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的政府整顿，市场上的失败和其他运作中的约束造成了许多街头小报不稳定和不规律的生存状态。激烈的同质化市场竞争驱使这些小报过分商业化，这个领域内容生产的性质又把商业主义推向了极端。许多小报严重依赖自由撰稿人的主动投稿而非本报记者。对小报撰稿人，即那些以撰稿作为主要或第二收入的文化企业家（cultural entrepreneurs）来说，他们写稿所考虑的首要标准是适销对路。尽管不乏有人会严格遵循新闻业报道事实的专业规范，但大多数人则根据道听途说公然炮制新闻(曹鹏，张立宪，1997)。一些街头小报仅仅包含以下内容：随意搜集的两性、犯罪故事，以及为一些医生和诊所所做的广告性特写——他们号称能治疗癌症、不孕不育和性病等疑难病症，或是拥有隆胸和其他美容手术的特技。一些小报要么把出版日期藏在内页，要么根本就不印准确的出版日期，以求获得更长的在报摊上的流通时间。
虽然像晚报这样的大众报纸样式已经被整合到官方的新闻文化中，大多数街头小报依然达不到宣传主管部门所公布的舆论导向标准。于是，新闻管理部门试图同化、阻止和压制它们。比如，1992年“周末版”兴盛以后不久，新闻管理部门下达了一系列指导意见来整合小报这一“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前沿”，并要求它们“积极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中宣部，新闻出版署，1994：152—153)。然而，很多“周末版”仍然保持着“黑、黄、假”的特色，并继续违反党和政府的出版准则与宣传纪律。
总而言之，主管部门对小报的控制手段多以宣布规定、周期性打击活动和偶尔将某些小报停刊等为主。差别化的报刊控制（中心紧，边缘松；政治问题紧，软新闻松；党报紧，其他报纸松）说明小报在非政治领域有着相当的自由。官方通报批评、关闭报刊，或者罚款已经是对小报编辑和报社最严厉的惩罚了。
那么街头小报描绘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它们怎么描写各种社会群体？它们以谁的名义在说话？
■有钱人
私人飞机和游艇正在进入一些家庭的生活。在北京、深圳、青岛、大连、杭州……甚至美国、瑞士、法国和澳大利亚，“大款们”购买着内设游泳池、健身房和网球场的豪宅别墅。他们一晚上输掉上万块钱时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在婚礼上他们把成堆的钱撒向客人，赢得新娘们的一个微笑。他们比赛着把钱砸在大街上。他们飞往不同的城市去与情人幽会，还经常出国去见外国情人。他们在澳大利亚打猎，瑞士滑雪，夏威夷冲浪。他们为妻子和情人买价值几百万元的珠宝。他们的妻子会花费几千元做发型，而妻子们搂着的小狗都价值成千上万。这一段描述出现在1998年一个冬日我在杭州的长途汽车站买到的一份明显没有刊号的小报上。这篇文章接着透露了这些大款如何靠合法与非法的手段发迹，却没有任何批评性的反省文章。一篇评论将当前的经济制度解释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一谚语，同时它也将自己作为能引起人们致富欲望的手段来兜售。
这份小报对富人生活方式充满向往和崇拜的描述，以及对“不择手段致富”的心态和手段的正面表达显得有些极端，也有小报以“客观”的笔法宣布富裕“阶层”在中国崛起这一事实。比如，《吉林科技报》“生活版”的三篇文章统一刊登在这个大标题下：“一个富裕阶层已经在中国出现”。其中一篇描述当前中国人的收入差距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但它并没有用轰动性的大字标题来突出收入分化本身或这种分化的程度（根据这篇文章，中国贫富差距已经比美国还大），而是直截了当地采用大标题来宣布富人阶层的产生。另两篇文章解释了富人的构成与他们获得财富的方法，其中包括了有些人“敲诈和剥削其他社会群体”这样的非法手段。《中国商报》1998年7月26日“社会周刊”以赞许的口气描绘了国有企业的经理和董事会成员如何将自己从“工薪阶层”变为百万富翁和股票持有者，并声称这些变化反映了新的社会价值取向，以及社会奖励这些人的理所当然。
