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闻学者的传播学观察
题注：本文尝试以新闻学者的视角来观察传播学，力图对传播学的学术定位和学科发展问题谈点意见。文章分析了我国传播学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要实现科学发展，传播学需要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学术定位，同时需要在实现“本土化”和“个性化”上下工夫，另外还需要处理好与新闻学的关系，做到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实现并进双赢共荣的效果。
本文发表于《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9期。
一、我国传播学的发展现状
西方传播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我国之后，很快便以它那全新的知识框架、理论模式、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生动案例引起了新闻界的关注，激发了不少新闻学者的学习冲动和研究热情，使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到了传播学的研究队伍之中。
这是我国独有的一个奇特现象——最初研究传播学的人几乎是清一色的新闻学者，而最早引介传播学的也是几位大学新闻系的老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张隆栋先生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郑北渭、陈韵昭先生。这和西方国家首先是由一批政治学者、心理学者、社会学者开展研究，并由他们进行传播学的学科理论创造是完全不同的。
笔者本人接触传播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研究生时。记得后来我还有幸在人民日报社，听过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的讲座。但真正去作研究则是在1987年。当年为参加在郑州召开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我撰写了一篇论文《新闻传播控制论系统探析》，尝试用传播学、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新闻传播中的控制现象。遗憾的是，那次研讨会后来未能举行，这篇论文只好投给了黑龙江省新闻研究所办的《新闻传播》，在当年的秋、冬季号上连载发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传播学的学术研究在不断深入，研究成果在不断积累，社会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学科地位也在不断提升。1997年，传播学与新闻学一道共同被国家确定为并列的一级学科，冠名为“新闻传播学”（其实这个冠名不够准确和贴切，它容易使人感觉新闻学只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如果用“新闻与传播学”会更加规范）。
仅仅用不到2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新闻学奋斗了数十年才争取到的学科发展目标，传播学的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其学术魅力不可谓不大。
传播学的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以笔者之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多涉及社会共同性问题，社会适用性强，扩散力和影响力大，容易引起社会关注。而新闻学却主要囿于本学科的专业范围之内，不易引起社会关注，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二是传播学研究队伍发展快，科研成果多，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渐成气候。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一批赴美国和欧洲学习和研修传播学的高层人员（多获得博士学位）在中国香港、台湾以及内地的一些新闻院系成为教学队伍的主体和骨干，使传播学的教学与科研队伍迅速扩大，影响力日盛。
三是由于种种原因，新闻学作为“老学科”（相比传播学而言），在学科创新和学术突破上难度较大，从而使得许多新闻学研究者纷纷转入传播学研究，这样一来，传播学的力量壮大了，新闻学的力量却相对弱化了。
传播学快速发展而掀起的一股股“传播学热”，可谓“有喜有忧”。“喜”的是，它可以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带来机遇；“忧”的是，这一现象对其深入发展也可能会带来某些“隐患”和负面影响。
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切入，试图提出一些当前我国传播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中所存在的现象和问题，以引发传播学界朋友们的关注，并希望能对传播学今后的深入发展有所裨益。
二、传播学的学术定位
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其学科地位的提升和学术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传播学的过度“膨胀”和盲目“扩张”。这些年出现了许多“怪现象”，使人们有时真不知道，到底应当怎样来看待和评价传播学，怎样来对其进行准确的学术与学科定位？
1.“百货筐”？“汇贤堂”？
“怪现象”之一，传播学似乎成了一个“百货筐”，好像什么都可以往里搁，往里装。
近年来出现的“传播学热”，使得许多领域的研究者们都想往传播学上靠，希望借助传播学来拓展本学科的研究领域。于是乎，各个领域的传播活动和传播现象都被纳入了传播学的研究范畴之中，各种各样的传播学“分支”不断涌现。比如“政治传播学”、“文化传播学”、“艺术传播学”、“科技传播学”、“军事传播学”、“体育传播学”、“卫生传播学”，等等，当然也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
不是说这些研究不该作，也不是说它们没有学术价值，而是说如果把各个领域的传播活动和传播现象都视为传播学的内容，如此“扩张”，无形中可能会导致传播学本身核心观念和本体理论的“迷失”与“混乱”。因为这些研究成果，充其量只能说是某一研究领域与传播学相交叉形成的边缘学科，它们毕竟还不是传播学“本身”。更何况还有一些根本与传播学不搭界的东西也冠上了“某某传播学”的名称。
“怪现象”之二，传播学似乎成了一座“汇贤堂”，好像哪路“圣贤”都可以往里请，往里进。
“传播学热”引发的另一种现象是，近年来随着作为一级学科的“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分别作为二级学科，其下属的三级学科也都在急速扩张。这其中，传播学似乎更容易被认可，其“包容度”似乎也越来越宽泛。在划分二级学科的时候，很多人都愿意把许多原本归在新闻学范畴内的一些三级学科纳入传播学之中，如“广告学”、“编辑出版学”、“广播电视学”等。其实，按教育部的学科目录，它们都属于“新闻学”的范畴，但是现在许多新闻院校已经将它们归入了“传播学”之中。而新建立的“网络传播学”，以及新发展起来的“传媒经济学”、“公共关系学”等，也大都被划到了传播学中。
应当说，在目前状况下，这种划分对于新闻院校整合与平衡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的资源及力量，保持两个学科的均衡与协调发展有着一定积极意义，但是无形中它也会模糊和混淆传播学本身的学科范畴与学科界限，不利于传播学的准确定位和科学发展。
2.“圈占地盘”？“固守疆土”？
分析上述两种现象，其实很多情况并非出自传播学的自愿，而是其他学科出于学习和借鉴的需要，自己往传播学上“靠”的结果。不过有些情况似乎也像是传播学在主动“圈占地盘”。例如，前些年有的传播学者片面强调“新闻学是传播学的分支”，并提出要“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就给人这种感觉。
其实，作为新闻学和传播学交叉形成的边缘学科——“新闻传播学”，将其视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可以的，因为它同时也可以作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但是进而得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结论就难免显得偏颇。
另外，像“传媒经济学”，也不一定非要归在传播学里，因为新闻学同样可以从传媒业管理和经营的角度去研究传媒经济现象。
我想，如果确实是出于自身内涵发展的需要，去拓展学科范畴，扩大学科影响，这应当是无可非议的。但若从传播学学科发展的角度看，盲目地“圈占地盘”，不如立足于“固守疆土”，努力把好自己的“门”，守好自己的“土”，练好自己的功，办好自己的事，真正把属于学科自身范畴内的，能够确实体现自己的学术品质和学科内涵的东西琢磨透、研究深，特别是多在实现中国传播学的理论创新和本土化上下工夫。
上述存在的问题，应当说很多并不是传播学自身的问题，因为传播学自己并不一定想要成为“百货筐”和“汇贤堂”，任凭人家什么都往里“装”，往里“进”；也不一定非要急着“圈占地盘”，扩充领域，硬是要把人家往自己的“地盘”里“圈”。
以笔者之见，为学科的科学发展计，传播学自身应当注意分清哪些是属于学科本身的，或与学科相关的、有联系的，可以往自己的“箩筐”里“装”，往自己的“殿堂”里“进”，往自己的“地盘”里“圈”；哪些是不属于学科本身的，或与学科不相关的、没有联系的，不该往里“装”，往里“进”和往里“圈”。总之，要注意为自己的知识体系、学术品质和学科内涵进行科学的界定和定位，要防止让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混淆”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淡化”了自己的学术品质，“曲解”了自己的学科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