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六方会谈与东北亚的安全保障系统
2002年10月，北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核武器开发问题被披露以后，2006年7月，北朝鲜又发射导弹，10月，又断然实行核试验，东北亚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这个问题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这么一种危机的现实：朝鲜半岛依然处于国家分裂状态，冷战结构依然持续着，东北亚还没有形成综合的安全保障系统。作为商议北朝鲜核问题的平台，组成了由韩国、北朝鲜、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参加的“六方会谈”。但是，如何才能使北朝鲜放弃核武开发？围绕着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六方会谈”参加国却心怀各异。在东北亚构筑综合性的安全保障系统，需要克服的问题太多。
要在东北亚构筑起综合性的安全保障系统，我们可以参照ARF（东盟ASEAN地区论坛）的模式。ARF在1994年第1次会合以来，召开了多次会议。进入21世纪后，参加国由东盟10国，扩大到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中国、印度、新西兰、俄罗斯、韩国、欧盟（EU）、巴布亚新几内亚、北朝鲜等国。的确，由于ARF是内部包含着对立国家而构成的协调安全保障框架，所以不能行使什么强制性措施。只能以非对抗的手段在参加国中培养和平的关系，除此以外此机构没有别的机能。所以，它所发挥的作用有局限性。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可以吸引很多国家来参加。值得注目的是，“六方会谈”的所有成员都参加了ARF。如果“六方会谈”与ARF联系起来，能建立起宽松的、综合性的安全保障系统的话，那么，在东亚地区克服冷战的残渣，就可以向前迈进一步。
4.日本的外交课题
为了克服东亚的冷战残渣，日本外交应发挥作用的课题是什么？第一，在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支柱的同时，有必要适当限制这个体制的强化。冷战结束后，在1990年，日美安保体制进行了再定义，还确定了新的防卫指针。结果，9.11以后，日美安保协作走向了强化的道路。但是，这种强化美国单极统治的方向，在东亚不仅会使紧张对立增强，而且在趋于构筑多极世界的国际政治潮流中，日本反而会有陷入孤立的危险。日本应该在多边交流和地区的安全保障系统构筑方面多注入关心。在这一点上，从1990年代末日本与俄罗斯的安全保障交流的进展，就已显示出日美俄安全保障协作的可能性。
第二，俄国、中国、韩国等国之间存在着领土问题，应该以“对半分”的精神来解决。的确，在两国关系良好的时候，领土问题不会凸显。但是，领土问题会与历史认识问题密不可分，各国的主张都有各自的根据。一旦双方关系恶化，领土问题就会大大凸显。日本如果对领土问题能够以“对半分”的精神来解决，东亚的国际关系就会有很大的好转。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采用“共同利用”“共同统治”的思考方法，打破国境的阻隔，那么，冷战的残渣就可以稳健地克服。
（区建英 译）
评议
唐利国 北京师范大学讲师
“求真”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而在求真的基础上“求新”则是学者创造力的体现。四位报告者的共同特点是都为我们提供了其崭新的思考，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冷战时期以及冷战后的东亚区域交流”问题，内容涉及教育、经济和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
小林元裕先生主要分析了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中所存在的某些问题，而郑林先生则以中日交流为中心讨论了在历史教育中东亚地区的国际交流的情况。一般谈到所谓“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否定近代日本的侵略罪行等的右倾的历史教科书。小林先生的发言在论述此种类型的“三个历史教科书问题”之后，着重分析了“另一个教科书问题”，即围绕着家永三郎的《新日本史》的“教科书检定裁判”，高度评价了家永三郎等进步史学家在深化历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方面的贡献。郑林先生的报告同样拓宽了我们有关历史教育问题的研究视野，他不仅分析了中日两国历史教育交流的内容，更分析了交流形式的问题，从而更好地揭示了两国交流的效果及其不足之处。
历史教育的确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对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东亚各国而言，日本人的历史认识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对立严重限制了双方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深入交流，冷战结束为东亚各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争取求同存异营造了良好的条件。两位先生的发言使我们再次深刻地感受到，正确的历史教育对于缔造东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的重大意义。
冷战的缓和以至结束的过程，也正是东亚国际关系问题的中心逐步从意识形态领域转向经济领域的过程。两个阵营相互对抗的模式也逐步转向多个中心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模式。李先生主要讨论了中日经济合作在冷战后的发展情况，而小泽先生则从整体上回顾了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动趋势。两位先生的分析视角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论述都在提醒我们，东亚各国在国际经济、国际政治等方面通力合作的局面的营造，是何等艰难而又意义重大的事业。
