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上的长期闭关锁国，我国近代商品经济的产生是随着外国殖民势力的侵入而产生的，层出不穷的政治争斗，客观上限制了近代自由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近代商品经济只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几个主要的通商口岸，未能普及到全国各地。经济市场拓展的局限直接带来了文化市场的贫弱，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却极为悬殊。据记载，从1898年至1911年间，我国共出版小说1100多种，而同时，仅一年中“美国约二千种，英国一千五百余种，日本四百五十余种，印度、叙利亚约四百余种。”到1927年，我国大约有报刊2000种，而同期的日本却有4500种。1930年，我国出书约1000余种，而同年德国出书31000余种，日本18000种，都远远超出我国。在商业社会中，社会生产取决于社会需求，文化市场的繁荣程度直接关系到书刊出版的数量，从根本上决定着作家所能得到的稿酬数额，以及社会可以容纳职业作家生存的限额。在20年代的上海，像鲁迅的《呐喊》、郁达夫的《沉沦》那样畅销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更多作品面临的情形是“可以销行的一版印上二、三千本，普遍五百本一版，一千本一版也很多”。
当时版税的通常比例是书价的百分之十，按照这一标准很容易推算出作者所能得到的报酬相当微薄，对于主要依靠稿酬、版税生活的作家来说，作品销路的狭窄，无疑将会使许多创作数量较少、作品不怎么畅销的作者面临经济困境。很多作家为了生存，拼命写稿，也使得作品良莠不齐，但为生计所迫，也是无奈之举。如沈从文在上海时，就曾为了应付沉重的生活压力，全力写稿，“1928年至1929两年间，几乎上海所有的书店和大型刊物都有沈从文的作品发表和集子出版，现代，新月，神州国光、北新、人间、春潮、光华、中华、华光各书店，就分别出版了他的十多个作品集。”即使如此，因为稿酬的微薄和拖欠，他的生活还是入不敷出。
当时更多作家选择在坚持创作的同时再寻找其他职业，作家的“半职业化”倾向非常鲜明。除了选择迎合读者，自觉认同于普通百姓的阅读习惯，从事通俗文学创作与编辑之外，更多的人选择了在写作的同时，到学校供职。如刘半农、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许地山、冰心、庐隐、朱湘等等，不胜枚举。这一方面是由于许多作家有较好的文学素养，在文坛上具有一定知名度；另一方面，也有仅仅依靠写作难以为生的现实因素。如鲁迅在谈到为什么要到厦门大学任教时就曾自认：“为己，只有一个经济问题。”
这种选择也会潜在地限制和束缚着作家的创作心理，影响到他们的创作。鲁迅对此深有体会：“我觉得教书和创作，是不能两立的，近来郭沫若、郁达夫之不大有文章发表，其故亦由于此。所以我此后的路还当选择：研究而教书呢，还是仍做游民而创作？倘使兼顾，即两皆没有好成绩。”
第三节 队伍建设：文学新人的发现与培养
文学研究会不仅在职业作家观念、稿酬制度等方面做出了有力推动，而且成功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各种活动，从1921年1月到1932年“一二八”战争前夕的十一年间，取得了极为辉煌的业绩。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曾这样评价：由于文学研究会所拥有的条件这样雄厚，除了创造社一群作家，及与胡适接近的一些作家如沈从文、陈衡哲、丁西林、杨振声、凌叔华等之外，几乎网罗了当时全国所有的作家。潦草作一统计，单是知名的作家即近百人；因为阵容和声势太浩大了，使后起的团体无法与之竞争。
文学研究会存在期间，特别是初创时，正值中国新文学蹒跚起步之时，已经在新文学领域卓有成就的作家不多，因此，文学新人的培养有着更为关键的意义。很多当时为文学研究会发现的新人都成了后来的新文学大家。因此，在作家队伍建设方面，本书更注重介绍文学研究会对文学新人的发现与培养。
文学研究会对于现代文学职业作家创作制度的推进，主要体现于通过自身刊物为成名作家及文学新人积极提供作品发表的园地与平台，鼓励他们的创作，并注意以理论对其进行引导。
在这些努力中，编辑因为特殊的角色定位，发挥着比一般成员更为重要的功能。
一、郑振铎的努力
由于郑振铎长期身处文坛的中心，在一些文学社团和文学报刊编辑群体中位置显赫，加之他为人热心、坦诚、交游广阔，且目光敏锐，因此经他发现、帮助、提携、培养的作者（包括文学翻译者、研究者等）为数众多，是他对新文学发展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具体事例很多，下面选取的是文学研究会期间，直接在他帮助下踏入文坛的作家。
