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无意放松管制，媒体资本在业界与学界的代理人则调动“入世”政策与话语资源，以期深化中国传媒产业重组过程中的市场与资本逻辑。在媒体政策方面，对大多数管理者和学者而言，历史与意识形态似乎真的已经终结，只需要跟随所谓的“国际惯例”，以“与世界接轨”的口号做护身符，把市场逻辑等同于诸如“产业化”这类比较中性的、看起来意识形态色彩并不那么浓厚的话语，由此将其自然化与合理化，并深化它的作用，使中国传播业进一步融入跨国资本主义的轨道中。至于这一发展的意义，尤其是这一政策走向对话语资源的社会分配的影响，则很少有人问津，好像这已经是无须讨论的问题了。虽然跨国媒体公司能否在中国直接投资这一点非常重要，但若要从社会角度分析中国传播，必须始终关注这样的根本性政治经济学问题：即中国媒体体系按照市场逻辑与跨国媒体公司的形象进行自我重塑（包括学习它们的操作原则、组织结构、内容模式等）在传播权利的社会分配上的意义。
2.取中国市场之精华：各传播部门的中外整合模式
在全球资本主义凭借信息网络技术进行重组的背景下，中国制定了其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正因为如此，中国传播体系从改革伊始就有选择地、战略性地融入全球传播体系当中。早在1980年，中美两国就在壁垒森严的印刷媒体部门中开始了第一项商业合资。今天，国际数据集团（IDG）和中国之间的这项合资仍是跨国资本在华投资最成功的案例之一（Mitchell，2000）。这一项目是得到政府批准的、在报业方面仅有的一项合资计划，其中外合作范围远远超过了20年后入世条款所规定的外资在中国传媒业的活动范围。
改革开放后，中国将信息技术作为关键部门列入其发展战略之中。《中国计算机世界》是国际数据集团旗舰出版物的中国版本，它给中国带来最新的计算机信息，并提倡市场理念及信息技术带来的全球化理念。《中国计算机世界》生逢其时，在恰当的时间里向恰当的群体提供了恰当的媒体产品，它完全迎合了中国科技精英群体的信息需求，这个群体致力于改革中国经济，将中国经济融入正在崛起的全球信息资本主义体系中。同时，这份报纸为渴望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信息技术公司提供了一个及时有效的广告平台。以《中国计算机世界》为旗舰，国际数据集团在中国的出版物到新世纪初已达到20种。虽然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些出版物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性似乎远不如中国版的《时代》周刊或美国的《读者文摘》，但是它们对中国融入全球信息资本主义影响深远。
基于信息经济的中产阶级在中国开始崛起并渐成气候，对于此，国际数据集团可谓立下汗马功劳。其他跨国媒体公司或通过国际数据公司或自己独立寻找合作伙伴，迅速跟进，为这个阶层提供消费广告服务与生活时尚服务，旨在将这些人纳入跨国消费阶层的行列。1980年代末以来，中国版的跨国消费和生活时尚杂志包括《世界时装之苑》、《大都市》、《时装城》、《好管家》、《汽车之友》、《高尔夫》以及其他众多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杂志。这些杂志为了抢夺跨国消费产品的广告，争取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市场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千方百计迎合读者。因此，控制严格的国内出版体制并没有亏待中国富裕的消费精英。由于杂志产业灵活的广告方式以及与跨国出版商的版权合作，这个阶层反而收获了最好的服务。结果，中国消费和生活时尚类杂志市场成为真正的跨国家与跨文化的市场——添加了本国品味的跨国消费文化大荟萃。譬如，《时尚旅游》与美国National Geograpic Traveller之间有版权合作，与法国杂志Guide Moncos和台湾杂志To Go之间有图片和文本交换合作。这份杂志真正做到了国际化与地方化，是一顿精美诱人、图文并茂的文化消费盛宴，专门针对那些城市白领跨国旅行者，他们受过大学教育，收入较高，年龄在25岁至40岁之间。
