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专家的声音
虽然主要是政治高层在定义WTO的含义，但是，国内商界领袖还是经常被媒体要求从他们特定的企业和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讨论WTO的影响。一大批专家，主要是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主流经济学家，与新闻记者一道充当着WTO协议的“翻译者”和次要定义者(secondary definer)的角色，把官方口径解释给报纸读者。与商界领袖相比，专家学者拥有超出个别行业的权威，即他们可以从“全国”和“全民”利益的角度来阐述问题。如表2所示，市场化报纸广泛地采用了专家资源，这是中国新闻业务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现象。专家学者在传统的党的新闻事业中未曾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在传统新闻报道模式中，最典型的人物类型是各级政府官员（他们宣布和解释政策）和群众（他们热烈拥护并在基层实施这些政策）。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与发展，以及都市职业精英的出现，党和政府越来越依赖专家学者所拥有的专业知识，来实现中国与全球“接轨”和现代化目标。各色专家在中国传媒上获得了明显的话语权。大部分知识精英与政治和经济精英结合，成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他们使用普遍化与合理化的语言，帮助佐证政府及其政策的合法性。同时，对市场化媒体而言，专家资源意味着可信度、权威性与某种相对于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公共性和独立性。
一小部分精英经济学家作为中国“市场社会”建立过程中的有机知识分子与“入世”过程中的宣道者，正面地评价着WTO及其中国“入世”之举——从对加入WTO后“十大好处”的长篇列举，到WTO可以救赎中国消费者“上帝”这类适合媒体引用的只言片语。但必须指出，中国报纸尽管舶来了引用专家观点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却很少遵循西方新闻的“平衡”传统，即同时引用对立双方的观点。此外，记者们往往对专家意见言听计从，而把自己仅仅看做是专家的简单传声筒。尤其是“单个专家访谈”这一流行的新闻样式给予专家相当大的话语权。然而，范围狭小的专家资源及其不受争议的观点意味着，有时候很难分清哪些属于半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哪些又属于“独立”专家的话语。《中华工商时报》11月16日的报道充分体现了这些专家话语的半官方性质，该新闻报道主要引用的专家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薛荣久。报道在开篇就专门介绍了薛的视角：薛教授高度评价了中美达成的协议并相信这象征着中国改革和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还相信不管是政府部门，企业还是个人都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接受这个协定……薛教授指出，这个协议证明中央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各级政府部门必须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它们的行为必须符合协议中规定的中国的权利和义务……地方政府必须转变职能，政企必须分开，政府必须学会为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服务，绝不能违反WTO原则。在12月2日第2版的专家访谈中，薛教授重申他“超越个别利益”的立场：停止关于WTO协议是否有利的争辩，因为关于WTO对特定经济领域正面或负面影响的讨论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会“引起不必要的内部争议和反对意见”。薛要求人们不要再用“民族产业”这样的字眼，因为这违反了WTO的精神，在他看来，WTO的精神就是无论企业所有权如何都给予所有产业以平等的国民待遇。在这里，报纸赋予了这位经济学家与党和政府的权威完全一致的话语权威，他掌控着话语的限度与讨论的措词。
3.跨国公司的话语
随着主流经济学家成为报章关于WTO话语的主要定义者，另一显要集团也开始走到前台：跨国公司的外国与中国代表。像经济学家一样，他们不但成为报道的新闻源之一，也纷纷出现在独家特写或专访中（有时候这些特写会占用整版篇幅）。中美协议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实惠，所以跨国公司的管理层将这一事件变成公共关系的金矿，给他们喜欢的中国记者打电话发表观点，还给报纸提供大量的免费新闻稿。中国报纸不但忠实地刊登出这些新闻稿，还派记者采访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中方代表，从而变成他们可靠的宣传员。“我非常非常高兴，不管从个人角度或公司角度我都非常兴奋”，这是11月16日《中华工商时报》一篇文章中美国某保险公司一位北京首席代表的话。
也许受机关报的报道定式的作用，《人民日报》往往刊载看似跨国公司宣传稿的报道，也会引用跨国公司代表的话。与传统宣传相比，虽然内容不同，但是，从报道程式角度，这只涉及报纸服务对象的转换——从服务于国内党政部门的宣传（但在“入世”这个问题上，如前所述，党政新闻源在很大程度上缺位）到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宣传。《经济日报》与《光明日报》也发了很多看似跨国公司的公关稿的报道。《经济日报》更进一步，对跨国公司管理层进行采访、特写报道，包括美国商界的总体反应（包括从摩根斯坦利、波音公司到大都会保险等各大公司的声明）。这些新闻所占比例超过了20％，高比例报道外国政府与非营利国际组织反应的新闻。
4.工人、农民和民意调查数据
