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他注意到政治家和官僚等在作出承诺和实际政策兑现的价值分配之间，有明显的断裂。在政治系统的当权者所说的政治姿态里，含有许多象征作用。人们不知不觉地接受和容纳了政治家通过象征所传达的意义。事实上，虽然人们在通过现实政治所得到的价值分配之中看到了某种偏差，但是对现实政治的政治性反抗却是微乎其微。艾德尔曼赋予语言以“唤起人们对‘现实’政治的多半经验”的东西。
质言之，与其说艾德尔曼是在客观地分析现实政治问题，不如说是在分析人们的政治意识是怎样被唤起、怎样被构造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焦点。在政治语言的研究中，艾德尔曼所指向的目的在于政治流程之中。他是以分析字面上的政策是否被实施，来实际质疑语言的政治性和功能性的。在这种意义上，艾德尔曼的研究路径不是纯粹语言学的东西。当然从中可以看出象征的相互作用论和现象社会学对其的影响。从这种观点来看，艾德尔曼既要分析诸如“危机”是怎样形成舆论的，还要说明政府用语是如何作为“咒语（incantation）”而发挥作用的。这些都是把语言作为“社会暗号”来叙述语言在人们的认识中所创造的政治世界的。
艾德尔曼的政治语言研究与拉斯韦尔的研究大异其趣。拉斯韦尔的政治语言分析是以“文”为对象，最终是以数量对其进行处理。艾德尔曼的政治语言分析是以“词”为对象，归根到底是为了阐明使用它的人们的认识。换言之，拉斯韦尔的政治语言分析是对政治语汇的分析，艾德尔曼的政治语言研究是以分析政治语词本身所蕴涵的政治意义为目标。艾德尔曼此后进一步展开了自己的理论，以至形成把政治看成是一种表演节目的分析方法。无疑，这是政治传播学研究的延伸。
限于篇幅，这里只是对其有关政治象征和政治语言的论述的概略介绍，并把政治作为人们之间的相互行为的“传播和交流”来加以粗略考察。
第四节 媒介作用于政治象征
一、政治象征的一般过程
1.媒介作用于政治象征的文本创作
恩斯特·卡西尔在《国家的神话》一书中认为，象征的表达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有意识性的表达活动，“在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中，我们的情感并不是简单地转化为纯粹的行为，而是转化为‘作品’。这些作品决不会消失，它们是持久的、永恒的。”因而，象征的表达不似物理的表达只“提供一个迅速的、当下的缓解”，而是可以变成一种“比空气更长久的时光”。象征是与人类社会几乎同时诞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影响着个人的情感和认知，也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象征的重要意义在于感染人。政治象征是诸多象征之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它既反映着政治现实，又通过政治传播影响着政治现实。我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其说冬宫、“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是历史的真实物，不如说是关于十月革命的象征。我们所谓的一些常识作为一种政治象征成为了政治常识。在现代政治象征创作的众多主体中，政治精英善于发现这些闪光点和利用感染力，总能成功地使有意识的象征创作引起公众的情感共鸣。政治仪式对于符号体系的再生产影响政治社会的过程。理解社会的思维结构可以从一切文本的结构内寻找这种符号关系，而媒介文本更是为政治精英提供了编织意义的广阔空间。
2.媒介与政治象征的导向功能结合
政治象征是具有导向功能的理性产品，而这种导向功能主要源于政治象征严重的价值取向。任何政治精英都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作为旗号来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每一个政治象征的兴起，都在反映某一时代的需要，并且由人们在政治生活中按照后来的经验加以修正。旧有的政治象征经过适时的修正延续原有功能或履行新的功能。政治系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政治象征自进入这个过程起就不断更新，并不断激活新的功能。其中，大众媒介因其独特的舆论影响力与引导力而被政治精英所重视，成为政治象征和政治仪式符号的重要载体。
3.媒介运作于政治象征的传播过程
象征的意义只有通过传播才能得以实现。传播学者凯瑞指出：“研究传播就是为了考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政治象征传播是传播者促使受播者对某一象征加以知晓、领受的过程。人们通过对象征的认识，创设心理情境，形成政治态度。人们正是经由其心理内化而转换出象征性行为。人的心理内化过程是一个复杂难辨的过程。人的天性是向往自由的。任何一种外部压力势必对人的这种内部自由构成威胁。政治象征的不断灌输也产生了这种压力。政治象征施加的压力强度决定着人的内部自由满足程度。为抵制某些不适的政治象征，人们往往会作出一种反象征的心理闭锁。传播过程中象征与人之间是一种密切互动的关系。象征的内容要素是决定传播是否成功的首要条件。象征内容应包含至少两项指标：目标与意见。合理、可行的目标和体现社会信念、价值及期望的意见奠定了一个可选的政治象征的合理性基础。同时，受播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受播者的人格、社会性格和民族性格也是顺利实现传播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它们构成政治象征的生态环境。选择一个传播双方共同经验领域内的象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二、国庆阅兵：政治象征的媒介景观
政治象征的自身作用需要通过媒介表达出来。在阅兵仪式的整个操演过程中，政党与政府是组织媒介，但他们主要借助大众媒体作为显性媒介。大众媒体是国庆阅兵的主要传播者，它们以各自的传播方式将政治信息发布至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而组织媒介的存在往往是隐性的，它直接借用仪式本身充当介质。伯克认为，仪式是一种“文字、形象、情节和音乐混成一体”的“多媒体的表现形式”。
阅兵仪式集合多种表意元素进行信息传播的主要诉求点落在时、空、人、物等多个方面。以国庆表述国家时刻，借助阅兵表示军事力量，又从天安门空间意义描述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将观众带入政治权力及其合法性建构的历史体验。大众媒体直接将政治仪式活动现场按照一定的专业规范，以清晰、有序的方式展示给受众，其报道方法、报道内容、传播方式都直接影响着受众的观感和仪式组织者意图的实现。
1949年至1959年的连续十一次国庆阅兵是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在内忧外患不断的环境中，盛大的阅兵仪式鼓舞了全国人民维护和巩固新生政权的信心和勇气。1984年国庆阅兵是第二阶段，这是自1960年停止阅兵之后25年来的首次阅兵，展现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建设成就。1999年国庆50年阅兵是第三阶段，改革开放20年来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举世瞩目的国庆阅兵表现出国家实力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