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青岛浒苔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案例。在该事件发生之后，很多西方媒体的记者到青岛进行跟踪报道，担心青岛是否能够顺利举行奥运帆船比赛。在处理这一突发事件时，青岛市政府主动约请英国华誉传媒的高级专家，对此有的放矢地采取了开放和主动的媒体应对策略。
比如，政府每天向国内外媒体通报事件最新消息，降低媒体胡乱猜测的可能，缓和他们因无法获得相关信息而产生的情绪；每周组织一次记者采访团，安排他们现场参观清理浒苔的工作；创造记者与相关专家和政府官员一对一的采访机会，请他们讲述在处理浒苔事件中的亲身经历；编制提供浒苔事件相关资讯包，向记者提供一系列背景材料，等等。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应对举措，政府获得了境外媒体的信任与认可，从而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因此，在第一时间主动公开信息、引导舆论基调的基础之上，根据信息的实时变动，及时追踪、了解、掌握事件发展，通过对外不断进行信息的及时更新与补充，才能更好地以准确全面的信息引导媒体报道。
三、真实公开，确保信息的客观真实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在面对媒体时，基本上都采取了“及时主动”公开信息的原则，以掌握传播主动权、引导舆论方向。但是在具体实施和执行过程中，有时忽略了确保信息真实、客观和可信的重要性。谎报、瞒报的结果往往比不报的结果更加糟糕。
以邓玉娇案为例。在事件爆发初期，客观地说巴东政府方对待媒体采访的态度还是比较开放的：5月12日、5月18日，巴东警方曾先后发布案情通报；野三关镇甚至把邓贵大3人的档案资料调出来给记者；巴东县公安局副局长宋俊曾多次接受媒体采访，局长杨立勇也曾接受媒体专访，详细分析案情。
然而是什么引起了网民对该事件的广泛关注与舆论哗然？在此案中，警方有四方面的行为成为邓玉娇案演变的重要原因：1.起初的案情通报里，只提3人到梦幻城消费，刻意淡化其行为的前因。直到纪委做出对黄德智、邓中佳的处分决定，公众才得知是接受了福成矿业的“吃请”了，而不是简单的“酒后陪他人消费”。
2.隐瞒4000元的来源。邓贵大作为一名一个月只有1000多元工资的公务员，拿这么多钱去娱乐场所于情理不合。
3.对黄德智“放任自流”，不加控制。后来公众意识到黄存在问题时，警方已经非常被动。
4.否认第二次案情通报。
正是这四方面的行为引发了网络舆论广泛质疑。似是而非，看似公开，实则模糊的信息公开，不仅没有起到引导舆论、平息事件的效果，反而让事情越演越烈，直接影响政府形象与信誉。
由此我们看到，仅有主动公开信息的意识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在具体的贯彻实施程中，要真正做到信息的客观准确，不能为了某些其他目的，而故意模糊信息。然而在实际的贯彻实施过程中，出于习惯，地方政府官员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一方面总想要“澄清”政府形象，另一方面又想要“息事宁人”，平衡各利益。由于过多的考虑及利益的协调，在面对媒体时，不能将真实、公开的原则贯彻落实到位。
第四节 多极化策略：以多方参与丰富话语表达
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单薄，缺乏影响力，与我国政府长期以来采用单一宣传导向的宣传手段不无关系。事件发生后，我们往往只能听到官方的声音和对外发言。
以美国CNN主持人卡弗蒂发表攻击中国的言论事件为例。
2008年4月10日，CNN在转播北京奥运火炬在旧金山传递时，主持人卡弗蒂发表攻击中国的言论，妄称“中国产品是垃圾”。
中国外交部很快对此作出反应，三次对CNN表示抗议，表示：“中方对CNN主持人卡弗蒂发表恶毒攻击中国人民的言论表示震惊和强烈谴责。”并且严正要求：“CNN和卡弗蒂本人收回其恶劣言论，向全体中国人民做出真诚道歉。”
然而，我们看到，尽管遭到中国政府的严厉抗议，但是CNN对此并未正面回应。
因此，我们要学会利用多种渠道、多种声音传达信息、加强沟通。
仅仅强调与政府层面搞好关系，显然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我们还需要强调对西方民众进行公关，培养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亲切感。
重视民间力量，重视非政府力量，这已成为美国等欧美国家对外宣传的一种手段。然而目前，“我国对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家唱主角，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外交、民间传播的比重还有待提高”。若我们适当调整对外传播策略，“让公众在对外经济、文化、教育传播中扮演积极角色，不但可以极大地拓展对外传播渠道，而且可以大大地提高中国新闻的传播效能”。一、广大网民的力量《华盛顿邮报》可以连发3篇社论，立场截然不同，分别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说话。“电视同样要把不同想法的人作为收视的目标，用个性化的攻击性言论刺激收视率。在现代商业社会，电视台怕观众，不怕政府，它觉得天生就是监督政府。你要它向政府道歉，它顺势要把自己打造成不畏强权。但民众要它道歉又是另一回事。”因此对于国外媒体而言，来自民间的力量往往更大。比如加拿大留学生制作的《西藏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中国》（Tibetwas，is，and always will be a part of China）的视频，引起了国外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使得国际舆论转而以另外一种眼光看中国。
如前面我们提及的CNN主持人卡弗蒂事件，在中国网民的巨大压力下，最终卡弗蒂发表道歉信，这足以证明普通民众的力量在对外传播中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网络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通过网络渠道所汇聚起来的草根力量，更是不容忽视。拉萨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中，中国与西方媒体、与达赖之间的对抗，之所以能够赢得声势，网络上的草根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自愿、自发和自由的言论，是政府应付外界压力的强大后援。那些高水平的网络文章、视频、网页和讨论，凝聚了广泛的共识，释放了极大的号召能量。
因此，政府应更好地引导网民，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并给予他们更多的信任和更多的支持。
二、本国媒体独立的声音
媒体是国家实力的重要部分，在西方发达国家更是配合国际战略、反映国际行为、追求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政府与媒体能否实现良性互动，是一个要么“双赢”、要么“双输”的局面。面对突发事件，拒绝置身事外，紧追不舍地准确报道，是媒体“铁肩担道义”的责任之所在；允许媒体置身事中，与媒体成功协作发布信息，则是政府妥善应对突发事件、最大限度保障公众利益的要诀。
目前我国媒体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缺乏独立的声音，很多时候在对外传播中只是充当着政府对外宣传的传声筒的角色。正如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黄星原曾经指出：我们的传播手段比较单一，有时候表现形式比较呆板。“我经常强调一个道理，我们的媒体不要想着，因为政府这样说了，所以我们不能违反，大家异口同声说一个事情。发言人的作用是澄清事实、阐明立场，但是媒体要做的，或者是我们其他的公关手段要做的，不是重复发言人的话，而是做发言人的再发言人。用对我们有误解的西方人听得懂的话语，用国际上通行的手段很巧妙地传播出去，这很重要，这叫异曲同工，而不是异口同声。在这一点上应该多下工夫。”事实上，网络媒体之所以有威力，就在于每个人都有权利和机会平等地参与。而传统媒体则相对缺乏自己独立的声音，同时对一些突发事件的报道往往不如境外媒体反应及时。
因此，加强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声音，首先，要在传播手段和技巧上加强及改进，以独立的姿态，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公信力；其次，要加强我国媒体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和独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