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用新诗的形式来预告期刊的诞生及征稿，不仅在读者中可以引起广泛关注，且更能激发作者的创作热情。并且预告所采用的在当时富有广泛影响力的四大副刊之一的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连续刊载的方式（1921年10月18、19、20日连续三天），更展现了他卓越的编辑艺术。
由叶圣陶撰写的《诗》月刊第1卷4号《读者赐览》中的一段话极有代表性，不仅代表着他个人对于文学青年的鼓励，更代表着文学研究会群体对于现代文学队伍建设的宗旨：
我们很喜欢，本期里有了许多新的姓名了！我们故意把这些新投稿者底作品编在头上，用以表示我们的热烈的欢迎。我们敢敬告读者，本刊各栏是一律公开，欢迎投稿。我们并不愿意专门把自家几个朋友底来稿颠来倒去地登载；如果读者有佳妙之作寄来，我们总当尽先采用。
在《诗》月刊创刊时期，中国新诗创作还非常薄弱，在《诗》上发表作品的大部分作者都是新人：1卷1号上的汪静之、潘漠华、健鹏、程憬；1卷2号上的陈学乾、冯雪峰；1卷3号上的侠隐、孑耕、维祺、汪复泉；1卷5号上的陈昌标、张守白、朱以书、何植三、施章、王梓音、吴俊生、葛有华、陈乃棠、蘅魂、陈斯白；2卷1号上的芳信、冯西泠、徐雉、张鹤群、王佐才、王怡庵、郭理同、崔小立、王祺、夏爱白、冯文炳、李宝粱、玉薇、赵景深、叶伯和；2卷2号上的林文渊、孙骞、柳叶青、成绍宗、潘振武、张渭泾、倪文亚、朱枕新、曹世森、甘乃光、刘碧溪、程宪钊、查世元、罗青留、刘梦苇等。正是经过叶圣陶等人的发现、培植和扶掖，他们的诗、译作才得以公开发表，并由此步入文坛，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尽管《诗》月刊存在时间不长，但有近百位诗人在上面发表了近五百首新诗，除了上述诗人之外，它的投稿者还包括了胡适、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顾颉刚、王统照、朱自清、俞平伯等，阵营颇为可观。该刊不仅为新老诗人们提供了展示自我才华的舞台，让更多读者了解了他们的创作，而且引导读者逐步认识并认同了处于初创时期的中国新诗，在审美心理、欣赏趣味上逐步靠近了迥异于传统诗歌的现代新诗，这些都为新诗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可以说，《诗》月刊的编者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揭开了新的序幕，在新诗创作仍然处于拓荒期的情形下，他们的努力促进了中国新诗的繁荣。
（二）编辑《小说月报》时期
叶圣陶接手《小说月报》的编辑之后，更加注重对文学创作的鼓励。注重刊物的文学性，积极推出新的作家和作品；改革刊物的编辑体例，使其更趋于艺术化和标准化。他接手后的第1期——18卷7号，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创作专号”：收入了胡也频、徐元度、刘一梦、何燕、高歌、戴菊农、梁州、刘枝等十余位新人的作品，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也没有翻译作品。他还多次公开申明自己“兼容并蓄”的编辑宗旨与对繁荣新文学创作的急切的期望：“希望作者们更益修炼，更益精进，《小说月报》在这里等刊载你们尤见光辉的名篇……只要大家努力，不肯懈怠，好收成总在后头。”
在这期“创作专号”的“卷首语”中，他重申了文艺创作的严肃性：
创作，创作，岂是随便弄著玩玩的事情，该有它的深的根柢吧。……但是，如其我是个作者，尤重要的乃在我自有我的深的根柢。枝叶繁滋，华实荣貌，只有联著在自己的根柢上才可能。这不定要组成有秩序的言辞表白出来，甚至不定要自觉地存在意念里。有莫从指点而又无乎不在的这么一种——一种什么呢，却无以名之——渗透全生活，正是最深最深的根柢呢。
他还同期发表了《读〈柚子〉》、《完成》、《毫不》、《法度》等文章，强调创作不能单凭“天才”和“灵感”，需要渗透生活以及精密忠实的“技工”，作品要讲究“法度”，创作过程中要反复“酝酿”、“琢磨”，反复修改，将“感情思维”予以“最适切地表达出来”，使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都臻至“无暇”的“满意”的境界。
叶圣陶编辑工作严谨认真。他以文会友，广交朋友，一方面热情地恳请鲁迅、陈望道、郁达夫、胡愈之、俞平伯、朱自清、郭绍虞、丰子恺、许地山、庐隐、夏沔尊、郑心南、潘家洵、周建人、周作人等已经成名的作家为《小说月报》撰稿；另一方面，非常注重扶植新人创作。他特别重视不相识的作者来稿，沙里澄金一样予以挑选，并且热心指导作者进行修改。丁玲的处女作《梦珂》、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短篇小说《暑假中》、《阿毛姑娘》、《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都是在叶圣陶指导下进行修改后，分五期刊登在《小说月报》头条位置上的。丁玲的小说以其特有的细腻与率真，将现代女性在社会变革中内心的苦闷、感伤抒写得淋漓尽致，成为当时文坛上耀眼的新星，并且坚定她了以后的文学创作道路。
巴金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的问世，也多亏了叶圣陶的慧眼提携。叶圣陶在巴金友人索非那里偶然见到书稿后，不仅决定发表，而且亲自撰写连载预告，并且多次予以特别推荐。《灭亡》取得的成功不仅使更多的人领略到巴金的才华，而且增强了他进行文学创作的自信，最终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卓然出众的大家。