此外，富人们还通过在北京王府饭店购物走廊中购买欧洲的“奢侈名牌”，以此炫耀他们所占有的财富。1998年7月30日《北京经济报》周末版刊登了题为《谁害怕“超级名牌”的天价》的封面特写，它栩栩如生地描写了王府饭店专卖店和它的常客。1990年代初，中国游客漫步欧洲的首都城市，他们一掷千金的购物行为让当地商人目瞪口呆。于是，欧洲“奢侈名牌”涌向中国，并找到了最热心的消费者。这里，一个皮箱60000元，一件冬季外衣30000元，而一把伞价格超过3000元，一条毛巾超过2000元（1999年官方公布的城市居民贫困线在大多数主要城市都低于200元一个月）。而且，中国的暴发户正透过购买奢侈品的方式来获取文化资本，以求欣赏最精美的欧洲设计之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审美价值。这篇文章区分了两类富人：第一类是白领专业人士和真正的企业家，他们令人尊敬且值得拥有财富，第二类是傍大款的年轻女人和“喜欢花公家钱”的人，他们声名狼藉且不值得拥有财富。该文甚至还提供区分只逛不买的人和真正的买家之间的标准：“真正的买家拥有对商品价格不屑一顾的独特气质，这是其他人无法模仿的”。
在富人中令人羡慕的还有儒商——这个新的身份认同融合了资本主义与传统上轻商但已被修改重建的儒家思想。这些有文化教养和政治头脑的儒商既未忘记社会责任，也未丧失平易近人的优良品质。1997年10月号的《特区文摘》在头版故事里声称“中国最富的人用超过一半的时间来研究政治”。这篇文章将《财富》杂志所说的中国首富楼忠福视为偶像，赞美他精明的商业头脑与他的人生格言：成功的中国企业家首先必须懂政治。对楼忠福来说，掌握政治意味着在风云变幻、难以预料的政策走向中掌握主动，培养与政治保护人的关系，而“政治经济学”则意味着利用对政治的了解来赚钱。楼忠福很节俭，全力奉献给他的企业，而且以苦行僧般的品位和生活方式闻名，这不同于那些欧洲“超级名牌”的鉴赏家，也不同于那些仍然需要依靠炫耀性消费来展示财富和确定社会地位的消费者。他对自己及其追求充满自信：“我赚的钱越多，我就对物质的东西越不感兴趣。虽然我仍要策略性地考虑成本和利润，但利润不再是我的终极目标。我渴望能不断超越自己，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楼的这番话包含了这种思想：即通过调用政治资源积累起来的财富会变成一种利他主义的资源、个体自我完善的途径以及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富人同样也为最终实现中国的强国梦提供了象征性的资源。比如由大连市妇联主办、市面上相当畅销的《现代女报》，在1999年5月3日的“社会周刊”花了整整一页报道中国极少数的“飞哥”。他们是中国首批获准驾驶私家飞机的41人，而更多的人因为政府许可的限制不能享受这种自由。这篇文章指出拥有私家飞机在发达国家是“平常现象”，因为私人飞机在那些国家如蜻蜓一样多。文章预测，学习如何飞行将成为中国下一个时髦潮流，而一旦政府放开民用航空，增加雷达服务，“私人飞机会像蜻蜓一样飞过我们的天空”。该文章将这个特定群体成员称为“飞哥”，并含蓄地演绎了“赶超发达国家”的主题，以此建构了民族主义的框架，让女性读者不仅将这些有钱男人认同为实现中国强国梦的英雄，而且认同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自己的“飞哥”，从而幻想着最终将与其一道过上富裕生活。
当然，并非每一个富人的故事都是关于鉴赏欧洲高雅文化、表现儒家风范、展示国家民族富强和表达手足情谊的，富人也并非总是令人羡慕的对象。有故事报道了令人争议的牟其中(他曾入选《财富》杂志富豪排行榜而后以诈骗罪被起诉)，并提出了赚钱目的与手段的问题。这些故事表明，在“最富的人”和“最大的骗子”之间，在儒商和劫掠公共财产大搞金钱崇拜的疯子之间，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楚。儒商的对立面是自大、无知、堕落，又经常违法的“大款”。高度说教的新闻故事谴责着这些大款，并且说明金钱不能带来幸福，一心追求财富如何是死路一条等老生常谈的道理。《贪婪，掘墓者》、《破碎的金钱梦》、《一个女大款的自我毁灭之路》、《女大款200000元不能买来激情与爱》、《三亿六千万元铺就疯狂女大款的死亡之路》这些耸人听闻的大标题也强调了这个主题。倘若说财富在一些生活类报纸里是幸福和地位之源，那么在另外一些故事里，它却代表了悲剧、犯罪与邪恶。
