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成舍我先生通过自己丰富的办报实践，通过对世界现代新闻事业趋势的观察与思索，在中国现代特定社会环境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在理想与现实、个体与大众、国家与国民、政治与商业之间进行现实之连接的主客观互用互助型“二元化”办报模式。这种承继了我国近代新派士人、社会精英（个体）独立办报救国之崇高理念，又非常尊重现实社会条件，尝试利用世界各国新闻事业客观发展规律达成我国报纸大众化之现实手段，构成了成舍我一生追求的一种“二元化”（主观的办报救国“一元”和客观的市场经营“一元”之统一，合称“二元”）办报模式。
从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的纵向角度进行考虑，我们可以看出成舍我的这种“二元化”办报模式确有其独特之处。
众所周知，我国国人具有影响力的国人自办报刊活动，肇始自王韬1874年创办的《循环日报》。这份报纸开晚清新派士人（指一批在列强侵略刺激下胸怀报国之志，开始睁眼向洋看世界，不再汲汲于传统士人追求的科举致仕理想、遵循“内圣外王”老路的新型士人群体）纵论危亡、呼吁变法、影响舆情、传播新知之先河，走出了一条新型士人知识分子集团办报兴邦、文章报国的新路。
这批最早的办报人有几个特点应予以点明：其一，这批办报人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办报乃是他们度量自身的条件，自觉自愿选择的一种文章报国的方式；其二，由于第一批国人创办近代新式报刊的活动根本得不到清廷官方的任何资助——反倒是压制打击，所以第一批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都是个体经营方式（后来清廷才逐渐开始兴办“官报”）；其三，这批报纸几乎都是政论型报刊，没有商业赢利的企图，不善长报馆经营管理。
在第一批国人自办报刊活动之后，康梁党人创办了大量学会机关报性质的“政论性报刊”，发起了波澜壮阔的维新变法运动。其中许多康梁党人或维新运动之同情者纷纷在各地创办个体报刊（汪康年、严复、谭嗣同、唐常才、裘廷梁、黄遵宪等人），鼓吹变法，互为呼应，使社会舆论为之一变，知识阶层群体响应，遂开戊戌变法之一时盛况，报馆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得到了举世公认。
康梁维新党人的办报活动也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虽然康梁党人所办的报刊具有了较为统一的思想倾想，呼吁变法图强，但大多数的维新报刊仍然是具有个人主持性质的个体报刊，主持者在思想上具有相似的维新思想，因而能够同声相求，同气相呼，形成了一股维新变法、改革救亡的社会舆论浪潮；其二，康梁党人集团所兴办报刊，乃是把办报当作与兴学、组会同样重要的一种手段，用以开启民智、团结同人、鼓吹舆情、统一思想，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在这一伟大运动中，报刊的作用是神圣的、伟大的、威力无比的，康梁党人绝未曾有过报刊商业化的企图；其三，康梁党人的报刊在维新运动失败后，逐渐成为保皇党人的工具，并在与孙中山党人的报刊大辩论中日益成为一种具有组织性的政党宣传工具。
孙文革命党人在维新党人政论报刊之基础上，更延续发展出中国式的“政党型报刊”。
然而，政党型“这种报刊特质在于：（1）在经济上依靠政府和政党的津贴，报价较为昂贵；（2）阅听众主要以政府要员和上层知识界层为主；（3）往往会沦为固定政治立场之间争权夺利的舆论工具（晚清的立宪革命之争，是典型的案例）；（4）报章内容多以政论文章为主，新闻性较少”[唐志宏：《报业集团与民国报人之形成：以成舍我“世界报系”为例》，2006年6月15日舍我纪念馆专题演讲，转引自http：//csw.shu.edu.tw。无法与大众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虽然国共两党均致力于在大众中间进行报刊宣传运动，但此种具有先天宣传操纵导向的报刊，还无法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化报刊画上等号。
从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另外一种类型报刊——商业市场型报刊角度来看，中国近现代报刊市场上其实一直存在着一种“服务”大众读者的报刊——以《申报》、《新闻报》为代表的商业型报刊。但是，此类报刊的目的同其欧美同类报刊一样，以办企业赚钱之动机来办报，其报刊大众化之手段是为其商业私人最终之牟利目的而服务的。所以，这种服务不是真正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而是一种利用大众阅读嗜好（这种阅读嗜好很多时候是不健康的）来达成赢利之目标的服务。
随着清廷的倾亡和民国的建立，中国新闻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格局也为之一变，出现了新的气象与格局。
在“五四”运动前后，具有共同思想理念的同人报刊乘势而起，轰动天下。这些具有鲜明个体精英色彩、政治家办报特色的个体政论-社团机关报-政党报刊-知识分子同人报刊一时成为了中国近代社会国人所办新闻传播事业之主流。以至于民国以降，在商业型、政治型、文人型（独立型）诸种报刊媒体格局中，政治型报刊仍然一直占据着社会主体影响的地位。