让我们不妨领略一下这份杂志2002年第12期为读者打造的话语图景。作为中国的跨国旅行者和高级文化鉴赏家，你“痛饮苏格兰”去了解“瓶中的历史”；你的“经典小资之旅”包括参观卢浮宫、大英博物馆，以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你悠闲地在网上冲浪，无意中发现几帧图片，而接下来你已经在南太平洋马尔代夫群岛中“最后的伊甸园”了，那里“没有会议，没有电话，没有报纸，没有互联网”。当然，你也被邀请去参观你的祖国——中国的都市与村庄，但这些都是文化遗迹，专供现代消费和娱乐的园地，而非属于下岗工人和民工的城市；这是一些经典诗人眼中充满魅力的中国村庄，没有经济移位、环境侵蚀的痕迹。你会碰到在苏格兰酒吧里喝酒的当地人；同样，你也会碰到你的中国同胞，他们既可能是碰见生人就躲在大人身后的纯真农村小孩，也可能是在小溪旁一边洗衣服一边闲聊的村妇。在这个国内外媒体资本联合构建的“极乐世界”中，物质消费和文化涵化的潜力没有止境，不管你去哪里，你个人的“伊甸园”无处不在。正如毛主席雕像成为历史遗迹般，民主等观念也成了时髦的形容词。在湖南长沙，杂志告诉你在何处可以看到毛主席塑像；在福建惠安，杂志建议你利用傍晚的光线拍摄奇异神秘的惠安女性的照片，她们有“封建头，民主肚”，因为她们的着装方式是包着花头巾、上衣很短且露出肚脐。当然，男权主义是杂志的隐含视角与叙事立场：无论走到哪里，你都能得到有关该地女性美丽程度的描述，以及如何观赏并捕猎她们的细致建议：“长沙女孩大多数是中等美女，虽然不是个个美貌惊人，但都还有其撩人之处……你不能死盯，一定要很随意地一瞥。在一瞥之间多留意她们眼神的信息与手上的小动作。”这些杂志鼓吹中国消费精英生活方式的全球化模式，同时，这些杂志使他们以跨国旅行者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使他们与自己的同胞之间拉开距离，从而构建一种新的亲疏与身份认同关系。
消费和时尚类内容外，商业、金融和时事类出版物是跨国媒体公司投放中国市场的相对较新的内容种类。2002年10月创刊的中国版《哈佛商业评论》以每本70元的高昂价格开始在中国境内销售。随着《福布斯》和《新闻周刊》的中文版相继进入中国，这些知名的跨国商业与时事类杂志作为外国媒体对中国可能造成的意识形态风险也大大提高了。2003年初中国政府官员宣布《福布斯》、《新闻周刊》和《哈佛商业评论》进入中国并没有获得正当批准，因而有可能被禁止(Wu，2003)。但是，倘若参照一下中国政府先前对中外合作的消费与时尚类杂志“违规”操作的处理情况，那么《福布斯》等杂志很可能在中国领导更能接受的条件下获得正式许可。现在，野心勃勃的外国出版商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同一读者群：上海、广州、北京和深圳的城市精英，有心做嫁衣的中国出版商视中外合作模式为最有吸引力、最有效的商业战略，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国政府最终有可能批准这种中外联姻，并试图为自己寻找一个更为合适的“婆婆”角色。对于中国日渐崛起的跨国商业与职业精英阶层而言，《哈佛商业评论》、《世界时装之苑》和《君子》等出版物恰恰是区分阶层与塑造身份的不可或缺的象征性资源。
在广播电视领域，凤凰卫视以及其他源自国外与中国大陆之外的卫星电视频道自1997年以来一直为中国的跨国精英观众提供包括娱乐资讯在内的各种内容。凤凰卫视是默多克的星空卫视与刘长乐合资的卫星电视，总部建于香港。据称，到1990年代末，凤凰卫视的观众在中国已高达4498万户，占全体中国电视用户的15.9％(China Mainland Marketing Research Co.，1998)。要知道，这些观众并不是普通的观众，尽管中国政府曾三令五申，明令禁止私人用户在国内接收外国卫星电视，但是中国精英群体未必受到这些规章的限制。根据政府规定，中国三星级及其以上宾馆、涉外和豪华公寓都可以安装接收器接收境外卫星电视信号，另外，主要的政府部门、媒体，以及学术和金融机构也往往安装接收器。这些机构的办公室和住宅区中都装有内部有线电视系统，因而这些居住区里的中国政治、商业和文化精英往往能合法地收看到凤凰卫视与经过筛选的外国电视。正如业内人士所熟知，凤凰卫视观众的特点可用“三高一低”来概括，三高是指高职位、高收入、高学位，一低是指低年龄——这当然是商业媒体求之不得的最理想的有效受众群体。迄今为止，凤凰卫视是最地方化、最有影响力的外资电视频道。早在2003年初，中国精英群体能够收看到的外国与中国香港地区的特色卫星电视频道就达30个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