体系他们要求教条式的忠诚，而不容忍任何异议。”如：1929年3月，身为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竟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上主持通过一项决议，“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案”。在此思想“定于一尊”的状况下，胡适不惮于发表异议。
其一，批评《建国大纲》。这是孙中山先生起草的关于建设中国的计划，又称《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于1924年1月23日由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4月12日，孙中山又亲笔誊写，并对原件稍加修改。该大纲的制定宣言中强调：“今后革命势力所及之地，凡承本政府之号令者，即当以实行建国大纲为唯一之职任。”
对此，胡适首先认为孙氏对于“宪政”的性质颇多误解。他举《建国大纲》第二十五条条文“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为例，指出：“这是绝大的错误。宪法颁布之日只是宪政的起点，岂可算作宪政的告成？宪法是宪政的一种工具，有了这种工具，政府与人民都受宪法的限制，政府依据宪法统治国家，人民依据宪法得着保障。有逾越法定范围的，人民可以起诉，监察院可以纠弹，司法院可以控诉。宪法有疑问，随时应有解释的机关。宪法若不能适应新的情势或新的需要，应有修正的机关或手续。——凡此种种，皆须靠人民与舆论时时留心监督，时时出力护持，如守财虏的保护其财产，如情人的保护其爱情，偶一松懈，便让有力者负员之而走了。故宪法可成于一旦，而宪政永无‘告成’之时。”
此外，他还作长文《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讨论“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认为“训政与宪法不可同时并立”。文中，胡适指出：从1906年的《革命方略》到1923年的《中国革命史》，中山先生始终主张一个“约法时期”为过渡时期，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之权利，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但在1924年的《建国大纲》中，“约法之治”的主张已被取消。而且根据《建国大纲》第二十二条、二十三条规定，“不但训政时期没有约法，直到宪政开始时期也还没有宪法”，“须要等到全国有过半数省份的地方自治完全成立之后，才可以有宪法”。胡适认为：关键在于“中山先生对于一般民众参政的能力，很有点怀疑”。
在引据《制定建国大纲宣言》和《建国方略》中的有关论述后，他更直接道出：中山先生主张训政，只是因为“他根本不信任中国人民参政的能力”。对此，胡适表示反对：“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他借用中山先生当初驳斥袁世凯谬论的比喻——“中国今日之当共和，犹如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强调：“宪法之治正是唯一的‘入塾读书’。唯其不曾入塾读书，故急须入塾读书也。”
胡适进而追问：姑且承认共和需要训练，那么“宪法与训练有什么不能相容之点？为什么训政时期不可以有宪法？为什么宪法之下不能训政？”接着他强调：“宪法之下正可以做训导人民的工作；而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胡适的这一批评颇有先见之明，孙中山先生的“训政”理论本身已有不足，在国民党的统治实践中又遭遇扭曲和背离。有论者曾指出：“训政学说仅起了为一党专政辩护和维护一党专政的作用。”
其二，质疑“行易知难”。这是孙中山的一个重要哲学思想。
有论者指出：“行易知难”相对于传统的“知易行难”，深化和拓展了“知行”的内涵。古说之“知”重在道德善恶之知，“行”重在道德方面的躬亲实践；孙中山之“知”重在革命理论，“行”重在革命活动。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对“知易行难”古说的批判和变革，此种革命性的扭转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知易行难”一方面让人对革命理论缺乏坚定信仰，另一方面让人对革命实践具有惧怕心理；“行易知难”则既突出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又强调了革命实践的可行性。
1919年5月，杜威博士来华讲学，曾肯定和印证“行易知难”，客观上推动了它的广泛传播。同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撰文评论《孙文学说》一书时，大体上也对“行易知难”表示肯定。但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实践，逐渐让胡适发现这一学说具有不可忽视的内在理论隐患，于是撰写《知难，行亦不易》一文，对“行易知难”进行较为全面的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