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提示
·“人”永远应该被置于问题的中心——文化，开始于人与人的相遇，循环往复于相遇之后的碰撞与融合。
·我们不能以看《人民日报》、CCTV的方式来看《纽约时报》、CNN——它们的运营逻辑，是由与我们不同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环境所决定的。
·政治的影响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是难以规避的。不同的是，有些国家关于媒体所应当承担的政治任务是显在的；而有些国家对媒体的政治控制是潜在的。
·新闻的采集与发表是一种社会产物，而媒体机构同样是社会的细胞。没有一家媒体可以外在于所处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系统，标榜“客观、公正、自由、民主”的西方媒体也是如此。在“政治正确”这一点上，《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实属“各为其主”，并无二致。
·重视跨文化表达意味着将“同”作为“异”的“敲门砖”，意味着“离合有守，先从其志”。
·尊重差异的前提是，跨文化的政治话语不能采取与内部沟通相同的表达模式。
·与外国媒体的“合作”，不意味着退让自己的原则，完全迎合其报道需求；恰恰相反，这种“合作”的目的在于，大事之中加强中国政府的影响力和“中国观点”的渗透力。
要不断创新对外传播的方式方法，多用事实说话、用数字说话、用专家说话、用当事人说话，把我们的立场和观点寓于对事实的客观报道之中，通过事实本身的力量说服人、引导人。要加强同外国媒体在新闻传播、人力资源、信息技术、业务发展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善于借船出海，利用其平台传播我新闻信息。要不断提高对国际重要新闻的采访报道能力，提高自采率、首发率、落地率，降低漏报率，以中国视角，发出中国的声音，扩大我新闻宣传的国际影响力。
政府新闻发布工作者为什么需要了解跨文化交流的知识？最直接的理由是，政府不仅要向本国人发布信息，有时也必须向外国人发布信息。从消极层面来看，学习各国文化的差异可以使新闻发言人尊重、理解这种差异可能给新闻发布工作带来的困扰和麻烦；从积极层面来看，发言人可以主动运用跨文化交流的知识，使新闻发布在能够被异国媒体和公众理解的基础上，实现最大限度的“认同”。
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有时必须承担着“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任务，这一任务在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下一个三十年、在国际舆论舞台上愈发激烈的话语权争夺战中显得尤为沉重。政府新闻发布既是信息的发布，同样也是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形象传播。
2008北京奥运会为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创造了一次难得的机遇，然而从北京奥运前后的国际舆论动向来看，特别是拉萨“3·14”事件、“圣火传递风波”中海外媒体的“奥运政治化”传播框架，促使我们必须对此进行总结和反思：当东方与西方两大文明力量不可避免地实现交汇时，我们应当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具体而言，我们如何在远非单纯的传播情境下（相互冲突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关系及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交织中），在一个远非平等的政治话语秩序内，成为国际话语交往的积极参与者而非边缘者，成为中国意义的有效输出者？
第一节文化的因素
说西藏文化遭到了破坏，喊得最凶的人恰恰是缺乏历史文化底蕴，以所谓的“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侵略世界的那些人。……西藏的一切看来尚不够完美，但是，对那些使西藏人的弟兄——美洲印第安人消失的人，媒体又应该对他们说什么，才能符合人权这个术语所包含的真理呢？
谈论文化，首先应该明确是在哪一个范畴内谈论它。在英语中，文化（culture）一词有两种常用的意义：高层文化和人类学的文化。前者重点在智慧和艺术上的成就。中国人常说的，某人很有文化，其实也就是这一层面所指。在跨文化传播中，我们所关心的是后者，人类学范畴的文化，即指一种习俗、世界观、语言、亲属关系系统、社会机制以及其他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但却造成一个群体与另一群体相区别的日常实践。人类学中的文化，重点在考察一个群体内人们的观念、传播或行为的任一方面，并认为正是这些方面赋予了他们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的身份，也正是这些构成了他们内部凝聚与成员资格的意识。
一、文化的三个因素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文化是“从历史流传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之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
格尔茨的文化观可以用他自己的三句极为生动的比喻概括：
a.“文化就像谐摹的眨眼示意或模拟抢劫羊群一样，具有公共性质。”
b.“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把文化看做这些网。”
