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话语”、“躯体写作”与“双性同体”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将女性写作的差异纳入作家心理、性别和创作过程关系的范围，它关于心理和女子自我的理论吸收了生物学和语言学的性别差异模式，所谓女子心理或自我是由身体、语言的发展及适应社会生活需要的性别角色形成的。”
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思潮风靡西方，一些具有深厚精神分析和后精神分析理论素养的女性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对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的“阳物崇拜”论大加挞伐，但又大量借鉴和运用了精神分析学说的话语，提出了“女性话语”和“躯体写作”的新概念以及“双性同体”的女性书写理论。在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看来，弗洛伊德的观点是因女孩缺少男孩身上所具有的东西而产生“阳物妒忌”，由此“阳物妒忌”成为对女性心理界定的核心。“阳物妒忌”理论从男性本位出发，用缺少男性的特征来界定女性，从而把男性界说为先天的优越，把女性界定为先天的匮乏，从而制造出“阳物崇拜”的神话。
为此，露西·伊丽格瑞在《窥见另一妇女》书中提出什么是女子气质问题，并认为弗洛伊德在分析“她如何诞生”时把妇女当作“其他”，当作一个有别于正常“主体”的异体。在她看来，男性话语范围里不会有女性主体，女人要讲话，就得改变父权制。对于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西蒙·德·波伏娃、贝蒂·弗里丹等表现出敌意。弗氏认为在男女两性的心理发展过程中有男女差异的作用和有无“菲勒斯”的问题。女性为缺乏和不完全的存在而羡慕男性，渴望拥有“菲勒斯”这一心理特征，决定了女性在性——心理发展和人格构成及身份的获得过程中的作用。针对这一观点，波伏娃反驳道：“女人并不是生就如此的，毋宁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了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是整个文明。”
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专撰“弗洛伊德的性唯我论”一节，指出，弗氏受其所属文化的严重限制，认为在属于生物的、本能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中，有许多经现代科学研究证实，应当是某些特定的文化的产物……凯利·米勒特在《性别政治》一书中探讨了男性气和女性气的社会化过程和角色差异的文化根源，认为弗氏理论体现了男性社会的特点，即“菲勒斯中心”，精神分析理论基本上综合了以男性为主体的19世纪后期社会的观点和偏见。弗氏的生物决定论、“阳物妒忌”将女人界定为“非男人”、“有缺陷的男人”的观点为父权社会的男尊女卑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还有其他的学者对弗氏的精神分析持否定态度，如美国的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她们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堪称这方面的代表。这些女性的分析被认为是忽视了精神分析的进步的一面，如压抑、无意识以及语言等问题。她们被认为是早期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
后期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受拉康理论的影响很大，他们主要借鉴精神分析学说中关于语言和欲望的有关理论，强调身体写作和女性话语，试图建立以女性为主体的女性写作理论，以此与传统的男性价值观念相对立。其代表人物有露丝·伊利格瑞、埃莱娜·西苏和朱丽娅·克里斯特瓦等。拉康认为男性和女性只存在于语言中，所有会说话的生物必须排列在分界线两边，但双方可以到其对方一边。拉康这一打破传统的性别划分的思想被伊利格瑞所运用，她提出了“女人腔”的思想，并把它作为颠覆“菲勒斯中心主义”和弘扬女性主体意识的一种尝试。她在《痴呆症的语言》中指出，女性语言“神似”痴呆症患者的语言，痴呆症相对于语言这种被动、模拟的关系，正是女性相对于“菲勒斯中心”话语的关系的写照。为此，要打破“菲勒斯中心”的二元对立，重建两性的新伦理和新秩序，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被压抑的阴性另找一个主体位置、一个发言的位置。
伊利格瑞认为女性的语言不只是压迫，而是比它更强的一种压迫，因此她呼吁建构一种不同于“菲勒斯中心”的语言秩序的语法或文法，提倡妇女以不同的方式讲话，倡导一种张扬女性差异的“妇女写作”。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明确指出：“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她是最早提出“女性写作”概念的人，关于女性写作，她还提出一个最为响亮的口号：“女性必须通过她们的躯体来写作”，这样，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都有赖于妇女来书写：包括她们的性特征、她们的性爱和某种内驱力的奇遇、旅行、跨越等等。她认为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栏，一旦她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她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
依照西苏的观点，女性写作必须通过“身体写作”，这样可以解除女性压抑，释放女性潜能，让人听到你的身体；另外，还可创造女性自己的语言和历史，确立妇女自己的地位，“夺取讲话机会”，“打击一直以压制她为基础的历史”，“为了她自身的权利在一切象征体系和政治历程中，依照自己的意志做一个获取者和开创者”。西苏还为柏拉图的“双性同体”注入了新的血液，使之成为“女性书写”理论中的重要内容。西苏的“双性同体”与传统的双性同体，即抹杀两性之间的差异，是不同的，它是多元的、复杂而多变的，它既不排除另一性也不排除差异，而且还要凸显差异。西苏还认为，并非所有的男女都有“双性性”，只有女人具备双性特征，她们天性能容纳差异，渴望交流与对话，不喜欢固定僵化的隔绝与斗争。她们的写作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吞没、消解“菲勒斯中心主义”。
3.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消解神秘性”、“一切皆文本”和“互文性”
