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在美国国家广播工作者协会上，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牛顿·明诺如是说：当电视台开始广播时，请你坐在电视机前，并且待在那里，你将会看到一个广阔无垠的“世界”——游戏、暴力、互动节目、匪夷所思的家庭喜剧、流血和喧闹、故意伤害、虐待狂、谋杀、私人侦探、卡通……更多的暴力、无穷无尽的犯罪、大叫大嚷的商业宣传和诱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不无沮丧地发现：就消极面而言，明诺先生当年的“推销用语”至今仍然适用。听听这样的广告词，再回顾75年前的《电视之歌》如前所述，当年，为了庆祝电视的正式开播，人们唱起一支《电视之歌》：这奇妙神秘的光束，是关于我们的故事。这里的声音和图像从空间传向你，带给你一片惊喜和新奇……，真叫人怅惘若失！
“娱乐至死”，大概是近年来最常见的媒介批评用语了，指的是以电视为首的大众传媒逃避社会责任，逐利而行、“愚”乐民众。
仍然以《第一次心动》为例：2007年8月，因为“比赛环节设计丑陋粗糙，评委言行举止失态，节目设计缺乏艺术水准、内容格调低下，演唱曲目庸俗媚俗”，广电总局批评重庆台：对现场转播极不负责，对现场混乱不堪局面未作任何有效处理，任其随意表现，放弃了播出机构的责任。实际上，《第一次心动》或者说重庆台只是被随机捉住的“替罪羊”，更多“千夫所指、罄竹难书”的情事逍遥法外。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重庆台的把关人恰恰是发出“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警示的李晓枫台长。对收视率的认识如此清醒的台长，其管辖范围却出现了如此恶劣的收视率狂热，由此可见收视率的威力是多么的巨大。
陕西台的台长和总编辑也直言：“连我们自己都在怀疑，每天送给观众的是精神食粮还是文化垃圾”。精神食粮还是文化垃圾？堪称中国电视的“世纪追问”。
当前，以审丑和低俗为能事和乐事的荧屏乱象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还在不可思议地继续恶化着）。而且，越“反低俗化”越变本加厉。——制度上有问题，众多媒体只能自甘堕落。
中国电视即将迎来“战国时代”，进入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时期。竞争来自国内外同行，更来自新媒体。“滚滚大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昔日成就了“电视时代”的社会环境再次转变，尤其是电子信息技术革命强力催生了视听文化时代的全面来临。新一轮的“声色盛宴”面前，受众拥有更多的选择权，随之呈现出更多元化的消费需求，而且可能得到更好的满足。有论者指出：没有哪台电视机的清晰度能够和电脑的显示器相比，没有哪个台的信息量能够和互联网一较高下，没有哪项电视技术的更新能够像电脑和互联网技术的更新速度那样遵循摩尔定律。更重要的是，数字电视倡导的“互动、自主”精神，不正是互联网与生俱来的优势品质吗？——不过，电视传媒将从此走向终结吗？当然不会。今天的电视文化形态显然不会是最终的形态，未来的日子里，它必将呈现更多的可能性。
后电视时代的到来是潮流所向，“电视时代终究只是人类信息传播之旅上的一个路标，一个历史的记号”。正在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传统电视作为单一主导媒体的时代正在终结，数字化进程中的电视行业经历着一场无从逃避的变革。
面对变革，电视业“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角色困惑与制度窘境”徘徊在政治属性和商业属性之间，大陆的电视产业试图建立既适宜于事业单位又适宜于企业单位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努力，催生的却都是伴随着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畸形儿”。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电视的成长需要的是一场“针对基因的”改革——革新一切不合时宜的体制和机制。
通过制度创新，监督电视传媒及其从业人员承担起社会责任；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电视传媒提供丰富而且优质的社会教育服务；通过制度创新，促进电视体制的多元化和电视文化的多样化……
制度改革之际，中国电视更加需要“坚持并且超越”，这“不仅是一种生存策略，更是一种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