c.“这就像一方面是岩石，另一方面是梦幻一样——它们是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我们要问的是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嘲笑还是挑战；是讽刺还是愤怒；是献媚还是自豪。环境会通过它们的发生并借助它们的作用来告诉我们它们是些什么。”
这三个比喻指向文化包含的三个因素：价值属性、交往属性以及语境属性。
文化的第一个因素指文化是被群体所共同享有的信仰、世界观或价值体系。比如中国的佛教、儒学或道家传统都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中国人的文化气质中。
沿之于政治学范畴，文化的价值属性又意味着什么呢？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文化—规范—认同”学说认为，文化因素，特别是国家文化，在国际秩序建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霍夫斯蒂德将国家文化定义为“总体心理程序”。它是一个国家成员的身份认同，一个国家的成员面临共同经历、共同语言和共同制度环境，从而对其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共同影响，使该国家的成员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成员，也使得他们与外国文化特征明显区别开来，因此国家文化也是一个国家“个性”的体现。对于文化的身份认同作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作了进一步的界定，他认为国际政治的文化模式，是指“由国际社会中行动者的相互行动所造就成为共有观念之后，反过来塑造行动者的身份，并通过身份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或称认同政治）影响其利益和行为”。
文化的第二个因素指向人类在社会化过程中所构建而又置身其中的群体关系。对于许多学者而言，文化这一词几乎等同于社会机制。群体与文化的关系就像格尔茨所指的“意义之网”一样，文化既是人类生活的支撑也同样是一种约束。
戴维·伯姆则从对话理论的角度，深化了文化的第二种属性。他认为“在任何对话群体中，你都可以发现众多既不为我们所知，又全然各不相同的基本思维假定和观念。这可以归结为文化问题。社会文化中总是存在着众多不同的看法、意见、观念和思维假定，正是它们形成并维系着这种文化”通过社会群体间的对话，文化以群体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在社会成员的共享、合作和交流中获得了意义。换言之，没有群体间的交流，文化将难以在社会关系层面发挥作用。
关于文化的交往属性，国际政治理论中亦有相似的观点。概括而言，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至少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文化的形成。从社会行动到文化行动之间的过程就是文化形成的过程，也就是从私有观念到共有观念的发展过程。第二，文化力，即促成文化形成的动力。私有观念能否上升为共有观念，甚至成为世界主导文化的基本内容，形成世界文化的结构框架，并推动主导文化传播、扩散、发展和变革，这些主要取决于文化力，所以文化力的研究是世界政治文化理论的核心。第三，文化的功能，即文化对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的影响。关于“文化力”，温特提出了一种理论陈述，认为微观层面上的私有知识可以通过行动者的社会性互动，依据各种不同的路径，形成宏观层面的共有知识，亦即文化。
文化的第三个因素是语境属性。这一属性意味着在前两种属性（即文化是特定人群所共有的意义系统，是特定人群所创造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精神；文化在人群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中产生意义）之上，强调文化与话语的相关性。文化铺设了话语的语境，人们通过文化语境来理解、诠释话语。同样的话语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解读，可能得出全然不同的意义。
对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斯考伦指出：
在一种文化中，历史、世界观、信仰、价值观念、宗教和社会机制都能通过不同的语言和语言变异反映出来。同时，语言不仅是其他更多基本结构的反映，更是直接限定文化的一个方面。一个文化群体也许有许多理解语言基本功能的不同方式，因此我们把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语言功能作为文化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斯考伦认为，文化的前两个方面是意识形态和面子体系。关于面子体系将在本章第二节中具体介绍。
美国人类学家霍尔首次提出了高语境（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语境（low context culture）这一组概念，用来诠释差异文化在话语上的体现。霍尔将语境定义为一种信息，这种信息环绕着事件，并不可避免地与事实的意义有关。原文中他将语境界定为“the information that surrounds an event；it is inextricably bound up with the meaning of the event”。他进一步指出：
尽管没有哪种文化绝对地处于天平的某一端，但是有些较高有些则较低。美国文化，虽然不是最底端，却是偏向天平较低的一方……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的中国处在天平的高语境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