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自由是不是无限的？是不是绝对的？是不是为所欲为？答案是否定的，没有人会说“是”。而这却是许多反对表达自由的人的第一理由。他们一听“自由”二字就敏感得连连反对，说天下没有为所欲为的自由。可是，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者，还是现代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谁要求过为所欲为的自由，他们都承认自由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有的源于自身的能力，有的源于客观条件，有的源于社会规范，不一而足。而在法治国家，自由唯一刚性的限度则是法律。
媒介融合趋势虽然给每个人带来了网络化数字媒介，让每个人都有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媒介，表达权也正在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利地从应然权利变现为实然权利。但是，笔者既持“媒介融合为体，表达自由为用”的观点，也认同“用”必有“度”。表达自由的限度依然还在，政府在保护每个公民表达自由的同时，也有限制每个公民滥用表达权的权力。当年第一个把“自由”概念引入中国的严复先生在翻译密尔的《论自由》时，惟恐“中文自由中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使中国人误解自由“为放肆、为淫佚、为不法、为无礼”，特别煞费苦心地采用《群己权界论》的译名，点出自由的意义在于划出群己权利的界限。当然，根本问题也不仅于此。当每个公民的表达权在合法的前提下具备实现的可能性时，我们自己就更有责任用好这份权利。哈耶克曾说：“限制自由的理由来自自由本身。”这才是笔者在本章研究表达自由的限度的积极意义所在。
第一节 表达自由的相对性
甄树青在《论表达自由》一书中，将专家、学者、政治家关于表达自由限制的种种论述，概括为三种观点：1.流弊说；2.相对说；3.服务说。持流弊说者着重从表达自由的实际表现角度，挖掘、论证限制表达自由的理由，认为表达自由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着很多问题，以致流弊丛生，深以为患。比如说，由于以追逐商业利润为目的，新闻界、出版界煽情主义思潮严重，低俗化现象愈演愈烈，置公共利益于不顾，拼命迎合人的低级趣味。比如说，网络言论空间太过随便，充斥着胡言乱语、污言秽语，有用信息不多，而像“很黄很暴力”的信息垃圾则躲都躲不开。于是主张要对表达自由予以限制。许多国家或地区均以此为由来限制公民的表达自由。笔者认为，表达自由虽然需要限制，但所谓流弊说则是找错了批判对象，产生流弊的源头并不是表达自由，表达自由至多算是流弊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持服务说者则主要从表达自由的目的或功能角度来阐述限制表达自由的理由。服务说又分支为二。其一是绝对君权、神权或个人统治权服务说。这一说之只存在于君主专制、宗教专制或其他个人独裁专制的国度里。这种服务说已被现代社会所唾弃，无须多说。另一则是为国家或民主利益服务说。这是当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在限制公民的表达自由时所持的理由。
但正如甄树青所言：“由于所谓国家或民族利益十分抽象，不同性质的政府的解释或运用就会有天壤之别。”法西斯政权就打着为国家或民族利益的旗号，发动侵略战争，霸占他国领土，号称“扩大本民族生存空间”，屠杀、奴役他国人民，旨在“消灭劣等民族”。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莫不如此。而民权国家的国家或民族利益则是维护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对外防止外国入侵，对内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及其他权利，并保障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包括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应该说，从这一角度看，所谓服务说，实质上就应该是服务于国民利益说，也就是服务于公共利益说。在后文所讲的限制原则里，第一条原则就是公共利益原则，也就是基于这一服务说。所以，公民的表达自由应该服务于公共利益，凡违背这一利益的表达行为及言论理应受到限制和惩罚。不过，流弊说从结果出发，服务说从目的出发，而结果和目的都不是由表达自由权本身特性决定的，从表达自由自身性质出发来看，笔者最认同的观点还是相对说。甄树青指出这一观点是从自由与责任或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之角度论证表达自由限制的理由的。
而马克思则用一句话精辟地概括了权利与义务的辩证关系，他说：“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自由与责任是并存的，自由与权利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而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提出的社会责任理论也正是强调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而一些国际人权文件，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则将表达自由称为“可克减的权利”，并明确规定了对表达自由予以限制的依据和范围。同样，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可见，相对说也是我国对表达自由予以限制的主要原因。
王锋在《表达自由及其界限》中从道德、民主、法律三个层面分析表达自由的相对性，并视之为表达自由限制的三个理论前提。笔者在本文中愿借用这三种视角以注入自己的思考，分别从道德、民主与法律三个层面分析表达自由的相对性。另因本书主要立足于媒介领域的表达自由研究，笔者也对由于媒介特色造成的表达自由的限制略作阐释。
一、道德范畴：自由与责任
从道德范畴看表达自由的相对性，体现的就是自由与责任的关系。哈耶克说：“坚信个人自由的时代，始终亦是崇尚个人责任的时代。”这是一个存在主义式的命题。因为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自由，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所以，坚信自由的另一面，必然是崇尚个人责任。否则，自由就将自我虚无化。当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时，他的意思是要说作为人的实在而言，本质是后于存在的，也就是说个人是通过对其目的的选择来定义自己的。自由的问题正处于自己选择的水平上，即存在决定本质的水平上。自我选择成为自己的本质。自由于是成为本质的基础。每个人都要为自我的自由选择承担自己的责任。而昆德拉所说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其实就是因为自由与责任的失重感造成的。
