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进主义的渐进转型理论事实上是和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范式对立统一的理论，这主要是用来分析中国、越南等国家经济转型上采用的一种理论范式。认为这些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并没有采纳“华盛顿共识”，而是采取了逐步改革的方式，在稳定国内宏观经济与政治局面的基础上，先从价格领域入手，采用双轨制，后来逐渐实行统一的价格，最后才转入所有制的改革。而在所有制的改革中，也没有采用简单的私有化，主要是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这两种理论范式虽然在观点上几乎截然对立，却相得益彰，两者结合实际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转型理论分析范式，即把经济转型分为激进转型和渐进转型两种基本类型，激进转型者遵循“华盛顿共识”，采用休克疗法；渐进转型者没有采用“华盛顿共识”，而是在保持宏观经济政治局面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尽管有这么多的区别，但是这两种理论范式在转型的目标，或者说转型的基本内容上是一致的，这就是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差别只在于速度问题。
但是，这样的一种分析的范式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就开始受到了挑战，首先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运用信息经济学的方法重新思考了经济转型的目标问题。斯蒂格利茨在其名著《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转型理论，即以体制转型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相统一为核心的转型理论。在这一著作中，他首先运用信息经济学的范式，强调转型经济国家必须在理论上破除关于“市场和市场社会主义”的六个神话，即（1）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经济关系主要由价格调整；（2）转型国家的国有企业总会自动追求社会目标；（3）市场经济不能有计划，而没有计划，就无法实现有效资源配置；（4）集中化与分散化存在绝对的区别；（5）正确的产权界定能保证效率，至于如何确定产权并不重要；（6）在市场与国有企业之间不存在第三条道路。在破除了这六个神话后，斯蒂格利茨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的目标不应是新古典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理想的市场应该是分权、竞争和试验的市场，其中竞争是首要的目标。所以转型国家“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确保竞争”，而不是私有化。他反对绝对的私有化，而认为“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而经济转型的主要内容，也不应该是私有化，而应该是体制转型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相统一。其中主要涉及到两点内容，其一是追求金融稳定，其二是设计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政府在转型经济中的作用，他认为，政府至少在六大方面责无旁贷，第一、促进教育；第二、促进技术改善和保护技术专利；第三、支持金融部门；第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第五、防止环境恶化；第六、建立和维护社会保障体系。关于转型的顺序安排问题，他建议，首先应放开价格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刺激；其次，在进行产权改革和私有化之前先进行市场改革，即强化市场竞争并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最后，必须在上述这两个转型步骤完成之后进行民营化改革。在转型的速度上，他赞成渐进式改革。这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是强调政府在改革中要承诺不轻易扭转改革方向，第二是强调学习，认为“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个人和组织都要学习。而渐进过渡则可能有助于这种学习过程，因为：（1）它避免了‘信息超载’问题；（2）渐进过渡避免了组织遭到破坏而引起的信息损失问题。”
而另一方面，对于经济转型中必然有的私有化进程，匈牙利的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也做出了与激进、渐进这种基于速度的不同的总结，他认为，“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这种以速度作为区分转轨的类型，甚至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其实并不正确，事实上，经济转型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往往不在于速度，而在于采取的转型战略。他认为，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有两种基本的战略。战略A被称为有机发展战略，战略B被称为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战略。战略A的主要任务是创造有利条件使私人部门由下而上的生长；战略B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快速地消灭国有制。两者的主要特征如下：
1、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创造有利条件，使私人部门得以由下而上的生长起来；最重要的任务在于通过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尽可能快地消灭国有制；
2、以出售为基本手段，使大多数国有企业转为民营；私有化的主要手段是采用认股权证等形式的无偿分配；
3、必须防止国有财产以任何形式无偿分配；更偏好于形成分散的所有权结构；
4、必须优先考虑能够产生核心所有者的企业出售方案；不强调私有企业自下而上的发展和提升新生私有部门的地位；
5、硬化对企业的预算约束，强化金融纪律，确保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认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会自动硬化预算约束，因而没有提出这方面的要求。
根据这一种划分标准，那么，中国与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属于战略A类型，而独联体国家绝大多数属于战略B类型，从转型的效果来看，总的来说，战略A是比较成功的，一般都是在转型过程中经济基本稳定持续增长，或经历短期小幅的衰退后基本稳定持续增长。而采取战略B类型的国家，则往往经历了较长时期的衰退过程。
以这些经济转型的理论来分析中印两国的经济转型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中印两国都属于渐进式转型，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主要也是强调竞争的作用，而在私有化的战略上，两国都明显倾向于战略A类型，但是，两国转型的程度，具体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不管怎样，中印的经济转型都是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起飞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所以可以说经济转型也可以作为中印经济起飞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理论可以说弥补了罗斯托经济起飞理论的一个重要不足，即解释了有利于经济起飞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如何出现以及这样一种制度如何推进经济的起飞。
