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本崛起的事实，同样在清朝统治层中引起了震动，部分官员开始改变以往对日本的漠视态度，而正视如何向日本学习的问题。两江总督张之洞可谓在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戊戌维新期间，张之洞写成《劝学篇》，盛赞日本学习西方的成效，说：
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木、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
他积极主张中国要学习日本振兴的经验，把日本作为出国游学的首选国家，称：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张之洞的上述见解，在当时不少士人中颇具代表性，中日甲午战前弥漫于中国思想界那种鄙视日本的偏见，为之一扫。
总之，在甲午战后的中国，不论是维新派，还是清朝官僚，都认同日本学习西方所取得的成效，把学习日本致强的经验视为中国走出困境的一种新选择。至于如何学习日本呢？不少人的回答是：取经于东洋、翻译日文西书，是一种省工省时省费的捷径。正如总理衙门大臣在奏折中所说：“近年以来，日本讲求西学，大著成效，又与中国近在同洲，往来甚便”，极宜遴选生员派往学习。
三
面对朝野出现的学习日本致强经验的呼声，清朝统治者曾给予积极的回应。当康有为把《日本变政考》进呈时，锐意变法的光绪帝“读《日本变政考》而善之，再催总署议复，……上时决意变法”。他读《日本变政考》如获至宝，“日置左右，次第择而行之”。国人对于日本崛起经验的重视，由此可见一般。其时，中国学习日本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聘请日本顾问；二是派遣留日学生；三是翻译日本书籍。
1.聘请日本顾问
甲午战后，欧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日本亦不甘落后，趁甲午战胜之机再图向中国渗透。派遣日本顾问赴中国，就是一些日本政客的谋算。1898年5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龙溪致信日外务大臣西德次郎，提出借派遣日本顾问与接收中国留学生以推进日本势力“悄然渗透于东亚大陆”，“为我商工业向清扩展打开门路”。在中国方面，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迫切需要重振海陆军，也有借助外国军事人才的考虑。清朝封疆大吏张之洞不仅有此种设想，而且在1898年初已经与日方人员就招聘日本顾问问题进行了接触和交涉。未久，张之洞招聘日本顾问便被正式纳入中日交涉的议事日程。自是年起，日本顾问陆续来到中国，先是招聘于两湖、两江，后受聘于直隶、广东、四川、福建等省，大多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帮助清政府训练新军。初时，来华的日本顾问为数不多，如1901年仅有26人，但到“新政”开展起来后的1908年，人数骤增为550人，大有方兴未艾之势。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来华，是甲午战后清政府学习日本的一种途径。这种做法使日本顾问有计划地参与了中国的军事改革，并为改革打上了深刻的模仿日本的印记。晚清新军的军制、武备学堂的教育体系、流行于学堂中的教科书，乃至新式军事工业的建设等方面，都参考了日本的做法，有些甚至是亦步亦趋，拿来照抄，并未做到真正的消化、吸收与融合。
2.派遣留日学生
中国人留学日本，可以溯至中日甲午战前。1885年，清政府曾经考虑派遣中国学生赴日留学，但此项计划的实行并不顺利，到1888年原计划派出的15名留日学生中，只有张文成一人进入日本的学校。其时，中国国内守旧思想弥漫朝野，清议对学习外邦动辄讥以“以夷变夏”，留学欧美尚成众矢之的，遑论赴“东夷小邦”学习。近代中国的留学日本热的真正出现，则始于甲午战后。
甲午战后，中国朝野无不为日本的崛起、强大而受到震撼。在康、梁等维新派的呼吁下，清朝最高统治者以对此议予以认同，肯定赴日留学的必要性。维新运动期间，光绪帝发布留学日本的谕令称：
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何患不事半功倍，或由日本再赴西洋游学，以期考证精确，益臻美备。前经总理衙门奏称，拟妥定章程，将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南北、两广、两湖、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遴选学生，咨报总理衙门陆续派往。
