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闻史上，由于种种原因，成舍我一直是一个被人忽略的人物——特别是在我国大陆地区。
但实际上，成舍我是一位业绩卓著、影响深远的新闻知名人物。他在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所创造的多项纪录迄今无人超越，拥有着他人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成舍我是中国新闻史上终身以新闻事业为唯一志向，从事新闻事业时间最长、年龄最高的一位专业人士。从1913年他为安徽《民岩报》撰稿算起，到1988年仍以91岁高龄在台北创办台湾《立报》，直到1991年逝世，从事新闻事业达77年之久，此项纪录不仅在中国新闻史上仅见，就是在世界新闻史上也无人企及！
成舍我是中国新闻史上唯一一位经历见证了辛亥革命震荡、五四运动、民初军阀割据、国共两次内战、八年抗日战争、两岸长期对峙、台湾“戒严”“解禁”、大陆改革开放等20世纪中国现当代诸多重大历史风云的新闻人士。
成舍我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尝试创办现代连锁“报业托拉斯”（世界报系的《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和《世界画报》）的“新闻大王”。
成舍我是一位成功的报人，他创办的上海《立报》最高发行量曾经达到过20万份，是当时中国日报创办以来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他的《世界日报》也曾经在北平达到过3万多份的该市最大发行量。
成舍我是创办新闻教育机构最多的一人。他先后创办了北京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桂林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包括短期的重庆世界新闻学校）、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今日台湾世新大学）等多所新闻专业学校，先后培养新闻传播各类学生近5万人之多，这在中国新闻教育史上亦无人能超乎其右。
成舍我不仅办报、办刊、办社、办台、办（书）局，还计划开设全国新闻股份公司，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从事新闻事业多元化、集团化、现代化管理形式的一位新闻事业管理先驱。
成舍我一生参与及创办过近20家媒体（包括报纸、期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自己直接创办过12家媒体，是中国现代新闻从业者中个人创办和参与媒体最多的一人。
成舍我不仅办报刊、开公司、办学校，还擅长新闻采访、言论写作、报纸编辑、报馆管理等多重业务，他是中国新闻史上少有的一位能够同时从事新闻业务、管理、教育、经营并分别取得不俗成就的“新闻全才”。
凭借这些“唯一”的纪录，成舍我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新闻史上当该自有一席之地。
除了这些显著成就以外，成舍我先生依据具体时代国情，在其办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亦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本篇论文，旨在通过考察与分析成舍我先生这种独特的“二元一体化”办报宗旨与形成轨迹，尝试对其做出恰当准确的历史评定。
一
在探讨成舍我办报的特有模式之前，我们需要对成舍我先生在中国新闻史上的“位置”进行一下简单的回顾。
对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发展轨迹，海峡两岸历来有不同的学术概括与梳理范式。1978年大陆地区改革开放之前，大陆新闻史学界对中国新闻史的诠释方法是阶级斗争分析法。通过对新闻史上各类报刊的阶级划分，围绕着新闻史上不同阶段的阶级斗争轨迹来排列各类报刊、事件、人物的位置，并据此展开相关历史的评价。
如今，这种简单化的阶级斗争诠释范式已经不为人们所重视了，代之而起的是以现代化范式解读中国新闻史发展历程的新思路。然而，围绕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编制中国新闻史发展阶段的诠释方法也存在着诸种的不足。通过对中国新闻史的从新发掘和梳理，学术界近来发现，从1840年鸦片战争国门洞开之后起步的中国近现代新闻史，还可从媒介自身发展的角度（不同新闻媒介的创办人群、不同媒介的传播功能与特质、不同媒体的创办价值取向等）来进行某种划分，并借以构建、厘清、诠释中国新闻史的发展过程。
依照此种思路，人们把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上不同的（报刊）新闻媒介大致地划分为两大群落（外人报刊、国人报刊）和四种模式：商业营利型报刊模式、政论政党型报刊模式、独立精英（个体或同人）型报刊模式和官办官报型报刊模式。虽然这种划分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单纯从探讨国人报刊的层面来看，到有一定的简便性与合理性。
依照这种新闻媒介类型史发展角度来进行观察，从纵向时间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大致地划分为清末与民国两个时期（1815—1949年）。从横向报刊类型角度来看，除了外人所创办的中外文报刊以外，国人自办的报刊似可从创办者、功能特点、传播价值等几个方面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官方报刊、商业报刊、政党报刊和独立报刊。
在这四种类型中，官方报刊是官办的，由官员来主持；政党报刊是政党集团创办的，由政党精英人物来主持；而商业报刊与独立报刊则都是民营型报刊，它们都是民间人士所创办的，但一个以商业赢利为办报目标，一个以办报救（兴）国为从业志向，两者间有着本质的不同。
对于后者——中国的独立报刊，一般新闻史学者常将其称之为“文人办报”。对于这些独立报刊的从业者们，知名学者、厦门大学教授谢咏认为他们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较为独特的“报人集团”。他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来观察，他们当中曾经产生过一个‘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他们在中国社会进步当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作家甚至学者，或者说作家和学者正是通过他们与社会发生关系，这是因为他们职业特性所决定的。这个集团有晚清出洋士子，有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生，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再到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经过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可以说代有才人，文气不绝。虽然他们的政治态度各异，思想倾向悬殊，人生道路不同，但在作为‘报人集团’成员时，他们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感受是相同的，在把报业作为一种健全舆论活动对社会发生作用的意义上，他们的努力永远为后人景仰。这个‘报人集团’一般都经历过为强烈的信仰和理想所感动，在危难中选择报人的职业，他们很少有人因为官方的压迫而放弃自己作为舆论代表的良知，他们几乎都有与官方抗争的经历，都有自己报纸被查封的历史。”