中日同为东亚地区的主要大国。回顾这两个国家在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冲突与交流的历史过程，有助于更好地展望东亚的未来发展。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日两国先后遭遇“西方的冲击”，大约同时开始了向近代社会的艰难转型。虽然两国有着极为相似的历史起点，却分别走上了迥然相异的历史发展道路。以甲午战争中日本胜利、中国失败为标志，日本开始被广泛视为近代化的成功者，而中国被视为失败者或落伍者。而所谓的中日交流，在近代时期实际上主要是从日本向中国的单向流动。戊戌变法便是一场以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为目标的政治改革运动。
二战之后，日本很快实现了经济的复兴和高速发展，“日本为什么成功”再度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尤其是在60年代以后，以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的对抗为背景，在美国学者赖肖尔等人的倡导之下，“近代化论”被广泛应用于日本研究。与战前相比，近代化比较的主要标准从军事上的成功，转变为经济上的成功。“中国失败、日本成功”的观点依然占据主流。日本是近代亚洲第一个甚至是唯一一个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的国家，这一事实构成了研究者们共通的思考前提。
但是，时至今日，这一预设前提自身是否还像当初那样不言自明呢？
实际上，以日本战败投降为契机，一些学者就已经开始尝试对“中国失败，日本成功”的传统观点进行质疑。比如以新中国的诞生为背景，丸山真男在1952年写道，包括自己在内的战前日本学者普遍相信“中国的停滞性和日本的相对的进步性”，然而，“在经历过所谓‘近代’的日本，和没有这种成功经验的中国之间，就大众基础上的近代化这一点而言，今天正发生着逆转性的对比。”如果没有相当的经济发展，自然谈不上所谓近代化。只有显示出一定的发展，才可能被认为可以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建设的成就以及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进步，使得不少学者认真地考虑中国的“成功”的问题。影响到中日比较，就产生了“中国成功，日本失败”的观点。
以上比较，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受到了军事性成败的刺激：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并成为联合国五强之一；而日本则被美军占领，一度丧失了国家独立。随着日本经济的复兴和发展，此类质疑逐渐被近代化论对日本历史的乐观主义评价所代替。尽管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法免除政治和道德上的批判，但是在重视经济和技术指标的近代化理论的支撑下，日本被广泛视为亚洲最具吸引力的成功典范。而战后日本民主、和平、富裕的国家形象，更强化了日本作为近代化成功者的印象。
与此相反，新中国却逐渐遭遇经济发展上的各种困难，在80年代以后开始实施改革开放，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日本再度成为中国的学习榜样。80年代开始，近代化论在中国学术界逐渐流行开来，中日比较研究广泛展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动机便是希望能够在日本的成功中学习经验。作为反共意识形态而产生的近代化论，变成了社会主义中国向日本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理论基础。
然而，当今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却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有必要重新反思“中国失败、日本成功”的传统观点。尽管在今日谈论中国的崛起不免依然带有一定的预言性质，但是敏锐的研究者已经逐渐认识到近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评估近代化发展也不能单纯依赖经济指标，有必要建立崭新的近代化比较范式，打破传统的一元化的进步史观所预设的单线发展序列，确立多元化的评价标准，探索各个民族国家的独特的文化个性。拘泥于所谓“成败”问题来比较中日近代化，折射了中日历史上的军事、经济以至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竞争或对抗的关系。我们应该改变中日比较的传统思路，不再确认中日两国“谁成功、谁失败”，而是比较各自的独特性，思考各自的价值。这样的思路不仅将会有助于超越对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特定标准下的成败拙速的过分拘泥，更有助于破除各种本民族中心主义的幻象，确立多元共生的发展模式。无论是在文化教育领域还是在经济、政治甚至军事领域，任何一方都既可以为对方提供经验，也可以向对方学习，但是哪一方都未必是近代化的标准样板。只有立足于这种认识，才可能建立真正的“交流”关系，促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健康发展。
安藤润 新潟国际情报大学准教授
在此，我想就李志英先生的报告谈谈感想和提问。
