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纽约“9·11”事件的报道是很典型的事例。2001年9月11日这一天，大部分美国人都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但是，9月12日，就连平常不大读报的美国人也被报纸上的深度报道，包括一系列的解释性报道所吸引。这些报道有诸如恐怖主义袭击美国的历史；关于本·拉丹与恐怖主义的联系；世界贸易中心的设计和为什么会在瞬间倒塌；4架失事飞机的详细情况，包括77号航班上的乘客怎样为避免飞机撞击华盛顿的某个目标而让飞机坠毁等。这些报道使当天报纸的发行量急剧增加。据有关统计资料，9月12日《华盛顿邮报》售出了100万份；《明尼阿波尼斯明星论坛报》多出售了17.5万份，比平时增加了50%，《洛杉矶时报》是“能印多少就能卖多少”。它平常的星期三刊可卖100万份，那天它多售出了22.7万份。
在信息量剧增的时代，受众需要一种引导，这是解释性报道日显重要的另一个原因。现在人们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越来越多，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信息爆炸”的时代。可以这么说，现在人们不是缺乏信息，而是在汹涌而来的信息面前有强烈的难以判断的感觉，也就是说缺乏经过归纳和梳理的信息。解释性报道的作用就在这里：为读者将孤立的、分散的、表面的信息集中起来，加以整理和分析，给读者以清晰的整体印象，揭示事件所隐含的真正意义。日本《读卖新闻》在决定增加解释性报道版面时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即使在信息时代，读者需要的也不是信息的洪水，而是以正确的方式接收有用的信息。因此，对泛滥的信息加以‘交通疏导’，将新闻背后、新闻事件深处的东西反映出来，便是报纸的任务。”
教育的普及和社会整体知识水平不断提高，同样是解释性报道发展的重要原因。有知识的受众不再满足于了解发生了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和“怎么样”。
解释性报道在报道新闻事件的同时，带入了前因后果、横向纵向联系等材料，满足了受众希望了解更多与新闻事件有关材料的需求。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曾说，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这个时期，‘为什么’变得同‘什么’一样重要，如果一个华盛顿的记者只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而没有告诉原因并指出意义，那么他只干了他工作的一半”。在广播电视的冲击面前，报刊正是利用了它可以深度挖掘事实内涵的这一优势，充分开发事件报道的深度，大量刊登解释性报道、分析性报道、调查性报道以及对新闻背景的分析介绍，跨越时空，纵横捭阖，以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19世纪中叶，美国、英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数报纸，每份报纸的价格便宜到只是本国货币的最小单位（美分、便士）。当报纸面向公众之时，它们开始最大限度地争取公众，为了扩大发行量，在与电子媒介的竞争中，报纸新闻的深度报道得到更多的重视。
三、强化舆论监督
代表社会舆论监督政治权力，成为报刊重要的政治功能之一。随着近代大众报纸的兴起，报纸作为信息传播工具在权力监督方面的潜在能量逐渐释放出来，资产阶级赋予了报纸为政府的“第四机构”或“第四权力”的美称。报刊将各种事件源源不断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通过带有倾向性的报道和分析、解释，影响人们对这些政治事件的看法，引导政治舆论的焦点和走向。马克思曾经说过，“报刊最适当的使命就是向公众介绍当前形势、研究变革的条件、讨论改良的方法、形成舆论、给共同意志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当政治民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新闻媒介就成为沟通政府和人民的纽带，不仅要宣传政府的政策指示，也要做到反映民众的声音，特别是表达对政府某些问题的不同看法，督促政府更好地行使其职能。
1849年2月7日，科伦陪审法庭开庭审理关于《新莱茵报》发表《逮捕一问》、侮辱检察长和诽谤宪兵的案件。在马克思的发言中，他提到：“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马克思认为，报刊有揭露社会现象的权利，报道他所目睹的事情，不以政府当局的利益而改变，这是对读者的知情权负责。
在恩格斯的发言中，他进一步重申了揭露的重要性。认为媒介应起到事前揭露的作用。在这里，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左近的被压迫者辩护”，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使其客观准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是“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
报刊作为舆论监督的工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
早在20世纪初，中国报刊的舆论监督功能就已得到重视。梁启超认为报纸应发扬“史家之精神，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一张报纸抵得上三千毛瑟枪”。《大公报》的创立者英敛之则认为，“夫报纸者，国民之耳目，社会之回声也”，“善者，则政府监督，国民导向，为人群豪杰”。《大公报》以报纸媒体介入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的形式，开启了普通公民知晓政治新闻，塑造政治意识的先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民众深深地意识到政治对个体利益的意义，通过参与政治获得和维护个人以及社会利益，推动社会公平公正，对政治的热情正在逐步苏醒，个体的事件也会引发社会层面的关注和思考。报纸在报道个体事件时，往往在解读时延伸到政治权利层面，引发公众的关注，比如在公民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上，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保护公民个人权利而不是相反。近两年的重要社会事件“房屋拆迁”，传媒报道最终将其处理为政治事件，以宪法保护私产为内容的公民个人权利为诉求点，为这个主题的报道寻找到了一个完全政治意义的基点。
报刊一个重要的力量来源在于它拥有大量的读者。在这个生存环境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报刊成为民众无处不在的眼睛。代表着公众行使起监督社会、监测环境的权力。以近几年的中国传媒实践看，报刊在一些民众广泛参与的政治实践中扮演了重要和关键的角色。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件发生时，报刊通过自身的报道和政治层面的解读，引发公众的关注，并将广大读者的意见组织、集中并加以升华，形成很大范围的社会舆论，推动政治制度的建设。当然，舆论监督报道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各种力量为了自身的利益，始终在阻挠舆论监督的进行，新闻媒体自身在监督中也出现了种种问题，舆论监督者自身应该如何接受监督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四、设置政治议程
议程设置是报刊对政治的又一个重要的影响。早在1958年，诺顿·郎在其著作中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报纸是形成所在地议题的最主要的提议者，它在决定大多数人将要谈论什么，大多数人对事实会有什么看法以及大多数人对处理面对的问题有什么想法起着重要作用”。1963年，政治学家伯拉德·柯恩在其《报纸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写出了经典性的名言：“告诉人民去想什么往往难以奏效，但告诉人民该考虑什么，却会惊人地成功。”这一论断被看成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滥觞。
议程设置理论对于西方的政治传播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从多个方向启发着现代政治传播的研究与实践。首先，议程设置理论从新的角度启发了人们对大众传媒的政治传播效果的认识。政治认知是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基础，人们是根据自己头脑里能够调动的政治信息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为的，而能够被调动的政治信息则是有限的。因为人们在一定的时间内接受、记忆的政治信息量是有限的。
新的政治信息只能在人们头脑中的有限空间此消彼长，这种此消彼长的结构能够决定人们注意力的主次。议程设置理论说明，大众传媒不仅是信息源，而且是影响源。它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多寡、强调的轻重，会对受众在特定时刻的注意力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受众所要采取的政治态度和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