1896年3月，中国驻日公使经日本政府同意，选定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朱忠光、金维新、吕烈煌、李清澄等13人赴日留学。学界通常把此举视为中国正式派遣留日学生之始。
1901年，清政府被迫举办所谓“新政”。是年9月17日，清廷发布鼓励留学的上谕称：“造就人才，实系当今急务。前据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肄业，著各省督抚一律仿照办理。务择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之士，前往学习，将一切专门艺学，认真肄业，实力讲求。”次年10月5日，清廷又令：“闻近来游学日本者尚不乏人。泰西各国，或以道远费多，资送甚少，亟应广开风气。”各省应“选择明通端正之学生，筹给经费，派往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务期成就真才，以备任使。”类似的上谕还时有颁布。1903年，清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强调，日本为出国游学的首选国家。学部成立后，陆续制定了一些留学教育章程，如《拟定留学生考验奖励章程》、《管理日本留学生章程》等，逐渐形成了一套留学教育制度。由于清政府的政策引导，再加以其它因素的影响，20世纪初，大批中国青年学子成群结队，“好像唐僧取经一样，怀着圣洁而严肃的心情，静悄悄地离开了故乡，挂帆而去”。留学生的走向，以东邻日本为最多，并形成赴日留学高潮。他们当中，有男有女，或官费，或自费；有年长老翁，也有年幼少年；有夫妻同去，有母女同行，但绝大多数为血气方刚的青年学子。关于留日学生的人数，1900年以前仅161人，1901年274人，1902年574人，1903年1300人，1904年2400多人，1905年8000多人，1906年多达12000多人。当时还有远赴欧美留学的，但多属官费，且人数无多。只是到了1909年，由于美国决定减收“庚子赔款”的影响，清廷决定每年派60名左右的学生赴美留学，人数才有所增加。留美学生多学理工科，这与留日学生多攻文科、军事科不同。派遣留学生出国，对于教育制度的改革、重视西学风气的形成、大批人才的培养，起了重大作用。
3.翻译日文书籍
翻译日文书籍是近代中国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对于日文书籍的翻译介绍，也是西学东渐的一种特殊表现。因为国人对于日文书籍的翻译几乎全部都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涌现出的反映新知识、新思想类的出版物，意在借鉴日本学西方成功的经验。
讲到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大致可以以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主要从欧美输入西方科技知识，以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为目的；后一个阶段国人在输入西方自然科学的同时，开始关注和吸收西方社会政治方面的知识，扩大了对于西学认识的视野。而输入的国度不仅关注欧美各国，而且把目光扩展到东邻日本，可以说进入了全方位引进的阶段。这是在“甲午丧师，举国震动”、中国学界面临“学问饥荒”的情况下，中外文化交流出现的新动向和国人做出的新选择。诚如梁启超所说：
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从某种意义看来，梁启超所说“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毋宁谓汉译日籍“如火如荼”更为确切。
如前文所述，甲午战后，中国人认识到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性，逐渐兴起了一个学习日本的热潮。汉译日籍就是这个学习热潮中的基本内容之一，广大爱国的留日学生首当其冲，成为从东洋转贩西学、向国人输入东学的中坚力量。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日学生组织了许多翻译出版团体，如译书汇编社（1900年）、教科书译辑社（1902年）、湖南编译社（1903年）、会文学社（1903）、闽学会（1904年）等。这些团体通过翻译出版日本书籍、主办发行报刊杂志，介绍了大量传入日本的西学和日本近代学术文化。
