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工人
在“富裕阶层”兴起和国有企业经理变为百万富翁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工人经历了经济与社会的错位。宣传主管部门的当务之急正是对有关这个问题的媒体话语及其政治正确性进行严格管理。官方宣传指导意见强调要承认问题，倡导不蛊惑人心而又富有建设性的新闻报道，并且要求媒体多做关于政府努力实现再就业的报道。例如，1998年5月22日《杭州日报》头版就刊载了关于宣传部门在再就业问题上如何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报道。而小报对下岗问题的处理也异常谨慎，这与它们惯常的煽情与耸人听闻的新闻风格大异其趣。不管是由上至下的压力，或是统治精英与小报编辑在利益与报道视角上的共谋关系，关于下岗工人的小报话语充分说明了它们认可与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特点，在很多方面它们还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视角。
小报解释了人们致富的原因，可是它们对于下岗的宏观政治经济原因或是下岗的微观政治意涵却都含糊其辞，一笔带过。援引1998年8月1日《购物导报》“下岗专刊”的话，“下岗是既成事实……上帝在90年代将一把利剑高悬于中国工人头上”。在其他地方，这张报纸挪用了另一种隐喻修辞：“从40年的梦中苏醒，在社会主义中国门口我们突然遭遇到失业这个不速之客”。虽然大多数文章将下岗看做超出工人们控制范围的事情，但不少文章仍然将工人下岗的原因归咎于工人自身，通过唤起对社会主义的记忆建构了社会主义梦想渐入歧途是因为工人阶级工作伦理退化的叙事：我们还记得著名的劳模和早些时候社会主义的主人翁们。在他们的影响下，各行各业的工人们将努力工作作为格言。在很短的时间内，刚刚经历上百年战火摧残的新中国见证了巨大的变化。但仅仅几十年，工人们热情工作过的工厂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上班铃声响了整整一小时之后，工人们仍然在陆续进入车间；车间里大家成堆地打牌、下棋、织毛衣……我们的主人翁们已经退化了！我们的主人翁们砸掉了他们自己的铁饭碗。更阴暗的想法是将失业看做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上述同一期《购物导报》增刊中，另一篇题为《中国需要鲶鱼效应》的文章引叙了一个民间故事来解释赤裸裸的市场竞争和失业的优点。这个故事说的是聪明的渔夫为了让他的沙丁鱼保持活蹦乱跳，就在大桶里放入一条鲶鱼。因为害怕被鲶鱼吞食，沙丁鱼被激起了求生本能，一直到鱼市都活蹦乱跳，所以它们总能被渔夫卖个好价钱。文章然后说：改革的过程需要一些企业破产，这样能让其他企业感到生存压力。（它）也需要让部分人下岗，这样对在岗的是一个威胁从而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工作。（它）也需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穷人就会有奋斗目标。竞争是不讲感情的。它是血淋淋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斜体为原文所加）没有其他言语比此文更能阐述新自由主义市场竞争的逻辑与长处了。在这一逻辑框架下，下岗工人作为劳动大军的“后备军”，在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过程中是必然出现的社会群体。倘若对那些值得拥有财富的富人的正面描述欢庆了有产阶层的兴起，在这里，“血淋淋的”市场竞争逻辑本身被直接断定为自然法则，而工人已然失去了作为社会主人的主体性，被剥夺了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把握能力以及参与社会运作原则的制定权力，所以，他们只有像沙丁鱼一样的被动求生本能。
然而，下岗工人毕竟需要被重新整合进新的社会秩序当中，而“街头小报”也尽其所能。虽然它们有负面报道的倾向和特点，但在这个话题上的正面报道却占据了小报的主导风格。政府会议和机关通知这种最不可能出现在小报里的内容反而常常出现在小报的大标题中。政府权威部门和社会各界都在关心下岗职工，宣布优惠政策并提供支持。最妙的是，如一条标题所声称的那样：《国内下岗，国外就业》。而另一标题宣传：《美国职业专家说：下岗没什么大不了，它是全球潮流的一部分》。的确，既然是“全球潮流”，就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更没有理由追究具体责任了。