2.3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理论
有关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以威廉·A·刘易斯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与经济发展模型理论，这一理论以1954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A·刘易斯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的题为《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的著名论文为起点，经过戴尔·乔根森、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的发展而最终形成。
在这一模型中，刘易斯首先提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经济部门，即“资本主义”部门和“生存”部门。资本主义部门是使用再生资本并由于这种使用而向资本家支付报酬的经济部门，也就是一般所讲的现代部门。生存部门是不使用再生资本的经济部门，这个部门一般就是传统的农业部门。这个部门的人均产量比现代部门低，因为它的产品不是用资本生产出来的。在这一基础上，刘易斯做出了如下假定：
其一、资本主义部门不断地吸收生存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得以发展；
其二、生存部门即农业部门只使用劳动和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工业部门只使用劳动和资本；
其三、土地是个常数；
其四、人口或劳动力已知；
其五、农业部门存在过多的劳动力，也就是说，把农业部门其他生产要素全投入生产的时候，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低于最低生存水平，农业工资保持生存工资水平，即维持劳动力最低生存水平；
其六、生产技术一定且不变。
在这些假定条件下，传统的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数，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因而存在无限劳动供给。资本主义部门所提供的工资只要与农业部门的工资能够形成一个一定的差额（这个差额大致为30%左右），这个差额能够弥补城镇与乡村之间的生活费用的差距以及一定的转变生活方式的心理成本，就能够诱使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资本主义部门转移，同时，由于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甚至为负数，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引起农业部门产值的下降，相反会增加农业部门的剩余，这种增加的剩余足以支撑转移到现代部门后的劳动力的消费，所以只要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能够成为新的投资，就能够促成更多的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的转移，经济自然就可能获得发展。当现代部门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农业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就将提高，并逐渐与工业达到一致，这时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就消失了。但是，在刘易斯模型中，假定了生产技术不变这一前提，特别是假定了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变这一前提，所以与现实存在明显的差距。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为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其对落后国家经济的基本特征的分析应该说是基本符合实际的，相比罗斯托的理论而言，应该说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也更具备操作性，所以成为了后来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经典模型，当然，其假设中也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事实上也为该理论的继续发展和完善提供的空间。正是针对这些缺陷，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费景汉（John 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进行了发展和完善，提出了一个动态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在他们1964年合著的《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与政策》一书中，他们首先指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有两个缺点：第一，不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方面的重要性；第二，忽视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是农业劳动力向工业流动的先决条件。他们还认为，刘易斯在低估农业部门重要性的同时，也未看到人口增长和资本密度对剩余劳动力吸收过程的实际影响，有鉴于此，费景汉和拉尼斯指出，要实现刘易斯描述的那种转换机制，农业部门必须同工业一样保持增长，“任何试图加速工业化的国家，如果忽略了农业部门的先行或者至少是同时进行的革命，都会发现难以前行。”
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两个部门中相对固定的或缓慢倾斜的实际工资的存在，应当导致劳动密集型技术的选择。而且更重要的是，导致二元经济中农业与非农业部门在一定时期内使用技术的变化。一旦在一般均衡的情况下给定了两种工资时，农业劳动向工业的再配置——与农业剩余的产生同时出现——就是静态均衡增长的一部分，这需要在动态的背景下进行探讨。所谓两个部门间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部分是用来诱使农业劳动者克服其对土地和家庭的留恋，部分是用来支付运输费用，部分是由于工业工资水平受各种制度因素的影响，如最低工资立法、工会压力等。这些因素在农业部门通常不存在这样，二元经济中发展问题的核心，就变为农业部门是否有能力提供足够多的剩余供非农业的生产性投资之用。问题的另一面是，非农业部门得到的由这种农业剩余加上工业利润投资所供应的资金，是否增长得足够快，去吸收再分配的劳动力。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必定会在两个部门中的资本积累（主要配置到非农业部门）和技术之间形成一种平衡的状况，而且这种平衡增长必须以快于人口和劳动力增长速度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