译书汇编社是清末留日学生最早组建的翻译出版团体，1900年成立于日本东京，在上海设有发行所。主要成员有戢翼翚、王植善、杨廷栋、杨荫杭、雷奋、陆世芬、章宗祥等，多为励志会成员。该社于1900年12月创办《译书汇编》杂志，由胡英敏担任编辑和发行人，干事有戢翼翚、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其译书方法是将单本日文书译出，分期连载于《译书汇编》上，然后再出单行本。因其成员多在日本攻读政法专业，故所译书籍亦多属于政法一类。如《译书汇编》创刊号所刊登的译作有：《政治学》（美国伯盖司著）、《国法泛论》（德国伯伦知理著）、《政治学提纲》（日本鸟谷部铣太郎著）、《社会行政法论》（德国海留司烈著）、《万法精理》（法国孟德斯鸠著）、《近世政治史》（日本有贺长雄著）、《近时外交史》（日本有贺长雄著）、《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日本酒井雄三郎著）、《民约论》（法国卢骚著）、《权利竞争论》（德国伊耶陵著）等10种。到第二期则增至22种，第七期增至34种，其译稿数量增加速度之快，反映了国人对于汉译日籍需求的热情高涨。如冯自由所说，《译书汇编》“专以编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如卢梭之民约论、孟德斯鸠之万法公论、约翰穆勒之自由原论、斯宾塞之代议政论，皆逐期登载。译笔流利典雅，风行一时。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
成立于1902年的教科书译辑社与译书汇编社关系密切，地址亦设在日本东京，负责人为浙江留日学生陆世芬。由于陆亦为译书汇编社重要成员，因此教科书译辑社实际为译书汇编社之分社而已。教科书译辑社旨在编译中学教科书供国内各省学堂采用。编译者有陈榥、何燏时、吴建常、夏清贻等，组织译辑了大量的中小学教科书，其中又以中学教科书为多，如《平面三角学》（菊池大麓）、《初等几何学教科书》（长泽龟之助）、《中等地文学》（矢津昌永）、《中等万国地理》（矢津昌永）、《中等植物学》（三好学）、《算术小教科书》（藤泽利喜太郎）、《代数学》（上野清）、《中等物理教科书》（水岛久太郎）、《普通生理教科书》（片山正义）、《中等动物学》（石川千代松）、《中学地文教科书》（神谷市郎）等。译者中如肄业于日本帝国工科大学的陈榥等学有专长，故能说理透澈，措词明达，于数学公式尤所详备，使其译作不失为理科之佳本。还有的译本说理既明，考证详确，另配有精美铜版插图，深受读者喜爱。
教育世界社在1901年成立于上海，又发行《教育世界》杂志，组织者为罗振玉等，主要译员有樊炳清、沈紘等人。樊炳清（1877—1929），字少泉，一字抗父，号志厚，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清末诸生，1898年入南洋公学东文普通学校。该校监督为罗振玉，藤田峰八、田冈云岭等为教习，同学者有王国维、沈紘、萨端、朱锡良等人，后多留学日本。在东文学校学习期间樊炳清就开始翻译和介绍新学，随后长期参与由罗振玉主持的东文学社及教育世界社前后两家出版社的编译事务，担任四大丛书《科学丛书》、《哲学丛书》、《农学丛书》、《教育丛书》和两大杂志《农学报》、《教育世界》的主要编译。20世纪初，江楚编译局出版了樊炳清、沈紘等人编译的教科书二十多种。如木村俊吉《新编小物理学》、藤井建次郎《近世博物教科书》、五岛清太郎《普通动物学》、大幸勇吉《近世化学教科书》、斋田功太郎和松村任三《中等植物学教科书》、生驹藤太郎《寄生虫学》等，都有一定的影响，不少成为当时的学校的教科书。
作新社最初是留日中国学生戢翼翚与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1854—1936）合作于1902年创办，先在日本东京设发行所，后在上海、北京、扬州等地设立了分社。译者多为江苏留日学生，除戢翼翚外，尚有杨廷栋、杨荫杭等。最初的作新社具有革命倾向，出版过鼓吹民主革命的书籍，后来则大量出版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内容的西方书籍，以启发民智为己任。出版的图书有加藤弘之《物竞论》、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和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在促进国人民权思想发展方面，厥功甚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