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贻白
自序
李笠翁曰：“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闲情偶寄·词曲部》）
哈密尔顿曰：“所谓主旨，既有关于人生的永远原理，或者真理，——这样的真理，可由有哲学质分的人，用抽象的一般理论，述叙出来。剧作家将这种真理，极力在他剧中特殊的情节中，具体地表现出来……一切世界上最伟大的戏剧，都是生于一个简单的中心的思想；或者，换个比喻来说，这些戏剧，就如一个蛛网，一层一层的，由一个中心的话源织出来。”（《戏剧论》）
上面这两段话，持论者虽然一个是中国旧日的传奇作家，一个是美国现代的文艺批评家，而于戏剧的主旨，却具有共同的认识。可见凡属一种真理，其永恒性是不为时间和空间所限制的。
《桃花扇》传奇，以生旦排场，穿插明末史事，包慎伯以为“其旨在明季兴亡，侯李乃是点染，”自为有识之言；李慈铭则以为“《桃花扇》曲白中，时寓特笔，包慎伯能知之而未尽。”（《荀学斋日记》）实则包氏自有独到之见，足可说明《桃花扇》全剧之主旨，其言曰：“其士人负重名持清议者，无如三公子五秀才，而迂腐蒙昧，乃与尸居者不殊，然而世固非无才也。敬亭，昆生，香君，皆抱忠义知勇，辱在涂泥。故备书香君之不肯徒死，而必达其诚，所以媿自经沟渎之流。”书敬亭昆生艰难委屈，以必济所事，而庸懦误国者，无地可立于人世矣。（《艺舟双楫》）
三公子者，方以志，冒辟疆，陈贞慧也（或加侯方域称四公子）。五秀才者，吴应箕，杨廷枢，刘城，沈士柱，沈寿民也。其言虽未免近于笼统，然揆之当日事理，亦非全无见地，尤以“世固非无才也”等语，实为洞见《桃花扇》作者之深心。但包氏的看法，以自有其根据，李慈铭《日记》云：“《桃花扇》序及评语，皆东塘自为之，不过借侯朝宗为楔子，以传奇家法，必有一生一旦，非有取于朝宗也。”按《桃花扇》评语，每于香君曲白致其揄扬，如《却奁》出骂阮大铖时则曰：“巾帼卓识，独立天壤。”《骂筵》出香君闻诸佞皆在时则曰：“此是香君快意之时。”骂诸佞时则曰：“骂得痛快，骂得狠辣。”凡此种种，皆可借见作者之用心，故宋题《桃花扇》诗云：南度真成傀儡场，一时党祸剧批猖，翩翩高致堪摹写，侥幸千秋是李香。然则《桃花扇》虽写明代兴亡，其主旨实欲以娼优下贱之忠义，讥媿当时的士大夫们。侯朝宗既为楔子，则史道邻、黄虎山等不过位属陪宾，且剧名《桃花扇》，虽寓传奇之意，其初心固只为一事而设，其他关目，亦不妨视作衍文。换言之，其简单的中心思想，实为“巾帼卓识，独立天壤”，无限情由，都只是这一个话源织出来的蛛网。
本人此次以《桃花扇》传奇改编为《李香君》话剧，一方面是取其故事曲折，意味深长；一方面则以其主旨有在，大可反映现实。盖今日之日，虽与明代末年迥然有别，而论地论人，自亦有可关合之处，惟其如此，则李香君之搬上舞台，似非全无意义。且戏剧之表演故事，皆择其可传者而传，若谓忠义只存于男子，气节不属于娼寮，则未免太头巾气了。
《桃花扇》传奇，在一切旧有剧本中，是一部最为认真的作品。其所有出目，除不得已时须顾全舞台情形，偶有牵合之处外，几乎语必有征，事必求实。因此，改编为话剧时不免略费周章。盖所叙既多，引事较繁，关于枝叶之芟除，极难决定去取，幸其主旨明了，毋待深索，故只取李香君本身事迹，襄以周围数人，为求阐明时代背景，略及南都旧事。因面目已非《桃花扇》之旧，故改名《李香君》，以示不敢蹈袭虚声，并藉使主旨更为明显。
或谓明末复社与阮大铖之结怨，实始于“留都防乱揭”之明致声讨（事详陈贞慧《防乱公揭始末》，公揭全文载吴翌凤《镫窗丛录》），宜为全剧之关键，虽似言之成理，然于本剧实为另一头绪。按公揭主藁者为吴次尾，领衔署名者为顾杲，附署者有陈贞慧、杨廷枢、黄宗羲、沈士柱、万泰、方以智等百四十人，而独无侯方域，盖公揭成于崇祯十一年戊寅，于十二年己卯春初刊布，侯方域至南京应该为己卯夏间，始于吴次尾、陈定生（贞慧）等纳交，因而主盟复社（见侯方域《年谱》）。故《桃花扇》传奇对于公揭事，亦只于开首第一出吴次尾口中提及“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公讨其罪，”此点实孔东塘极端慎重处，为读《桃花扇》者不可不知。若竟以公揭事为前提，则主旨将属于吴次尾、顾杲方面，又何必特写李香君与侯方域的一段姻缘？至于陈定生在本剧中出以明写，不过因其与李贞丽相善，为李香君间接之陪宾；若吴次尾亦派以角色使之登场，从而写其捐躯赴难，岂非多一头绪？《桃花扇》传奇以四十余出之长篇，对于吴次尾尚只写至“会狱”而止，话剧既以李香君为主，虽史道邻、黄虎山之悲壮激昂亦未加点明，殊可不必更写一吴次尾而使头绪更加繁矣。
