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同人的“同”与“不同”
同人之间的最大的相同，是对坏政治的不满与反抗以及对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追求，也就是自愿共同集合在论证与启蒙的大旗之下。当然具体到每一个人则各有侧重，如陈衡哲1922年4月致信胡适，明确表示“你们把我邀入努力社，我很感谢你们的厚意，但我对于政治上恐不能有所努力，这一层大约你们也不曾希望我的。我所能努力的，是借了文艺思想来尽我改造社会心理的一份责任。我很感谢你们能帮助我走那一条路。”为了这样一个目标，同人们放弃了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开会研究编务，积极撰写稿件，还要捐出自己（应该是指狭义的同人）的部分收入作为周报经费。1923年1月28日《努力周报》第39期的“特别启事”称，“《努力周报》是胡适和他的几个朋友办的，言论的责任由胡适担负。经济的负担由他们从民国十年七月起每人每月储蓄收入的百分之五来分任。这个报和北京大学绝无关系。颇闻外间有误会，特此声明。”据胡适所说，“《努力周报》是他（指丁文江——引者注）发起的，也是他倡议每月抽百分之五的捐款。”同人之间就办刊等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往往各抒己见，目的都是把刊物办好。陈衡哲致信胡适说，周报对“小说”的定位太宽泛了。她说，把小说狭义地认定为“Short Story（短篇小说）”当然是不对的，把不属于小说的杂感一类的稿件拿来当小说发表也是不合适的；应该把小说定义为“Short Storyand Tale（短篇小说和故事）”，而另开辟“杂著”栏目发表不属于小说的小品。1922年5月间任鸿隽致信胡适称，“《努力》的内容，照现在看来，很是简单，每期的字数不过一万二千上下，似乎太少一点，不晓得还可不可把他扩充一下？”同人间固然有相同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看法也不尽一致。高一涵在其所代理主持周报时，在1923年8月5日周报第64期“这一周”上撰文《我们最后的希望》，显然理论立足点是不同于胡适的实验主义的。
高的文章对在台上台下执政的、非执政的政治派系，包括国民党等，表示“都一律的绝望”，这和胡适那一段时间的态度是一致的。但高对教育界和工商界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政治坏到如此田地，“如果我们仍抱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终究是没有功效的。”“我们的社会简直是千疮百孔，比不得欧美的社会大部分健全，只有小部分生点癣疥。所以英美的实验主义派可以主张零碎修补，我们便不得不主张根本改造。”当然高一涵的“根本改造”也不是要“革命”，而是寄希望于“教育界和工商界”，在国家选举和官吏任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如其所说，希望教育界组织起由专门学者担任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从而可以保证新宪法拒绝现任军人出任大总统、国务总理，实现联邦制等；希望工商界出来力争“凡无职业者不得充任国家一切官吏”，目的在于斩断无业政客钻入政府充当“军阀的爪牙”的路径。尽管从根本上说，高一涵的这些主张还仍然属于渐进式的实验主义的范围，但他明确提出的实验主义不再灵验的观点却等于把自己同胡适划开了界限。
高一涵和胡适的私人关系虽然比不上胡适同丁文江、任鸿隽等人的密切程度，但在周报的作者、编辑等同人中，大概还算是比较深厚的，总体上给人的印象是，胡适比较关心高一涵，也比较注意提携高一涵的进步和发展。有一件事情能够见证两人的私人友谊。胡适1923年5月30日日记：昨日洛声信上说，一涵接了一个妓女来家做老婆。洛声的口气似不以为然。故我今日写信给冬秀，请他千万不要看不起一涵所娶的女子，劝他善待此女。“他也是一个女同胞，也是一个人。他不幸堕落做妓女，我们应该可怜他，决不可因此就看不起他。天下事全靠机会。
比如我的机会好，能出洋留学，我绝不敢因此就看不起那些没有机会出洋的男女同胞。”一涵住在我家的一院，我怕冬秀不肯招呼他们，故作此信。
另作一信与一涵，劝他新娶之后，戒绝赌博，多读书，继续学问的事业。“我常常想着怡荪。自从怡荪死后，我从不曾得着一个朋友的诤言。……如果我有话在肚里，不肯老实向你说，我如何对得住你？
如何对得住怡荪？……”胡适所说的怡荪，全名许怡荪，是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的挚友。当年胡适在上海时因交友不慎，受到不好的影响，一度潦倒、颓废，甚至有一次喝醉酒后在街头与前来问询的警察扭打起来，而被带到警察局。胡适酒醉醒来后，为自己的荒唐行为无地自容，也为辜负了母亲的期望而深深忏悔，发誓痛改前非。许怡荪给了他很多热心的鼓励和具体的帮助，胡适回忆：“那时幸有怡荪极力劝我应留美考试，又帮我筹款做路费。”胡适终于如愿以偿，漂洋过海抵达美国留学。许怡荪后来留学到了日本的明治大学，并与在那里学习的高一涵成为好友。后来许、胡一直保持着联系和友谊，许在胡适留学期间写信还提醒他：“足下此行，问学之外，必须祓除旧染，砥砺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养之用。必如是持之有素，庶将来涉世，不至为习俗所靡，允为名父之子。”胡适正是出于真诚感谢许怡荪的劝诫，才肯于同样直言相告高一涵的。