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融合的产物。它诞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它借鉴了解构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对现代社会的“菲勒逻各斯中心”即男性语词中心的传统，甚至包括女性主义批评初期的学派进行反思和批评。法国的女性主义者最早接受解构主义，西索、依利加苗、克里斯蒂娃是这一学派的代表。随着解构主义影响的扩大，美国解构主义女性主义也有较大发展，佳·查·斯皮瓦克是美国这一学派的中坚。
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在宏观上吸收了解构主义反对一切宏大理论、反对神秘化、反对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有关主张，对过去的女性主义进行了反思，对代表传统文化的“菲勒逻各斯中心”进行了消解，把研究的热点从大一统的理论分别转向了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的理论探讨。同时，它在具体理论上又吸收了解构主义反对二元对立思维的观点，提倡多元性的思维方式，采用了解构主义的“一切皆文本”和“互文性”的观点，进行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从而构成了这一学派的理论特征。
法国的雅克·德里达是解构主义大师，他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把矛头指向了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意即言语的存在可以使我们直接了解事物的全部真理）。德里达认为现代社会是“逻各斯中心”社会（意即男权中心社会）。对它进行消解是解构主义的目的。为此，他从语言入手，明确宣布：“文字学必须消解科学性的概念规范，与文本——神学、逻各斯中心和语言中心主义连接起来的一切东西”。德里达提出了“消解神秘性”的理论。另一位解构主义者米歇尔·福柯也对现有的一切秩序体现出的确定性和稳固性提出了否定的看法。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在“去除神秘性”和“反对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的思想的指导下，对“女人皆受压迫”的大一统理论进行了反驳，认为这一传统的大型理论的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是以男性为标准的，无视女性的存在。女性主义批评者还认为，传统的女性主义过分地自我中心化，把自身的经验当成全球妇女的普遍经验，这是大一统理论的缺陷，没有对妇女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加以考虑，如有色妇女和工人阶级妇女以及妇女中各异的性别主义形式等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还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所吸收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提出了质疑和对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以生理为中心来建构性别差异的理论作出了批判，这些反思与批判的目的是要消解“菲勒逻各斯中心”。重视女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批判生理性别决定论是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
二元对立的思维曾在西方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的地位。在解构主义者看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的。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要消解这种状况，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消解男女两性的对立。颠覆二元对立思维，即对传统妇女受排斥、遭压制地位的颠覆，采用德里达的“差异”学说，即种族差异、民族差异、阶级差异、性别差异和性倾向差异等，建立多元的女性主义理论。法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海伦娜·西索用“女子气”文本即体现“差异”的文本来解构二元对立，而不是用“男性”或“女性”之类的术语。她还提出“两性共体”的概念。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理论观点是妇女要求平等地进入符号秩序，即平等解放的女性主义；妇女在差异的名义下拒绝男性的符号和秩序，即赞美女性的激进的女性主义；妇女否定形而上学在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二分。关于“一切皆文本”和“互文性”的观点，“一切皆文本”指的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由各种文本构成的文化世界，文本之外一无所有。文学文本是最纯的文本。各种文类都应向文学看齐，文类之间也不应有什么界限。“互文性”指构成文本的每个语言符号都与文本之外的其他符号相关联，它不是孤立的，在形成差异时会显示出自己的价值。文本的意义总是超出文本自身的范围，且其意义是多变的，绝非单一的。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家在“一切皆文本”和“互文性”的观点指导下，进行了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美国学者斯皮瓦克在她的《女性主义与批判理论》一文中，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借用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概念，来分析妇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价值。
以上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缘起和三大流派进行了探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还有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等。总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之中，它是在批评前人的理论基础之上以及借鉴前人的理论中不断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