身为编辑的叶圣陶，对各种流派的作品采用兼收并蓄的原则，注重作品的艺术成就，不拘泥，不狭隘，积极为他们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
他欣赏戴望舒《雨巷》以特有的“诗”的“新的形式”、“音乐的效果”、“绘画的效果”给诗坛带来的勃勃生气，特别为他在19卷8号上刊发了组诗“诗六首”，使“雨巷诗人”自此蜚声文坛。
他赞赏沈从文捕捉事象的特有风韵，以及他笔下湘西世界的动人风情，先后发表了沈从文的《在私塾中》、《或人的太太》、《柏子》、《雨后》、《诱拒》、《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等六篇作品。他注意到废名小说的独特风格，不仅将他的作品《小五放牛》和《桃园》刊发在《小说月报》上，而且将其与契诃夫进行比较。
他称赞朱自清的散文是不能增减一字的“完作”，而冰心的诗则是“以智慧和感情的珠缀成”。据统计，在这一时期里，“他为茅盾著作写的广告竟有8则之多，为沈从文、冰心各写6则，朱自清5则”。这些评价文字洗练、概括精当，不仅利于读者更深入了解作家，而且也影响到了后来文学史对他们的评价。
此外，他还注意推动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如茅盾的步入文坛就与他的积极鼓励直接相关，这些都对当时的新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三、茅盾的影响
茅盾非常重视作家队伍的建设，他认为强大的作者队伍是办好刊物最关键的因素。刊物能否成功，编辑对作者的组织工作至关重要。在《我走过的道路》中他这样总结自己的编辑工作心得：“与各方面的关系建立了，稿件源源而来”。他认为自己编辑的刊物之所以能够获得较高声望与影响，“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得到了广大作家的支持，……是靠广大作家的乳汁滋养成长的”，“有如此广大的作家群做后盾，身为编辑的我，只要做做补空填缺的工作就行了。”虽然不无谦虚的成分，但是的确说明在他心目中，高质量的作者队伍以及与作者长久友好合作关系的保持，是刊物成功的关键。
在茅盾看来，强大的作者队伍不仅是必须的，而且应该是开放的，他反对稿源上的关门主义，提倡作家队伍的创作风格和政治成分在不违背刊物政治立场的情况下可以具有多样性，这样才能保障作家队伍的广泛，从而更有利于体裁和题材的丰富，使刊物显示出厚重和丰满，得以满足更多读者的需求。在《小说月报》的“改革宣言”中，对于外国文学“不论如何相反之主义咸有介绍的必要。故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必将忠实介绍，以为研究之材料。”这充分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小说月报》并不排斥现实主义风格之外的作家。后来他主编的抗战时期的著名刊物《文艺阵地》发刊词中也宣布“这阵地上将有各种各类的‘文艺兵’，为了抗战，在献出他们的心血。”
这些都表明了他力图广征博采、广取博撷的编辑宗旨。
茅盾认为，强大的创作队伍还应该是动态的，因此特别注重培养新的创作力量。他把发现可塑之才、扶植和培养文学新人与期刊长久发展相联系，将刊物当作发现新人、培养新人的沃土，在强大了文坛创作力量的同时，也使刊物不断汇入新的创作力量，保持刊物旺盛的生命力，带给读者不断的新鲜感。
在改革《小说月报》之初，茅盾就开辟了“创作”栏，在改革宣言中，介绍此栏的意图：“同人以为国人新文学之创作虽尚在试验时期，然椎轮为大辂之始，同人对此，盖深愿国人共勉，特辟此栏，以俟佳篇。”
这一栏目不断推出新人作品，有时还组织作者讨论，组织读者评论刊登的作品，从中发掘文学新人，推出优秀的文学新作。
经过这样的精心策划和运作，培育了徐玉诺、汪静之、梁宗岱、朱湘、潘漠华等一大批新生力量，成为文坛璀璨新星。
茅盾特别注意对青年作者的作品予以适当优待，以便扶持他们的成长。他曾在《小说月报》中借回答读者来信表述了这种思想：“本来一件文学作品，我们只须问‘好不好’，好便登；不管作者是年轻或是年老。但是青年的文艺，颇有虽然艺术上不很完善，而青年活泼之气，却极充足的：像这一类，便不能用‘好不好’的死规定去范围，应该原谅其短处，把它发表出来。我们刊登青年的文艺，就取的这个标准。”
为使刊物保持作者队伍的稳定，茅盾采取了很多相关措施。
首先，以及早着手和长期沟通为原则，积极建立和巩固作者队伍。往往在一份新刊还只是个意向时，茅盾就开始招收挖掘和培养作者队伍了，一旦与作者有了联系，又会长期与之保持信息联系。不仅体现了作为编辑者的自觉意识，而且也使所编刊物具有了更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能够长期紧密团结一大批作者，也使刊物吸引更多读者的关注。如他接手《小说月报》之后，就致信给从未谋面远在北京的王统照，请他写稿并且代约熟人写稿，稍后他不仅收到了郑振铎的复信及由他约好的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瞿世英、王统照等人的稿件，而且建立起了与这些作者的密切联系，这也是促成文学研究会成立的重要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