一般情况下，报道正面模范人物这一主流媒体的新闻风格难以出现在街头小报中，相反，那些偏离社会常轨的人通常统领着小报故事的角色谱系表，而对世风日下的谴责才是小报常见的新闻主题。但是，对下岗工人的报道却着实是一个例外。有不少长篇报道，其中包括第一人称叙述（虽然有一些文章显然不是工人自己写的），都做了各种类型的正面典型报道，比如下岗工人屡遭挫折，却不断激励自我、动员自我并最终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由于大多数下岗工人是中年妇女，她们也成了小报故事的主角。《现代女报》在1998年夏天开办了特写专栏，整版描绘“下岗家庭”。新闻大多有一个令人振奋的标题，比如《自己的未来自己做主，我不再害怕》和《努力寻找就业机会，我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些新闻讲述了她们如何成功转型的故事。与那些自我毁灭的“富婆”相比，这些下岗女工善良、现实、开朗，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并充分利用现有条件。
1998年7月24日《现代女报》中的故事主角姜凤荣就是这样一个范例。她于1995年下岗，同样下岗的丈夫把家里所有积蓄都赔在股票市场上。于是姜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她先在酒店里找到了打扫厕所的工作，在工作测评中得到全优。她丈夫瞧不起她的工作，反而想通过贩黄相对容易快速地赚到钱，结果他被捕并被判刑三年。姜丢掉了在酒店的工作，之后去照看一个生病的老太太，其他很多人嫌这种工作太脏而不愿做，只有她一口应承下来。老太太去世后，姜来到农村在她哥哥的温室里工作。作为曾经拥有高度觉悟的工人，姜明白“知识就是效率，科学就是金钱”。她开始用科学知识培育新型水果作物，取得了比她保守的农民哥哥更好的成绩。她成功地重塑自己，成了真正的企业家。当她再次出现在曾经当过清洁工的酒店时，她与酒店的副总谈着水果供应的合同。
虽然细节上有所变化，这些故事的寓意是统一而简单的：没有什么可以害怕！下岗是痛苦的，但也是一个机会。中国工人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失去的只是他们在国有企业令人不快的工作。他们可以在市场上斩获名利。
倘若这些下岗工人的角色有任何性格弱点的话，那就是她们的依赖感及其对稳定工作、福利保障和社会地位有所期待的陈旧观念。于是，政府号召她们进行心理调适，降低期望值，接受低薪水、低地位的工作，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劳动分工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倘若富人同时是小报中享乐主义者的羡慕对象与平民主义者嘲笑的目标，那么下岗工人就是小报中心理咨询和思想工作的对象。这样，小报发挥了重要的意识形态角色，对社会底层人们而言，它们润滑了经济两极分化这个痛苦过程，同时将社会分层问题转变成个人心理问题。1998年4月4日《中国社会月刊》之“中国家庭”版的首页文章这样问道：上海的下岗工人已经解放了她们的思想，将成千上万的外来女民工赶出了家政服务市场，为什么北京的下岗工人不能改变观念，降低社会地位意识，也从事家政服务呢？这一连串说服工作的最有力表达是1998年第24期《报刊文摘导报》刊载的一篇广泛传播的文章《书记为我擦鞋！》。该文讲述了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参观由下岗工人组成的擦鞋小组，在让他们擦了自己的皮鞋之后，也提供了同样的服务，并赞赏了劳动的美德。
