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艺术与民族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除了将时代列为对艺术影响的重要因素之外，也认为种族对艺术也有重要影响。的确，作为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群体，民族对于艺术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这首先体现在不同的民族、不同族群由于长久以来生活中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思维习惯、民族性格、风俗传统等的不一样，造成了他们之间文化艺术的差异。以音乐为例，以《紫竹调》《茉莉花》等为代表的汉族音乐常采用五声调式，流畅婉转；以《阿拉木罕》《掀起你的盖头来》或者木卡姆等为代表的维族音乐多用半音和切分，节奏特点非常鲜明；以《月光下的凤尾竹》为代表的傣族音乐多用级进和滑音，乐器多用葫芦丝、巴乌，甜美婉转；而蒙古草原的地域风情也就自然产生了悠长高扬的牧民长调。
其次，艺术可成为民族文化的标签。一个民族长久固定地使用某一整套的艺术符号形式，从而使得该种艺术符号习惯化地成为该民族的文化标签。比如听葫芦丝乐曲《月光下的凤尾竹》，我们能明显感到一个云南傣族的姑娘婀娜的身姿在月光下竹林里轻轻地摇曳。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乐曲是云南少数民族的，而不是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缘何会如此？就因为这种民族音乐长久地使用相关的音色、节奏、旋律发展的手法、演奏技巧等艺术符号，从而给了受众一种关联对应的反应模式。
第六节艺术与经济
艺术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是现代艺术学界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艺术的创作、传播、接受都要受制于社会体制尤其是社会经济体制。因此，正视艺术与经济的关系，对于艺术之发展乃是有利的。
一、经济影响艺术
经济为艺术发展提供物质基础。1997年上映的大片《泰坦尼克号》，整个影片投资1.2亿美元，而在2009年上映的《变形金刚2》则投资2亿美元。这类对成本要求高的艺术门类，必须要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做保障，否则无法完成艺术作品。
经济为艺术繁荣提供发展动力。比如上面所说的电影《泰坦尼克号》，最后全球票房收入为18.3亿美元，投资回报比达到了十多倍，这种产业利润也是促进艺术发展的巨大动力。
经济也有可能会成为艺术发展的桎梏。因为以商业利润为终极诉求，很有可能导致艺术的异化。艺术不再是为了审美，而是迷恋于感官的刺激，从而沦为了商业的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以商业利润为目的，只是有可能导致艺术价值的降低，并非必然。巴尔扎克、左拉、狄更斯、杰克·伦敦、萧伯纳等人都是商业社会赚钱动机极为强烈的作家，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创作质量和他们在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一个文艺创作者在创作时有可能同时具有多种动机，同时存在艺术之心和商业之心，也属正常。支配一个艺术家的创作只能是艺术创作自身的艺术规律，最为关键的是作家的生活体验、情感积累、审美修养和艺术技巧的深浅高低和优劣。正如杰克·伦敦的传记作家欧文·斯通所说：“有些人为了文学写作，脑子里不存在丝毫的金钱思想，写出来的可能是垃圾；另一些人为了金钱写作，却可能创造文学。决定因素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与才能的报酬有关的计划。”
二、艺术促进经济
艺术自身也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常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便是利用文化艺术来为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对文化艺术的需求不断增长，艺术自身已经能够成为经济产业门类。在有些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甚至成为支柱型产业。以《哈利·波特》为例，由于受众面的广泛，据说小说作者罗琳收获了2亿美元，而出版该书的英国出版社在2004年通过这套丛书获得的税前利润达到了1600万英镑。时至今日，《哈利·波特》已经被译成了62种语言，销往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哈利·波特》改编成的电影，票房总收入超过20亿美元，DVD发行收入超过10亿美元。其他衍生品如玩具、服装也收入颇丰。据粗略估计，《哈利·波特》带动的经济规模早已经超过了2000亿美元。
三、艺术与经济之间的不平衡性
当然，艺术与经济的关系也并非就一定是呈正比例的关系。它们之间也有各自的独立性，事实上，艺术与社会经济之间的不平衡现象也是常有。社会繁荣，却会出现艺术萎靡不振的现象；而社会转型或社会动荡特别明显的时期，即使物质生产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也不会影响文化生产的繁荣，甚至可以将这种物质生产的破坏反而看做是文化生产繁荣的必要素材。如清朝诗人赵翼所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我们今日的经济水平比古希腊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的经济水平都要高出很多，但今日之艺术却未必就能比那时的艺术作品要高明。
