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制度之下，所谓“新闻检查”本来是不能存在的。但当一个国家受到空前灾难，为维护整个国家生存起见，“新闻检查”也就有她暂时不得已存在的意义。即“为争国家自由，不得不牺牲个人的自由”，不过这种牺牲，一定要有她牺牲的价值。像中国这几年来的“新闻检查”，则简直可以说无关大计，徒滋纷扰。甚至徒然蒙蔽国民视听，减低国民团结救国的力量。有时且为一部份贪官污吏张目，遇到揭发贪污的消息，都可以借着新闻检查的招牌，予以删扣，如此此类，都有铁一般的事实，在全国存在着。最大原因，就是中央缺乏统一确切的检查标准，而一般当局，又多半没有认识“新闻检查”的意义——她是对外的、暂时的、不得已的——而误以为这是一个长治久安束缚言论的绝好工具。其次被任命从事于这种工作的人员，大部分位卑禄薄，他们既不能时时与上官接触，知道内外时局的形势，又没有充分的知识修识，去判断每一新闻的应否删扣。所以，几年来新闻检查的成绩，与“为国家争自由”的目的，正可谓适得其反，而许多可笑的喜剧，也就在这种制度下，时时产生。我们所录得一封平津汉住绥记者团给绥远省政府傅主席信，就是一个绝好证明，以全国敬仰的傅先生，在他所控制的地方政府之下，尚有如此现象，我们实不能说，不是一种绝大遗憾。记者团的原信：
“宜生主席勋鉴：敬启者，关于绥省检查新闻电报，同人等感受困难，非止一日，近顷以来，尤为特甚。此中经过既非主席所尽知，恐亦主席所及料。长此以往，非但同人等精神痛苦靡已，亦适足为主席盛名之累，兹特披沥略陈数事，幸垂察焉。
（一）新闻电报，贵在时间之迅速，现在绥远新闻检查所检查电报，因检查员常识不足而检查所主任系省府公告组长兼任，不能驻所办公，任何新闻，均须电话请示，往往数百字之电报，检查留中时间，至少在半小时以上。午夜发电，时间至为宝贵，稍一搁置，发出已不及上版。尤有甚者，二月十九日天津《益世报》驻绥记者于晚七时送检之电报，经四小时之久，始检查竣事，如此迟缓，诚属惊人。
（二）省府公告组，一向公布新闻消息，系原则上供给材料性质，同人等自可根据事实，另行编撰，避免雷同。不意近顷以来，新闻检查人员，缪柱鼓瑟，竟欲以刻板式文字，使同人等作千篇一律之叙述。如二月十四日省府公告组公布张世英反正消息，天津《益世报》，津沪《大公报》，上海《时事新报》、北平《晨报》驻绥记者根据公布消息，编为电报，送检时，检查员逐字逐句与公布之稿对照，于是遂以文字不同而一律扣留。
（三），检查新闻，贵在持平，绝不能同一消息，此报放而彼报扣，本埠放而外埠扣，绥远新闻检查所即时有此种情事。如二月十二日上海《申报》，北平《世界日报》驻绥记者所发张世英反正消息完全放行，而同日上海《新闻报》，汉口《扫荡日报》驻绥记者所发同一消息，则完全被扣。此种事例，不胜枚举。
（四）检查新闻电报，扣删原为不得已，而增添窜改，尤非正当之举，绥远新闻检查所则反以扣删为能事。增添窜改，更数见不鲜，同人等发电系同人等各向报馆负责，今经检查人员增添窜改，发生责任问题，殊深遗憾。
（五）新闻传播贵在敏捷，省府公告组公布消息，予同人等以方便，自所感激。但往往有极普通之事件（非突发事件可比），送达时亦在夜十时以后。又，新闻价值，时效最大，果其事关军政大计，发表时间之前后，自应遵从当局之意见。若事实上非发表不可之件，或下午准发而上午扣留或今日扣而明日放行，在新闻上殊为不可偿补之损失。如纪守光君被刺，事实确凿，轰动社会，当晚同人等得知，即发新闻电，仅简单报告性质，但经扣留，次日解禁，同人等仅将被扣之电报重送检查一次而已，时间上迟一日，新闻价值已减。此外如下午放行，上午扣留，种种事实，不堪列举。遇一事变之发生，新闻检查所，应定有检查标准，不能图省事而一律禁止，因如此则徒见检查者之低能而已。
（六）检查新闻，同在绥省境内，应当一律，而事实则不尽然。包头集宁两地亦驻有外埠各报记者，拍发电报，较绥垣为便，最近如鄂托克旗乌沈旗纠纷，在绥垣发电，已遭扣留，越数日集宁则可拍发，二月二十三日北平《实报》刊有集宁二十二日电称：“乌鄂两旗形势恶化”，可为例证。此种情形，不一而足。究竟当扣与否，为另一问题，而一省之内畸轻畸重，轩轾若此，实令人大惑不解。
以上种种，同人等深感困难，精神至为痛苦，略举数端，可概其余。抑尤有言者，绥境蒙政会周年纪念会，津沪《大公报》发表消息，已有一月之久，而同人等近日发电涉及沙王，辄遭扣留。各界联合扩大纪念周，公开报告丝毫无秘密可言，竟亦禁止新闻记者参加，同人等碰壁之下不知省府何以防范新闻记者竟如此严密也。关于绥远新闻检查事宜，尚祈设法改善为祷。肃此谨请勋安！
中央社绥远特派员，北平《世界日报》、《晨报》、《北平新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大晚报》，汉口《扫荡日报》、《武汉日报》，重庆《新蜀报》，南京《中央日报》，河南《民国日报》，驻绥记者王华灼、吴希圣、孟可权、王锡周、关焕文、李丕才、杨令德同叩二月廿六日。”
我们根据这篇谈话，希望今后的新闻检查，能有下列几点改善，尤其需要真正切实的改善。
（一）限制言论，检扣新闻，除法律规定外，能确依所述三项标准办理。第三项，于适用时，尤须注重“有意”二字。
（二）应切实做到“全国一致”。
但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也是最诚恳的请求，就是无论中央也好，地方也好，当局诸公应切实认识：
“新闻检查，是与民主制度不能并立的东西，虽然在一个国家受到空前灾难时候，有她存在的必要，但这是对外的、暂时的、不得已的，应当尽量慎重为国家利益民族生存而运用，而不可借着国家的招牌，当她作一个束缚民意长治久安的工具。”
（原载《世界日报》，1937年3月11日第十二版《新闻学周刊》，署名“百忧”，李磊录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