正如小报中没有有关下岗工人集体抗争的报道一样，几乎也没有报道关注他们的困境、沮丧和愤怒。一篇关于下岗女职工自杀的报道是样本中41篇下岗故事中的唯一例外。它在前述《购物导报》增刊的“下岗专页”中打头。文章的处理方式强调了小报关注社会稳定而信奉市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鉴于小报倾向于充分利用女性与死尸等话题来制造耸人听闻的“猛料”，《下岗女工自杀》会是一个理想的小报标题。不过，文章使用了《选择死亡》这一新闻标题，它既带有悬念，却又未强调死者身份和突出“自杀”二字。毕竟，下岗不是一个可以过分渲染的话题。事实上，下岗工人自杀这样的事实甚至在小报标题中都不能得到直观的表达，同时，报纸也一反常态地在标题中隐去了死者的女性身份。报道正文夹叙夹议勾勒了在新年前夜上吊而死的下岗女工张敏的命运。文章描述了她人生中遇到的机构与个人怎样一个接一个地辜负了她。她原来的雇主是这个拥有“相对不错的福利体系”的国家中的一个无良坏蛋，没有给予任何赔偿金就解雇了她。第二份工作的同事仅仅因为她曾经是下岗工人就冤枉她偷窃财物。她的第三份工作是帮一家人做家务，但是那家人的儿子碰巧和她自己的儿子在一个学校念书。张的儿子被这个地位优越的同学欺负和侮辱之后，请求其母亲辞掉工作。同时，张的丈夫和另一个女人有染而与她签字离婚。根据这篇文章的说法，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张的死亡。但在结尾处，该文责怪张自身的性格弱点，并号召数百万下岗工人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虽然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很重要，但人们没有这些也必须生存。为了生存，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靠他自己！张敏死了。希望我们中间那些还在困难中挣扎的人能得到教训。”此处，文章征用了马克思之语，以求拯救那些可能成为张敏的人们。可是，报纸征用的却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在《共产党宣言》中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马克思，相反，这份报纸引用了据说是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来启迪中国工人，并把它放在版首，由此建构起“下岗专页”的意识形态框架：“人生就像海洋。只有那些拥有坚强意志的人才能到达彼岸”。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小报的生活哲学说教里，马克思俨然成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领袖！
■农民、流动民工和罪犯
虽然我可以找到41篇关于下岗工人的故事，有关农民和农民工作为社会群体的报道却少之又少。城市偏见在主流媒体中尚不少见，农民的状况在1990年代街头小报里的边缘性角色就更不令人惊讶了。农民以如下身份出现在少数几则简短的新闻摘要中：腐败地方官员的牺牲品、保护他们自身合法利益的社会成员，以及作为国家专政对象的暴民。在1998年5月22日《钱塘周末》头版所报道的一个案例中，一群农民因为镇政府随意征税而将它告上了法庭。这篇文章将这起案件表现为法律的胜利，并且证明农民增强了法律权利的意识，在政治上成为成熟的守法公民。而在1998年7月30日《法制文萃》所报道的罕见案例中，农民们组织起来反抗地方政府乱征税。报道以17名农民组织者被捕开头。由于他们建立了非法组织，举行了非法集会，在现存的政治机构之外行动，于是他们成为“一股邪恶的封建力量”，并发展成为暴民和破坏性势力。
更多的报道将流动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1999年5月15日《皖江商报》的特刊在一页关于打工者（一个指代劳工的流行词汇，但不含与“工人”或“劳工”有关的政治意涵）的报道中，刊载了一位年轻民工的第一人称自述。但这是对农民工及其流动经历非常抽象而理想化的描述，可能出自一位来自农村的大学新生之手。作者展现了完美的“流动个性”，这被现代化理论家勒纳(Lerner，1958)认为是农民克服落后进入现代化所必需的重要特征。作者希望成为城市居民，但他更想建设自己的家乡。他流动的目的在于“解放我的思想……开阔我的视野，学习先进的技术”，他还打算回家乡“建造工厂，培植果园，养殖鱼虾”。民工作为农村发展的行动者这一理想角色在该文中得到了完全的体现。第二个题为《民工有了新观念：学技术比赚钱重要》的新闻故事提供了一组理想化了的流动农民工群体素描：他们在城市里忙着上夜校，在技术教育上从不吝惜钱财。文章没有说明普通民工一天工作多少小时，收入多少，更没有表明他们是否有充足的时间、精力以及收入来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