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虽然经济的发达可以促进艺术的发展和交流，但在经济凋敝、社会衰败时期，艺术也有可能出现繁荣现象。嵇康风流、李煜落寞、杜甫深沉、稼轩悲讴，这些著名的艺术家的风格，无不和社会的衰败相关。
19世纪俄国由于农奴制的束缚，经济非常落后，但是文艺却相当繁荣：文学上有普希金的《致恰达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部曲，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死魂灵》，契诃夫的《变色龙》《套中人》；文学理论上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音乐上出现了柴可夫斯基、强力集团等著名音乐家和音乐团体；美术上有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列维坦、苏里科夫等人组成的“巡回展览画派”；舞蹈上有《天鹅湖》《睡美人》等大型古典芭蕾。整个俄国的文化艺术完全和当时的经济发展不成正比。
再看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动乱频繁、社会分裂，但是却有诗歌的发达、玄学理论的流行、宗教艺术的繁荣，还有史上著名的“竹林七贤”。宗白华先生如是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郦道元、杨衒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庄伟的造像，洛阳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
可见艺术不单是再现现实，也不只是表现浪漫，而是要阐述那现实与浪漫之间的差距，去叙述、去弥补那段差距。这差距越大，张力也就越大。这差距、这张力，恰恰转化为那些有才华诗人内心创作的最大源泉。就像狄德罗说：“什么时代产生诗人？那是在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以后，当困乏的人民开始喘息的时候。那时想象力被惊心动魄的景象所激动，就会描绘出那些未曾亲身经历的人所不了解的事物。这时，情感在胸中积聚酝酿，凡是具有喉舌的人都感到有说话的迫切需要，必欲畅抒胸怀而后快。”诚如是。
第七节艺术与政治
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实则是最为密切的。纵观艺术发展史，可以发现政治常常对艺术的发展具有直接的、重大的、深刻的影响。普列汉诺夫就指出：“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到艺术，自然就总是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要使一切意识形态都为它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服务。”
这首先表现在艺术为政治服务，或宣扬、维护一种政治秩序或反对、颠覆另一种政治秩序。
孔子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就充分强调了艺术对于社会秩序变化之重要性。毛泽东则直接认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法国的政治经济学者贾克·阿达利在《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中深刻地认为和声的本质乃是对资本主义的美化。罗兰·巴尔特也认为，写作绝不是交流工具，它不是一条可供说话的康庄大道。写作还是一种判决，一种同权力相关的活动。唐朝的燕乐，不就是对当时行将腐朽的社会秩序所执行粉饰太平的政治功能么？可见，艺术之为政治目的服务乃是有着重要渊源的。
艺术为政治服务也表现在艺术对政治的颠覆作用上。比如民族乐派的西贝柳斯所作的《芬兰颂》就号召芬兰人民起来反抗沙皇俄国的统治。而在我国的20世纪上半叶，身处战争时期的中国涌现了大批革命歌曲，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只怕不抵抗》《打倒土豪分田地》等。
其次，政治或促进或阻碍艺术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某种政治手段、策略对艺术的影响上。比如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在2006年发布了《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电视动画片播出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全国各级电视台所有频道在每天17∶00到20∶00之间，均不得播出境外动画片和介绍境外动画片的资讯节目或展示境外动画片的栏目。并且要求全国各电视台全天播出的国产动画片和境外动画片比例要达到7∶3。这些规定的出台，会对我国民族动画的保护和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在文革时期，政治却起到了阻碍艺术发展的作用。由于四人帮对文艺的极端政治化规定，使得艺术被阉割成了政治宣传品。所有的艺术形象一律被样板化、模式化、平面化，正面人物就是高大全，反面人物就是十恶不赦，非黑即白、非好即坏，严重违背了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
事实上，我们发现，强调艺术的政治功能者，多为“为生活而艺术”的革命人士，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毛泽东等，把文艺用于民主革命，用来反抗现实的压迫，这是艺术政治史上的一个值得重视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