许多作家的处女作得以发表得益于他的发掘，这些作者中既有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如庐隐、许地山；也有素不相识的文学青年，如徐玉诺、王任叔、顾仲起、赵景深、靳以等；还有文学研究会群体之外的郁达夫、老舍、巴金；并且他还直接影响到一些作家创作方向的发展，如叶圣陶、许杰等。
以作品浓郁的异域风情而闻名的许地山是在郑振铎的鼓励上走上文坛的。他发表于《小说月报》改革号上的《命命鸟》以及后来的《商人妇》、《换巢鸾凤》、《缀网劳蛛》等，都是由郑振铎组织并转寄给沈雁冰的，并加以附注。在许地山发表《换巢鸾凤》后，郑振铎化名“慕之”写附注，肯定许的作品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与写实精神，这是对许地山作品的最早的评价。而许地山最初的新诗《看我》、《情节》、《邮筒》、《做诗》、《月泪》等，也是经过郑振铎发表于1924年的《小说月报》的。
在五四时期享有盛誉，曾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庐隐的文学之路也与郑振铎有着渊源。她的小说处女作《一个著作家》得以在1921年2月号的《小说月报》发表，多蒙郑振铎的推荐。据她在自传中回忆：“当然我没有敢希望一定可以刊登，所以心情也很紧张，直等了一个多月，我看见《小说月报》居然把它登了出来，这一喜，真正等于金榜题名时，从此我对于创作的兴趣浓厚了，对于创作的自信力也增加了。”这种认可与鼓励对于初涉文坛的庐隐显然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此后，她创作日丰，而那篇最著名的《海滨故人》，也由郑振铎发表在他自己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可以说庐隐的文学之路与郑振铎的鼓励直接相关。
叶圣陶的文学生涯开始较早，但他最早的几本创作集，都是由郑振铎收入“文学研究会丛书”中出版的。他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的成绩也得力于郑振铎的大力敦促。“有个促使我试一试的人，就是郑振铎先生，他主编《儿童世界》，要我供给稿子。
《儿童世界》每个星期出一期，他拉稿拉得勤，我也就写得勤了。”他的第一本童话集，后来被鲁迅赞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稻草人》，不仅被郑振铎收入“文学研究会丛书”中，并且亲自作序，第一次从理论高度上认可并阐明了叶圣陶童话的价值。
许杰自1923年起陆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读后感、抒情文章《祈祷》以及受到广泛关注的《惨雾》。特别是后者，是他看到郑振铎在该刊六月号“最后一页”中提到将出“非战文学”专号的消息后赶写出来的。该文反响不错，也引起作者毕生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
郁达夫的第一篇小说《银灰色的死》也是经过郑振铎的努力才得以在1921年7月27日和29日的《学灯》上连载的，他的第一篇文学评论《茵梦湖的序引》及第一篇散文《芜城日记》也分别通过郑振铎发表于《文学旬刊》和《学灯》。显然，郁达夫的步入新文坛，与郑振铎的帮助直接相关。
务现代文学大家之一的老舍的成名作《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先后在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连载；巴金部分早期的创作及成名作《灭亡》也都发表于由郑振铎主持的刊物上。郑振铎在“最后一页”中分别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介绍和评价，较为中肯地分析了他们创作的基本特色，鼓舞了作家的创作热情。
1922年5月11日，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旬刊》刊发了王任叔评价诗人徐玉诺的文章《对于一个散文诗作者表一些敬意！》，并且加了编者按语，这是王任叔首次发表的文字，极大鼓舞了这位农村青年。之后郑振铎还在该刊上发表王任叔的来信，并且在刊物上复信，陆续刊发他的诗作和小说，并亲自介绍他加入了文学研究会。
徐玉诺是30年代初崭露头角的诗人与小说家，他文学之路的伯乐也是郑振铎。他最早的散文诗《冲动》就经由郑振铎刊发于1921年7月30日的《文学旬刊》，此后郑振铎又在该刊陆续发表了他很多诗作及小说处女作《遗民》，并撰文评价徐玉诺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文学新人，希望他能够“有伟大的感人的作品出来”。1922年郑振铎编选文学研究会作家诗选《雪朝》，选入徐玉诺诗48首，为集子中收入诗作数量最多的一位。同年8月，他将徐玉诺的第一本诗集《将来之花园》收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并亲自作序，引用俄国批评家杜伯罗留波夫的话，称赞徐玉诺是“中国新诗里第一个高唱‘他自己的挽歌’的人”。徐玉诺的《一只破鞋》等小说由郑振铎推荐发表于《小说月报》，茅盾在30年代还把它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并给予很高评价。