至于阮大铖与侯方域结怨之始，实因侯不愿与阮纳交之故，事载侯之《壮悔堂集——癸未出金陵日与阮光禄书》，略谓：忽一日，有王将军过仆甚恭，每一至必邀仆为诗歌，既得之，必喜而为仆实酒奏伎，招游舫，携山屐，殷殷积旬不倦。仆初不解，既而疑以问将军，将军乃屏人以告仆曰：“是皆阮光禄所愿纳交君者也。光禄方为诸君所诟，愿更以道之君之友陈君定生、吴君次尾，庶稍湔乎？”仆敛容谢之曰：“光禄身为贵卿，又不少嘉宾客足以自娱，安用此二三书生为哉？”……而执事顾含怒不已，仆诚无所逃罪矣！其事甚明，毋待疏注，且侯之绝阮，实李香君有以促成之，《李姬传》云：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附魏忠贤论城日，屏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首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
侯生三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姬私语侯生曰：“妾少从假母识阳羡君，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尤铮铮，今皆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侯生大呼称善，醉而卧，王将军者殊怏怏，因辞去不复通。本剧第一幕以王将军结纳侯生而为香君窥破其隐，盖即本此，其送礼一事则为根据《桃花扇》传奇《却奁》关目稍加变动。至于开场先之以柳敬亭说书，虽借以介绍诸人出场，其所说“武松打虎”一段，实据张岱《陶庵梦忆》之说。至于侯方域假其父手笔作书致左良玉，原有其事，《桃花扇》传奇叙之甚详。但按之事实，微有不符，据《壮悔堂集——代司徒公与宁南侯书》，杨廷枢《书后》云：癸未，侯子居金陵，宁南左侯兵抵江州，旦夕且至，熊司马明遇知其为司徒公旧部，请侯公子往说之，侯子固陈不可，乃即署中为书以付司马，驰致之宁南……宁南旋即得书而止。然则当时左良玉实已进兵九江而不在武昌，侯作书之地，实为熊明遇署中而非妓院，本剧虽仍从其关目，但已改为柳敬亭赉书至九江，庶稍近实。
第二幕阮大铖召香君侑酒，固无其事，然王将军被拒后，阮既“含怒未已”，安保其不迁怒香君，而小人得志、睚眦必报，亦理之所近，且“魏忠贤干儿”之说，即《留都防乱揭》中所谓“崔魏逆党”也。侯方域《与阮光禄书》中有云：士君子稍知礼仪，何至甘心做贼，万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穷，倒行而逆施，若昔日干儿义孙之徒，计无复之，容出于此，仆岂其人耶？侯生党祸之始，固由此书，而最为阮所深恶者，亦即“干儿义孙”一语，惟其力尚能及，故召香君以辱之，其事虽出揣拟，实由《桃花扇》传奇《骂宴》一出脱化而来，故解围之人，仍用一杨文聪，并借为第三幕促侯出走时之张本。至于马士英就阮商议迎立福王事，实本《明史马士英本传》：“大铖闭门谢客，独与士英深相结”而联络士绅一事由阮为之，则从《桃花扇》、《迎驾》一出之说也。
第三幕初写李香君画扇，虽为血洒扇面预留地步，而李香君实亦能画，且尚有作品流传人间（某杂志曾刊其花鸟扇面照片），至杨文聪劝其出走，则为事实。按侯方域《致阮光禄书》云：昨夜方寝，而杨令君文聪叩门过仆曰：“左将军兵且来，都人汹汹，阮光禄扬言于清议堂云：子与有旧，且应之于内，子何行乎？”仆乃知执事不独见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灭而后快也。或谓陈定生并不与侯同逃，则虽戏剧排场之牵合，固非全无因由，据侯方域《年谱》载：“崇祯十六年癸未，公二十六岁……阮大铖以蜚语中公，公避于宜兴。”避于宜兴者，走依陈定生也。又陈贞慧《防乱公揭始末》云：甲申九月十四日，两旂尉至余寓，踪迹余所与仲驭往来书札，无所得，因出一票但云曰：“架上来，架上来”数十人蜂拥余去，时河南侯子适至，为余仓皇出兼金付钱君禧，代请问，而为求援于练少司马。
据此，侯方域离南京为癸未，陈定生被逮为甲申，相去一年之久，何所见其非一同逃出南京？至于田仰逼婚，本为《桃花扇》传奇原有关目，事见《壮悔堂集——答田中丞书》，不赘。但香君与侯生临别，本应为歌琵琶词，兹为俭省排场计，仅就其语气为做赠言，然其事固有足记，《李姬传》云：侯生下第，姬置酒桃叶渡歌《琵琶词》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中郎学不补行，今《琵琶》所传词固妄，然尝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唱《琵琶词》也，妾亦不复歌矣。”第四幕写福王沉迷酒色事，在《桃花扇》传奇为第二十五出《选优》，本剧于关目略有变动，而所本皆为事实，按《明季南略》载：除夕，上在兴宁宫，色忽不怡，韩赞周曰：“新宫宜欢。”上曰：“梨园殊多佳者！”赞周泣曰：“臣以陛下今节或思皇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耶？”又《南疆绎史》：《金陵胜事》言，内监奉旨采合媚药，需雀脑蟾酥，市中一夕踊贵。又《明季南略》：苏州有医者郑三山，日以春方进上，多鄙亵，上宠之。至于福王亦能串戏，则见邹漪《明季遗闻》及陆丽京《纤言》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