但1924年9月间胡适和高一涵之间关于怎样看待商务印书馆接办新《努力》的条件上，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
按照胡适和上海商务印书馆达成的协议，新《努力》复刊后交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同人只负责撰稿，不负刊物的盈亏，并由商务印书馆向作者支付一定量的稿酬和编辑费。应该说，这种合作是互惠的，而且某种意义上对胡适等同人更为有利。但高一涵却不这样看，他在发表于《晨报副刊》的《关于〈努力月刊〉的几句话》中，对商务印书馆的稿酬标准不满，认为有“文丐”之嫌，并说“商务印书馆于是便板起资本家的面孔，说：‘给你们做文字的人三块钱至五块钱一千字’”。胡适对高一涵的说法极为不满，9月8日致信批评称，“一个人要表示清高，就不惜把一切卖文的人都骂为‘文丐’，这是什么道德？”胡适认为，只有昧着良心作寿文，借文字敲竹杠，抄袭剽窃骗钱，那才是真正的文丐，才可耻，而凭着良心写出有价值的文字并获得相应的报酬，是一种正当的生活。胡适还批评说，商务印书馆是看着与他本人的交情才肯按照此种条件接办的，“全出于好意的友谊”，与“资本家”剥削毫无关系。胡适在信中告诉高一涵，“但求一时的快意，而不顾事实的不符，也是我不希望我的朋友做的”，“我说的话有不免太直切之处，但我对朋友的通信是从来不会作伪的，对你尤其不敢矫饰，想你能谅解”。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大概高一涵也不会有过多的想法，因为毕竟他和胡适的私人关系也一向不错，但胡适接下来又专门给《晨报副刊》写信，试图澄清，挽回影响。胡适在信中说，先前高一涵在报上“代我作答，我自然是很感激的。
但他提及商务印书馆的一层，未免有点失实。”高一涵所说的“资本家”一类的话，“那更是一涵笔锋的情感，却不是事实。”朱经农写给胡适的三封信，反映了高一涵和胡适间的不愉快。9月22日的信是猜测：
……我恐怕你和一涵或因此事生意见。我想一涵也不免书生偏见，知一不知二，我们也不过于责备他。……我想以后一涵或他人关于此事再有文字发表，你莫再和他们辩论，好好歹歹随他们去说吧。10月14日信：一涵近有信来，怨怼之意溢于言表，已由孟和复函慰之。11月30日信：一涵无非对于商务表示不满。总说商务对他太薄，因为他没有大名气。他总觉得商务只知敷衍有名人物，而薄待学者。其实商务对于一涵实在不曾薄待。他所享的权利与其他有名人物一样。他要误会，商务方面也只好由他，我们做朋友的也没法解释。一涵未免太量小一点。由此看来，胡适同高一涵的龃龉，更多的责任还在高的身上。这件事反映出胡适的原则性，也折射出那个时代一些知识分子在利益面前的态度。
三、同人与编稿、撰稿
《努力周报》兴办过程中碰到的最大问题，大概就是稿源和稿子的质量。出现这种情况，原本也并不很奇怪，因为同人们都是业余作者，每个人都有很繁重的本职工作，所以不能按时交稿、不能保证质量的情况难以避免。这或许也是诸多同人报刊的一个程度不尽相同却普遍存在的问题。1923年7月间在北京主持周报的高一涵写给胡适的信就是专门倾诉稿荒的，“《努力》的稿子近来很觉得困难，上海方面分期担任的人，有一半不曾按期寄稿。北京方面徐志摩又时常出京，在君也许久没有文字交来了。近来时常打饥荒，而且洛声又回去了，我的能力又不够，弄得这个报近来很没有精采”。8月高一涵致信胡适进一步解释了上海方面没有及时供稿的情况，他想请任鸿隽在上海帮助“讨沈、王、叶诸位的文字债，因为他们是答应过了，没有践言的。”另一个问题，大概也是多数同人刊物的一个共性问题，即由于同人们毕竟不是专职报人，往往对刊物的内容很重视，而对刊物的形式关注不够，栏目设置、变革有些滞后。对这方面的问题，被挑选担任未来新《努力》主编的张奚若有过较为细致的观察，他1924年1月归国途中致信杨杏佛：《努力》现时体裁似太狭枯，有时几同《时事新报》的附张《学灯》一样，太不像中国有知识、有主张的elite（杰出人物）所出的报。我意拟将其改编如下（张数并不加多，还是一张四页）：第一页专论重要政治或社会问题，名曰“社论”。第二页摘述本周重要政闻，于每段之下加以评语，名曰“政评”。第三页不谈政治，专评国内关于社会风俗习惯的新闻，事无巨细，凡能作攻击及改革社会恶习之资料者皆纳之，名曰“社会问题”。第四页名曰“学艺”，凡书评、诗词及关于专门学问之文皆归之；或将第四页上半页作“学艺”，下半页留作“杂评”之用亦可。
（以上所言第一页社论、第二页政评，第三页……等，自不必定限每页一栏，临时视材料之多少略微伸缩，自无不可，不过内容能如此扩充，始觉较有生气。）大致体裁如是，能再改良，自属更好。张奚若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政治学硕士学位，从政治学的角度思考并提出改善论政、启蒙刊物的设想，他当是很合适的人选。虽然他的话能让人感到有些初出茅庐前的踌躇满志，对周报的成就看得少了些，对缺点、不足评价得有些不留情面，但毕竟他要为未来的新《努力》负责，他的观察和评论都应该是冷静和有根据的，不是图一时痛快的侃侃而谈。
同人之间有着基本的共同点，但也有不同的意见，而且这些不同的看法随时可以彼此交流，并不强调谁要服从谁。也正是这种基于人格自由平等之上的沟通交流，才使同人乐于撰稿，愿意为周报贡献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