台湾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特聘研究员唐志宏先生则将这些人称为“媒体知识分子”。他认为在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出现以后，中国社会里逐渐有一批文人开始“选择纯粹以办报成为一生的志业，这个志业则是以民众的立场为后盾，作为其对抗、监督政府的资本。这群受到媒体产业影响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称其为‘媒体知识分子’，有别于受经书教育为主的传统知识分子”[唐志宏：《报业集团与民国报人之形成：以成舍我“世界报系”为例》，2007年6月15日舍我纪念馆专题演讲。
大陆更多的学者们把这些“报人集团”或“媒体知识分子”——就是以独立办报的方式自由发声的独立报刊现象，称为“文人办报”。
那么，在“文人办报”这一谱系中，成舍我先生又应该处于什么位置呢？在此，我们需要对中国新闻史上的“文人办报”现象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文人办报”——按照张季鸾先生的看法，乃是中国近现代报业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报刊现象。他曾在《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布给该报“最佳外国报纸”奖时发表了一篇社论《本报同仁德声明》，指出“文人办报”（或称“文人论政”）是中国报纸的一个传统特色。他写道：“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时说是特长……我们同仁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很明显，张季鸾先生所指称的这种中国式“文人办报”现象，既具有中国古代传统士人立言、立德、立功的天下为己任之“道统”特色，也与近代新闻事业出现后类似于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等类“独立报纸”托大众化现代传媒——报纸而达到公共精英知识分子独立发表意见，以实现自身理想，影响社会发展进程有关。本土的传统与外来的专业影响导致了类似于《大公报》和张季鸾、胡政之等人的出现。
按照大陆有关学者对“文人办报”现象的总结，从事新闻事业的文人——特别是媒体知识分子大致具有四个特征：第一，论政而不参政；第二，营业而不营利；第三，以文章报国；第四，代民众讲话。依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成舍我先生办报的媒体知识分子价值取向是鲜明的。
按照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新闻史上的“文人报刊”（大约等同于个体文人创办的独立报刊）在晚清时期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民国时期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每一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和发展阶段，“文人报刊”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晚清时期最早生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人报刊雏形，乃是以初期国人中的洋务新派士人为主体的“个体文人政论报刊”（19世纪七八十年代陆续出现在港、沪、广、汉等地的第一批国人自办报刊），如1874年王韬创办于香港的《循环日报》，1874年创办于上海的《汇报》，1884年创办于广州的《述报》等。粗略分析即可看出，这批新型士人创办的新式报刊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一，这些“横空出世”的新式报刊是在中华民族遭遇西方外来列强的侵略背景下，由第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通过模仿学习外来的近代新闻媒介而创办的。它们出生伊始，就具有鲜明的时代救亡特征、士人（文人）报国的志向和为国为民的宗旨。
其二，从这批新式报刊的创办人来看，其创办者大多是随着中华民族的危亡而觉醒，随着第一次现代化浪潮——洋务运动而衍生的“新派士人”。这批新派士人既承继了中华传统儒家士人阶层关心国家大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积极入世的道德价值取向，又具有感慨时艰，睁眼看世界的敏锐眼光。他们开始主动切合世界新的发展潮流，学习办报办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达成维新变法，富强国族之目的。
其三，在中国近代独特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批新派士人，受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传教士、商业和政客开办的各类西式近代新闻传播媒介之影响（其中当以《万国公报》影响最巨），遂开始学习创办新式报刊，企图以之为新的救国之工具，用以达成救亡图存、振兴神州、发达族群、国家富强之神圣使命。为国为民的公共服务意识，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先行的精英型人物主持，以创办新式报刊报效国家的志业，构成了这批最早的文人报刊的“DNA”基因。
其四，由于上述“DNA”的性质，逐渐使得国人初期自办文人政论报刊构成了一个初始弱小、但却绝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报刊类型。它既不像具有外商背景的商业化报纸如上海《申报》、《新闻报》那样——以报刊赢利为主要圭的；也不像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万国公报》那样怀有殖民者宗教传播或政治私利之企图，而是一批新派士人通过学习与利用西方外来的近代报刊舆论工具，企图应对危机、挽救危亡、实现自己心中理想。这些由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的中国人”所创办、所经营的新派士人报刊，最后逐渐成形为中国新闻史，也是世界新闻史上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中国“文人报刊”。
在随后的维新运动中，康梁党人学习借鉴了西方传教士和初期新派士人（以王韬、郑观应、容闳、邝其照等人为代表）的办报方式，掀起了第一次国人办报的高潮，也开始了国人办报——特别是士人办报和政党办报的尝试。
这次国人办报高潮中的办报之主体虽以维新党人为主，呈现出后来政论政党报刊的雏形，然从具体形式上观察，仍可见个体文人办报的影子。譬如梁启超是该时期最为著名的报人，但他所办的《中外纪闻》、《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仍然以其个人的魅力而使读者“如饮狂泉”。天津的严复，虽然被后人纳入维新党人的办报阵营，但实际上仍是一个独立的报人，只不过同情与向往维新改良派的政治主张罢了。另外，像上海《时务报》的汪康年、《时报》的狄楚青等，虽总体来说是维新党人阵营中的健将，但又都是具有个体判断力的独立报人。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派政党团体，是国人第二次办报的主体力量。在这个时期，中国新闻史上的政党报纸开始成型。孙中山先生以兴中会喉舌《民报》为中心，聚集了大批优秀的本党宣传精英，集中进行政见宣传。《民报》与其对手《新民丛报》的报刊大辩论提升了政党报刊的社会影响力，使得政论政党报刊成为主流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