1930年3月，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刊发青年学生靳以的处女作《偕奔》，后又刊发了《沉落》、《变》等。靳以说，正是郑振铎的热情帮助，“给了我勇气，使我选定文学工作作为我终身的事业。”
赵景深在20年代初还是一个棉业专门学校的学生时，就与郑振铎通信，他创作的童话发表在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上。最初的小说创作《红肿的手》也是由郑振铎发表在1923年7月号的《小说月报》上，后来被茅盾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
此外，还有诗人朱湘、作家刘思慕、梁宗岱、顾仲起等都得益于郑振铎的相助。
出于发展新文学事业的目的，郑振铎无私地培养了大批文学新人，而且一旦发现自己有错，立即主动承认，并予以改进。
如1926年彭家煌（当时也在“商务”工作）的小说《Dismeryer先生》被退稿，后来刊发在北京的《晨报》，郑振铎看到后，主动向他道歉，承认自己没有仔细看稿，并鼓励他继续创作。后来，在自己主编的报刊上发表了他不少作品，并将他的第一本集子《怂恿》收入“文学周报社丛书”，并发展他加入文学研究会。
郑振铎不仅注意培养创作方面的新生力量，还扶植了众多文学翻译、编辑、研究方面的新人。例如在翻译方面，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等人的一些译作都是郑振铎作序，甚至帮助校改。
傅东华的翻译文艺理论著作也得益于他颇多。在文学编辑方面，徐调孚、傅东华、靳以等人都是他亲自带教出来的，赵家璧、刘哲民也得到过他的热心指导。至于文学研究方面，他培养的新人就更多了。例如许地山成为最早的中印文学关系与比较研究者，就曾得到他大力帮助；赵景深则说：“我在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以及民间文学、儿童文学方面都是他的忠实的追随者。”
王任叔在我国第一本系统的努力运用马列主义观点的文学概论《文学读本》的初版后记中说：“有两点要特别声明，第一，对于中国文学的形式，我得到振铎兄的不少提示。我还应在此谢谢他借我许多参考书。”吴文祺、李长之（还有后来的钱钟书、吴晗、林庚、季羡林等）也都是得到他热情帮助的文学研究者。
综上可见，郑振铎一生引导、奖掖、培植了很多作家，其中既包括不少同辈作家，如郁达夫、许地山、黄庐隐、王任叔、老舍、巴金等作家的登上文坛，都与他的直接帮助或推动有关；还积极发掘许多底层青年的文学才华，涉及农村、山区、工厂、码头等诸多领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这些领域的文学青年的步入文坛；此外，他在各个大学教学工作中，也发现和培养了不少文学新人。
组织社团，编辑出版报刊丛书，发现扶植文学新人，鼓励文学创作及相关研究，这些实际工作对于新文学运动的推动作用，是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上述努力不仅体现了郑振铎个人的胸怀与志向，更表明了文学研究会群体积极建设新文学领地的共同目标。
二、叶圣陶对文学新人的扶植
作为文学研究会编辑群体的另一位核心人物，叶圣陶对文学青年的关怀与提携更是众所周知的。
（一）编辑《诗》月刊时期
《诗》月刊是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期刊之一，创刊于1922年1月1日，于1923年5月15日停刊，为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新诗，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编辑工作主要都由叶圣陶、刘延陵承担。在此期间，叶积极致力于对文学新人的扶植。他的努力体现在很多方面，如《诗》月刊的出版预告及征稿广告就采用了新诗的形式：
旧诗的骸骨已被人扛着向张着口的坟墓去了，产生了三年的新诗还未曾能向人们说话呢。但是有指导人们的潜力的，谁能如这个可爱的婴儿呀？
奉着安慰人生的使命的，谁又能如这个婴儿美丽呀？
我们拟造这个名为《诗》的小乐园做他的歌舞养育之场，疼他爱他的人们尽快你们的力来捐些糖食花果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