堕落女富翁的形象则带有强烈的性别歧视意味，并具有更微妙的邪恶感。因为“大款”这个字眼被事先编码为男性(“男大款”听上去有些别扭)，女性和富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耸人听闻，通常也是负面的，这使富有的女性成为典型的“小报人物”，她们不择手段致富。年轻工人廖珍引诱了厂长，用她的身体换取他的权力，又把这种权力转换成为金钱。在1998年6月29日的《大陆桥报》里，廖被塑造成在这个性—权力—金钱三向交易中的共谋者，而不是牺牲品。在一份没有日期的《农村医药报》中，吉林女人韩玉姬是一则长篇故事的主人翁。她从街头小贩起家，到后来成为成功的商界女性。但她的金钱梦偏离了方向，最初她只想借一些钱来资助她的制造业务，之后却开始了大规模的非法募捐骗局，并在一夜之间变成“超级富婆”(在这里，“婆”的言外之意是没有魅力而又张狂的女人，而非年纪大)。文章说，“当理性被金钱腐蚀，最初那个勤恳善良的韩玉姬就不存在了，留下的只有疯狂，她得了‘金钱症’”。为了掩饰她欺骗的阴谋，韩将她原先的商店改为陈列馆来纪念她的企业家精神。此外，她获得了大量的政治头衔，其中包括“模范女企业家”、吉林民营企业家协会与吉林省妇联的领导职位。韩甚至在被调查的时候仍然相信金钱的魔力，最终被判死刑。
即使富裕的女性角色避免了自我毁灭，其他因素也会破坏她们的生活。毒品、赌博和其他女人是最为常见的威胁。异常貌美的年轻歌星潘若兰不惜一切代价，抵挡了金钱的诱惑与男性的强权。当有大款愿意出60000元命令她唱一支歌时，潘回击了对她自身的侮辱并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尊敬。但是另一个女歌手吸毒成瘾，并嫉妒潘不断增长的收入，于是引诱潘吸毒。不过，当她从第一次吸毒中恢复并重新出现在饭店酒吧时反而更受欢迎了。为了从她身上榨取更多金钱，饭店女老板先是与她结拜姐妹，后来又引诱她再次吸毒并提供毒品。最终潘身无分文，为了两包白粉而卖出自己曾经竭力守护的处女之身。更为悲惨的是，那个卖给她毒品而又占有她“初夜权”的男人正是当初因为她吸毒而逮捕她的警察！文章这么叙述着：“当他带着淫笑剥光了若兰最后一件衣服时，他快速将裹着红色丝绸的手枪拔出塞到枕头底下”。而当女老板无法从日益憔悴的潘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时，她将潘卖给了地下妓院。
郑慧芳是1998年5月14日另一小报报道中的主要人物，而她面对的又是另外一系列的问题。郑是安徽农村妇女，在中国东北经商致富。正当郑与她的丈夫田富贵在春节期间回到家乡并准备建造梦想中的房子时，田开始赌博了。郑要干涉，但田的同伴怂恿他要像个真正的大款，要有男人样。田边殴打她边叫喊，“我现在有钱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郑觉得金钱是她悲惨生活之源，于是烧掉了所有积攒下来准备盖房的钱。后来，这对夫妻到广州赚了更多的钱。另一个春节来临时，郑让田先回家盖房子。当郑从广州回来敲她新房的门时，迎接她的是刚刚和她丈夫上了床的、骂骂咧咧的女人。疯狂之中，郑砸碎了所有家居用品，然后一把火烧掉了新房。
倘若在小报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将变了味的金钱梦个人化的故事，1998年8月30日《报刊文摘》头版文章则从平民的视角嘲讽富人的“贵族式生存”，并将大众批评与摆阔和特权联系起来：电视广告里女士们告诉孩子们喝“王子奶”。地产商在报纸广告中许诺“贵族特区，皇家风范”。一个人必须饮“豪门”牌啤酒，穿“老板”牌套装。“小王子”在“贵族”学校培养；购物在“精品店”。先别夸你的“牛奶浴”：我还有价值百万的黄金床。这篇文章用流行的笑话强调了“贵族式生存”的庸俗：一个“大款”的儿子问他的爸爸他们是什么“民族”，爸爸一本正经地回答说，“贵族”。
有两篇文章直接质问了知识精英有关高薪养廉的提议，由此表达社会平等的愿望。1998年2月28日源于西安《健康导报》增刊的头版文章这样评价高薪养廉这个提议：与现实、国情、群众脱节。它忽视了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和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忽视了仍有超过六千万人口生活在贫困中，数百万人被拖欠工资，上千万失业和下岗工人，还有千千万万无力负担学费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高薪养廉的政策会给党和政府带来严重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该文虽然承认了贫穷的存在与社会不平等的现状，可在结尾处肯定的不是公平原则本身，而是党和政府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