把这种个人存在主义式视角推及社会的道德范畴，自由与责任的关系同样一目了然。当年美国的新闻自由委员会就是想用社会责任论来给他们觉得日益轻飘的新闻自由肩上加加重，让享有新闻自由的新闻界“铁肩担道义”，让作为社会公共机构的新闻界在享有表达自由的同时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而我国当年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硬骨头鲁迅先生对个人表达的自由与责任也多有权衡。《两地书》中，许广平致信鲁迅感叹道：“读吾师‘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的几句，使血性易于起伏的青年如小鬼者，顿时在冰冷的煤炉里加上煤炭，红红的燃烧起来。然而这句话是为对小鬼而说的么？恐怕自身也当同样的设想罢。”而鲁迅则回信坦诚相告：“现在老实说一句罢，‘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这些话，确是‘为对小鬼而说的’（小鬼指许广平）。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这些话历来为众多研究鲁迅的人所称引，说法纷纭。笔者既然研究表达自由的相对性，就不免有些“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的心态。
笔者在这些话中看到的，就是鲁迅先生对表达自由的相对性的尊重和对自己写作实践的负责态度———虽然写和说是自己的自由，但写什么和说什么则不仅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读者负责，生怕自己不知正确与否的“黑暗思想”会传染给别人，影响别人的人生观、世界观。这种自由与责任的关系，可用鲁迅自己这封信中的另一句话做注解：“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但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那些光明些的说出……”笔者认为，何妨将其中的“人道主义”代表责任、“个人主义”代表自由来做解读，以此观之，则鲁迅先生“总拣择那些光明些的说出”，其实就代表着他自己对表达自由的主张：愿意在“个人主义”的自由写作中更多地承担“人道主义”的责任。这一悖论式写作态度使其作品充满其他作家所不能比的张力。
应该说，在像鲁迅先生这样自觉地权衡自由与责任的态度中，责任还只是一个道德概念，它构成了我们认识人的道德义务基础。但责任概念又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概念，它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平常视之为道德的范围。因为我们对整个社会秩序运作的态度，都与我们对责任的看法紧密相关。责任概念甚至已经构成了人们遵守法制的心理基础。王锋站在法学研究的角度，认为“责任概念之所以日渐演变成了一个法律概念，其原因就在于一个人的行动是否造成了一项法律义务或是否应使他接受惩罚而言，法律要求有明确无误的标准以资判定。”由此观之，自由被课以责任，就带有某种强制意味。不过，从道德范畴来讲，自由与责任的关系首先是一个自我选择的问题。表达自由亦是如此，在法律保留原则的限制与保护下，公民有权选择如何处理“人道主义”的责任和“个人主义”的自由两者的平衡关系。
二、民主视角：手段与目的
表达自由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表达自由本身还是民主政治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由于表达自由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有些政治家、学者甚至把民主政治归之于表达自由。如泛美新闻协会在其会章里指出：“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就没有民主政治。”反之，专制统治者及其爪牙则视表达自由及其必然导致的民主要求为洪水猛兽。甄树青在阐述表达自由之“弘扬民主功能”时写道：“没有表达自由，就不能称之为民主政治；没有表达自由，就无法产生民主政治；没有表达自由，就不能维持民主政治。表达自由在弘扬民主方面有着巨大的功能和价值。”表达自由与民主政治之间，呈现出手段与目的关系。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阿玛蒂亚·森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开篇导论第一句就指出：“本书论证，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而他把自由既看做发展的首要目标，又把自由视为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并分别将其称之为自由的建构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在他书中专有《民主的重要性》一章，坚决反对包括新加坡李光耀等人主张的否定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观点，即断言这些自由和权利会阻碍经济增长的“李光耀命题”。
他指出政治自由的工具性作用，强调说：“我们有理由珍视我们生活中的自由权以及言论和行动的自由，而且，对我们人类———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来说，珍视不受限制地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自由绝非不合理。此外，为了在知情和摆脱束缚的基础上形成我们的价值观念，就要求交流和辩论的公开性，而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中心地位。再进一步，为了公开地表达我们所珍视的东西并要求它们得到重视，我们需要言论自由和民主选择。”他指出，在具有民主制的政府和相对自由的传播媒体的任何独立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饥荒。虽然饥荒曾经发生在古代王国和当代权威主义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和现代技术官僚专制体制，发生在受来自北方的帝国主义的统治的殖民地经济以及由君主式国家领袖或不宽容的单一政党统治的南方新独立国家，但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道，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当然，森也表示，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也有局限性，但尽管有其局限性，却足够经常和有效地运用。
他欣慰地写道：“实践显示了它在防止经济灾难上的时效性，这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在形势顺利、万事正常运行的时候，民主的这种作用可能不会被人们挂念在心。但是当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形势恶化的时候（例如最近东亚和东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打断了好几个国家经济的运行，使许多人陷入贫困），其作用就自行显现出来了。民主治国所提供的政治激励因素在这时就具有巨大的实际价值。”这段话揭示的力量是实实在在的。在我国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期间，民主政治与表达自由的实际价值也得到了同样的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