与以上形成对照的是，在党报与市场化报纸中没有一篇文章涉及到像WTO对中国工人可能造成的影响这样的议题，中国农民也基本在新闻报道中消失了。没有一个工人或农民被采访。在“入世”新闻报道中，他们不但不是说话的主体，甚至连象征性地被作为大街上的“民众”用来点缀一下民意的机会都极少。
前面提及的《南方周末》有零星的一些文章涉及“老百姓”关心失业等话题，除此之外，似乎只有一个13岁北京小姑娘的孤单声音使下岗工人成为报纸颂扬声中颇为刺耳的话题，从而提出了这个新闻记者和经济学家都似乎已经忽略的社会问题。显然，这个京城小姑娘地位优越：在私立的寄宿学校上学，和同学一块看电视，为写好作文拨打了《北京青年报》WTO热线，然后用电子邮件把这篇作文发给《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小姑娘梦想在大学毕业后能低价购买漂亮的进口车，她喜欢到国外旅行，想知道“入世”后是不是还需要护照和签证。同时她也表达了另一种关注：“但我也非常担心，现在下岗工人那么多，将来设备更先进，技术更创新，找工作的压力不就更大了吗？”报纸没有回应这个问题。
在所涉样本中，党报和市场化报纸没有一篇文章阐述WTO对农民的影响。《南方周末》有篇文章涉及农业。这篇文章与另外两篇关于经济题材的文章放在一块，表明中国农民的生计是众多民生问题中的一个。11月16日的《中华工商时报》清楚地显示了农民、农业与农村问题在它所建构的符号世界里的分量。因为“十亿中国人中上千万‘股民’最关心WTO”，报纸用整整一版的篇幅报道股票市场，而农业问题则蜷缩在另一整版有关WTO影响分析中的右下角（22.5英寸）；记者对股票市场以及欢天喜地的跨国公司做了大量直接、详细的采访，与之相比，这篇关于农业的豆腐块文章仅仅是新华社的通稿。此外，由于农业注定是一个边缘化和点缀性的题目，所以，在标题《农业：也必须动脑子》之下是这样一张小照片：堆积成山的橙子旁边蹲着一位面无表情的漠然的农民。图片下的文字如是解释：农民生产了大量质量不高的橙子，即使低价抛出，在市场上也销售不畅。原因在于，农民没有做好对果树的“计划生育”工作，而导致了高产量低质量。文章写道：“入世之后我们国家的农业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农民兄弟们应该动动脑筋了”。中国日渐崛起的商业阶层的机关报就是用这样直截了当的冷漠态度和居高临下的立场，对待在他们眼里不知动脑筋的中国农民。
那么《农民日报》和《工人日报》，这两份对象报纸又怎样呢？除了重申官方关于加入WTO的愿望、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之外，《农民日报》的话语重点是农业本身，而非农民的福祉。政府官员和农业专家在承认WTO对农业形成挑战的同时，试图强调WTO对农业的正面影响。相当的报道篇幅给予了来自海内外从事农业产业的人们，包括一名美国种子公司的中国代表，报道引用他的观点，称这是“公平竞争的良好开端”（11月20日，第7版）。没有任何报道从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或是社会经济个体的角度，来阐述WTO对于他们的影响。
《工人日报》的动态新闻来自新华社，就连对于中国加入WTO合理性的解释也依赖于新华社统领全局的“国家利益”话语框架。这张报纸甚至还开办了特别专栏来“澄清思想”，以此批驳任何质疑中国加入WTO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观点。其他自由撰稿人的文章多半以产业分析为主。与《农民日报》不同的是，《工人日报》发表了一些WTO对个人影响的文章，但它们没有将工人作为独有的话语对象——实际上，报纸同时针对“股民”和工人，这标志着前者在中国报章中所取得的话语强势地位。也许这张报纸11月21日第2版最能说明问题。打头的文章谈到“股民”以及WTO对他们的影响——标题写道，《入世让股民们忙起来》，文章结尾则希望“中国股民理性投资，获得满意的回报”。在整张报纸的报道中，下端角落里有一篇“本报记者”的文章谈到“入世”对“上亿工人”的影响。在我分析的近500篇文章中，这篇分为两部分的文章（第二部分发表在11月27日第1版）是明确针对工人（既是消费者又是工人）的唯一一篇报道，因此值得仔细分析。
作为消费者，中国工人也会走进市场化报纸所预想的消费天堂。事实上，这篇文章快速复制了市场化报纸关于“老百姓”就是富裕消费者的预言：拥有私家轿车不再是普通工薪阶层的梦想，更多人能上网、享受数字音像和家庭影院，还可以购买昂贵的化妆品与名牌服装，“全国人”都可以吃到进口水果和食品。总之，通篇文章洋溢着对国外任何商品的渴望。这篇文章继续写道：“在国外轻松旅行，在外资银行储蓄，中国老百姓会享有外国人提供的更多服务”。那么，“入世”之后的世界究竟对工人意味着什么呢？与市场化报纸一道，《工人日报》召集了一长串权威人物来解释这个问题。谁在发出这些权威的声音？他们对工人有什么话要说？同样是那些被市场化报纸不断引用的商业领袖和专家，劝告工人多了解市场经济的优点，指导他们“对日益激烈和无情的竞争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紧迫感、危机感”，要学习工作面试技巧并不断努力提升自己。一位经济学家警告说，“倘若你只能拧螺丝钉，没有工作的可能性在未来社会可能会提高。眼泪是没有用的。市场不相信眼泪，只相信能力”。“为数不少的社会学家”也加入到这场有关市场竞争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动员当中：工人们必须加强竞争意识，在城市里务工的农民则要提高他们的“素质”。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社会，需要改变依赖政府和企业的心理”。在这一话语里，倘若后WTO世界是消费者的天堂，对工人们而言它却是适者生存的丛林，要尽快将自身重塑为自我发起和自我提高的新自由主义个体。不要对国家心存任何幻想，更别说工会的社会组织了。新闻没有采访哪怕一位官方工会代表或是劳动部门的官员，工人的权利在新闻中根本就不成为问题。表面上看，这篇文章的话语对象是工人，但是，隐藏在它背后的却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竞争总动员”，以及对工人的话语规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