东西冷战结束后，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导入了市场经济，这就意味着地球上诞生了新的市场，对于企业来说又增加了获取利益的空间。在这种状况下，日本的（主要是）制造业也把生产据点转移到中国，日中之间的贸易量也增加了。不过，经济交易的活泼化是否就意味着日中民间企业的经济合作在发展呢？的确，日本企业在中国进行生产的话，会在中国创造出雇用机会，中国的工人也会由此得到劳动所得。但是，对于那些在经济学教科书上学会要采取使利润最大化的行动的企业来说，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的提高，又会变为难以达成利润追求目的的因素。一般来讲，与工资水平的提高相伴的技术水平也在提高，因此，一方面，与工资水平相符的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制造据点今后依然会留在中国，但是另一方面，低附加价值产业的制造据点会转移到工资水平较低、其生产又具有所需技术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据说实际上在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已提高，一部分制造业已在考虑经把生产据点转移到越南等地。美国经济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市场经济和企业活动的全球化，使在市场中企业的自我利益追求发挥了负面作用，造成了经济差别。从这个观点来看，我担心在中国活动的日本企业是否在亚洲扮演着“携手扩大经济差距”的角色？关于这一点，我想请教一下您是如何考虑的。
（区建英 译）
答辩
小林元裕 新潟国际情报大学准教授
谢谢史先生、唐先生的提问，时间不多，我就简单地回答一下。
首先是史先生所提的关于历史学家对近年的历史教科书怎样看的问题，历史学家对有问题的“新历史教科书编辑会”的教科书完全没有正面评价。因为，这部教科书有点不可思议，其执笔者里几乎没有历史学家参与。并不是以历史学的，而是以政治学、文学专业的人为中心执笔的。因此，在追究其教科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之前，就可以先发现它在历史事实的叙述中有很多错误。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给予了很多批判。
再就是唐先生的提问，日本国民如何认识这部有问题的教科书？实际上，这部教科书与一般教科书不同，采取了在市面上的书店出售的贩卖方法，因此卖去出的册数很多。不过那是有背景的，就是“新历史教科书编辑会”把它的教科书发给各种团体、企业，而且让赞同此教科书运动的团体和企业大量购买。自己主动购买这部教科书的人并不多。结果，这部教科书几乎没有被中学采用。在中国和韩国，这部教科书的问题弄得很轰动，但实际上可以说，这教科书本身的内容很难说是已被日本国民接受了。
（区建英 译）
郑林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我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中日历史教育交流中日本赠送给中国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保存在什么地方？
中日历史教科书交流主要在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日本国际教育情报中心之间进行，双方互相交换对方的社会、历史教科书。日本赠送给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保存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
2.各个国家之间有没有历史教育交流？
以往中国和日本之间开展历史教育双向交流比较多，与其他国家间的双向交流比较少。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历史教学研究会出面组织与日本之间的交流。中国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召开的年会邀请日本等国专家参加。日本“比较史、比较历史教育研究会”主办“东亚历史教育讨论会”，也先后有中国、韩国、朝鲜、越南等国派代表参加。各国之间的历史教育交流受多种条件的制约。最主要的是组织者和活动经费。首先，历史教育研究团体要有国际交流的愿望，愿意出面组织交流活动。其次，要能够筹集到经费开展活动。我希望今后各个国家的历史教育研究团体能够在组织国际交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志英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按主持人的要求，我就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做一综合回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很大提高。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环境问题。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出现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产成本提高等问题。但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问题，民间和政府都在积极努力，不断改善随着生产的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在这个奋斗目标中特别提出了要建设环境友好型经济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做到和环境友好相处，给未来的发展留出空间。民间有很多自发组织的环保团体，许多人在为环境改善而自愿工作。许多学者在研究环境问题，并且不断对政府和民间提出各种建议。这些工作有些已经产生了成效或将要产生成效。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解决环境问题是日本已经经历过的问题，并且取得了很好的经验，今后中国希望能向日本学习，并得到日本的大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