民初的新闻事业虽然发展艰难，报人被杀、报馆被封之事时有发生，但不可否认，新闻事业的格局还是有了一定的改善，政党报刊、商业报刊和文人独立报刊都获得了一定的成长空间，成舍我的新闻事业正是从此时开始步入正轨的。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闻事业在相对稳定的和平局势下获得了发展的良好时机，以天津新记《大公报》、北京成舍我《世界日报》体系为代表的民国时期“新型文人报刊”出现了。这批新型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所办报刊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十分注重报刊的大众化。在《我们的宣言》中，报纸大众化的思想得到了集中的表述。
事实上，成舍我的这种“二元一体化”办报理想在他的一些主要新闻学文章中均有较为鲜明准确的表述。比如早在《世界日报》1933年12月24日创刊的《新闻学周刊》创刊号上，成舍我就通过发刊辞《我们的两个目的》很明确地表述了这一办报思想。他开篇即写道“我们自信，从今天起，决将藉这小小的刊物，来努力促进我们所怀抱的两种目的。这个刊物创办的旨趣，也即在此”。
紧接着，他写道：“第一，我们认定，新时代的报纸，不但一派一系的代言性质，将成过去，即资本主义下，专以营利为本位的报纸，亦必不能再为大众所容许。新时代的报纸，他的基础，应完全真确，建筑于大众‘公共福祉’的上面。新闻记者，虽然不是直接受了大众的委任，但他的心中，应时时刻刻，将自己当作一个大众的公仆。不要再傲慢骄纵，误解‘无冕帝王’的意义。他只知有大众的利益，不知有某派，某系或某一阶级的利益，更不知有所谓报人政治或营业的利益。所以报纸上的言论，纪载，一字，一句，均应以增进‘公共福祉’为出发点。”“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一目的，即在如何联合我们的报业同伴，来努力于新时代报业的树立。以‘拥护公众利益’为我们的职责，打倒那些漠视公众利益，轻率狂悖，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传统谬见。第二，我们认定，新时代的报纸，既然是建筑于‘大众利益’的基础上面，那么，报纸是拥护大众利益的，报纸的本身，又靠谁来拥护？”
成舍我在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观念：即拥护大众利益的报纸必须得到大众的拥护才能成立，才能生存，才能发展，才能真正的永远服务于公众。
为什么拥护大众利益的报纸必须得到大众的拥护呢？成舍我写道：“（因为）现在的报纸，尤其中国现任的报纸，他的环境，实比任何国家为恶劣。报馆的生命，和新闻记者的生命，都是毫无保障。封闭报馆，枪毙记者，已成了中国时代巨魔，所施于报业者的家常便饭。至于言论的多方束缚，新闻的百般封锁，更天罗地网，随处皆是。若是报馆或记者，与当代巨魔的冲突，他们是发动于私的原因，全国大众，袖手旁观，尚有可说，不然，他们既真为大众利益奋斗而被牺牲，则全国大众当然即应有群起抗争的义务。只有全国报纸，与全国大众，打成一片，通力合作，才可以小之增进社会的福祉，大之完成民族的复兴。”“抑更就报纸之经济关系言，今后报纸，既将自机关报纸，及资本主义下的营业报纸，蜕变为新时代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报纸，则其经济生命，当然亦惟有赖于大众之购读，与各种公告费用之收入。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二目的，即在唤起大众，如何对于一切报纸，能有精确的认识。谁真能拥护大众利益，即谁应受大众所拥护。唯大众能制裁不良之报纸，亦唯大众之真诚拥护，始能产生真正拥护大众利益之报纸。欺骗大众，愚弄大众者，固当为大众所共弃，而拥护大众利益者，大众亦不能听其任人摧残，然后新时代报纸，才有确实建立的可能。”显然，在成舍我看来，大众对他真正拥护公众利益的新时代的报纸，应该在购读上大力支持，应该在时代巨魔迫害新时代的报纸时群起抗争。唯此，新时代的报纸才可能建立。
在《我们的两个目的》的最后，成舍我沉郁而又真诚地写道：“现在全世界报纸，普遍的，被压迫屈服于许多时代巨魔——资本主义和独裁政治——的淫威下，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报纸，既百不获一，而因大众和报纸，不能密切结合，以致有志于拥护大众利益之报纸，亦无法产生，即产生，亦决难久存。此种现象在中国尤为显著。这是全世界报业走进新时代的严重障碍，也就是全世界人们争自由光明的成败关键。所以我们愿意，一方面诚恳的要求一切有志树立新时代报业的同志，设法唤起报业本身的自觉，不要再以拥护一部分或个人的利益为目的，而要以拥护大众的利益为目的。一方面诚恳的要求，有志争取自由，光明的人们，对于一切报纸，应具有真确的认识。凡真能拥护大众利益的报纸，则大众即当予以热烈的拥护。这就是我们的两大目的，也就是我们创办这个小小刊物的宗旨所在。”
从以上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成舍我先生对于为什么办报、如何办报，都有着一系列自己的观点与理念。这个理念的特征就是既在办报的根本目的上坚持崇高的社会责任，又在具体的办报方式上坚持现代化的“报纸大众化”方针。采用“报纸大众化”方针的原因不是如一般性商业型报馆主那样去擢取巨额盈利为自己所有，而是利用“报纸大众化”来实现自己办报的崇高社会目标，完成自己办报的社会责任。这就是成氏“二元化”办报模式的真谛。
参考文献：
1.成舍我：《我们的宣言》，1935年9月20日上海《立报》发刊辞。
2.成舍我：《我们的两个目的》，《世界日报》之《新闻学周刊》副刊第1期发刊辞，1933年12月14日《世界日报》第十二版。
3.成舍我：《报纸救国》，《世界日报》之《新闻学周刊》副刊第98期，1935年11月14日《世界日报》第十三版。
4.唐志宏主编：《成舍我先生文集——港台篇》（总审订：成露茜），世新大学出版中心2007年版。
5.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原载《现代传播》，2009年第5期，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