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国经济的发展既取决于该国的经济转型方式、经济结构转化模式以及对外经济关系政策等直接的经济因素，也取决于大量的非经济因素。在决定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中，主要有政治、文化和国际环境三个方面。在中印近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三个方面尽管不是影响经济发展差异的直接因素，但在间接上极大地影响了两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两国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
7.1中印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因素比较
7.1.1中印政治制度差异分析
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一般可以分为国体、政体、政党制度和国家结构等几个方面，中印在这些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
首先，中印两国的国体不同，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印度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中国就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是基本的国体。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进行了被称为“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改革，但是，国体没有任何变化，在一再强调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中，仍然明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印度尽管一直声称要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但其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所以两国的国体实际上存在根本的区别，当然，对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这种政治制度上的根本区别却不是最关键的因素。
其次、从两国的政体而言，中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印度是议会民主制。
西方国家的现代民主制度中一般把政体分为总统制和议会制。虽然两者都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力机制，但相对而言，由于总统制下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为实位元首，拥有实权，而其直接管辖的则为行政部门，所以总统制下一般行政权力较为突出，往往带有行政主导的特点。而议会制下虽然也有总统或君主这样的国家元首，但都属于虚位元首，没有实权，真正的最高权力在向议会负责的首相手中，所以议会的权力相对较突出。作为最高行政权力的拥有者——首相也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议会的控制。如以此来分析中印两国的政体的话，可以看出，中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更接近于总统制，而且实际行政权力比一般的总统制更为突出。中国尽管也建立了政府、司法机关、人大三个基本的国家机关，而且宪法上所赋予人大的权力甚至高于西方的议会，但是，却一再强调不能实行三权分立。在这种强调下，人大的实际权力并不大，尽管将其称之为权力机关，但现实生活中行政权力极为突出，整个社会呈现出典型的行政主导的特点。至于司法机关，其独立性更是非常差，法律在社会上的权威明显不足。但是，印度却基本上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留下来的议会民主制度。明确实行三权分立，司法基本上实行了真正独立，法律在印度社会的权威明显高于中国。议会实行的是两院制，只是和原来英国殖民政府不同的是，印度议会的上院——联邦院的议员也是由选举产生。印度的国家元首——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和所有的议会制国家一样，国家元首属于虚位元首。真正实权掌握在总理手中，总理一般为议会中的多数党领袖。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度虽然与发达国家有明显的差距，但在发展中国家中，却是运转得相对较好的国家之一，印度的每届议会选举基本上都能够如期举行，五十多年来也没有出现军事政变推翻政府的情况。从政体的角度来看，印度的民主制度应该更为成熟。不过，由于印度政府的权威相对较小，在处理诸如民族矛盾、种姓矛盾和宗教矛盾等各种社会矛盾的能力上略显不足，而中国尽管民主机制并不完善，但由于政府的权威较大，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时能力较强，所以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比印度更为稳定。
再次，从政党制度来说，中国是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中国共产党是法定的唯一执政党，而印度实行的却是多党竞争的政党制度。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中国就已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唯一执政党地位。尽管中国一直存在另外八大民主党派，但所有的民主党派都在他们的党章中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所以，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并不存在其他政治力量的竞争。这种一党领导的体制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权威，这也是中国政府执行力极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同时，这也使执政党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衡，从而也是造成政府大量腐败的重要原因。印度也曾经经历了一个一党独大的时期，从独立后至拉奥政府时期，除了极少数的时期是由人民党执政之外，基本上都是国大党一党执政。但是，国大党长期的执政地位并非法律明文规定的结果，而是实力使然。国大党实际上一直受到其他政党的竞争，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中，国大党更是从未控制过所有的邦。而且，自从上世纪90年代印度开始全面的经济改革以来，国大党的一党独大地位就已经不复存在。拉奥政府一开始还是一个少数党政府，国大党当时在人民院的席位不过半数，靠几个小党的支持才勉强执政，直到1993年通过信任投票后才勉强过了半数。但后来的印度政府并不稳定，1996年国大党在大选中失败，然后就经历了两年左右的动荡时期，期间先后经历了瓦杰帕伊人民党政府、高达联合阵线和古吉拉尔政府，直到1998年后，人民党依靠大量的小党支持组成执政联盟后，才基本稳住政权，瓦杰帕伊重新担任总理。但这时的人民党也未取得一党独大的地位，到2004年大选，人民党再次失败，国大党重新上台。所以，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印度议会中多党竞争的局面正式形成。这样的一种政党制度使印度执政党受到了较多的监督和制衡，就这种制度本身而言，其最大的好处应该是有利于遏制腐败。但腐败其实与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有着莫大的关系，而印度毕竟是发展中国家，其发展水平与中国还有着一定的差距，这样的发展水平下民主制度不可能很完善，再加上政府不够稳定，所以实际上印度政府的腐败现象并不比中国少。而另一方面，和其他实行多党竞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执政党的权威明显不如中国，故而，印度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各项政策的贯彻明显不如中国彻底。
最后，从国家结构来说，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而印度实行的却是联邦制。
中印虽然都是多民族国家，但是，两国在国家结构上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形式。中国自建国以来，一直采用的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只是在少数民族相对聚居的地方实行了一些民族自治制度。后来虽因香港和澳门问题建立了一些带有一定联邦制特征的特别行政区，但是，作为中国的主体——中国大陆而言，则一直实行的是单一制。在单一制下，中央拥有足够的权力和权威来统筹规划，分配各种资源，地方各省之间虽然也存在竞争关系，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竞争还有所加强，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中央政府的整体规划。而印度则从一开始就实行的是联邦制。只是在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其联邦制带有很多中央集权的特征，各邦政府实际自主权非常有限，特别是在税收方面，根据印度宪法在联邦和邦之间进行的税收领域的划分，大多数税源丰富的税收项目都分给了中央，地方税收所占比例较小，增长也很缓慢，故而地方各邦的财政能力（邦征收的税收占各邦财政支出的比例）往往严重不足，1990年仅为55%，各邦的财力很大部分必须靠中央政府支持，而中央政府则依靠这种财力的控制实现联邦集权。正是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印度只有联邦制的门面，而没有联邦制的实质。但是这一情况在上世纪90年代拉奥政府实行经济改革以来有了很大变化，拉奥政府在经济上实行自由化改革的同时政治上也实行了分权化改革，这种改革包括承认潘查亚特一级地方政府，成立邦一级的财政委员会、逐步取消总统治理权、各邦拥有经济发展自主权、允许各邦自由筹集资金发展当地经济、财税上适当向各邦政府倾斜以增强各邦的财政能力等等。通过这样的改革后，印度联邦制更趋于实质化，各邦的经济发展自主权明显增强，这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各邦的活力，但同时也加强了各邦之间对资源的争夺，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各邦的控制，对于中央政府很多改革政策的贯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7.1.2中印政治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差异分析
应该说，中印在政治制度上的不同并不是两国经济发展成就差异的决定性因素，但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总的来说，中印在上述政治制度上的不同对两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其一、中国的领导者可以从较长远的角度制定经济政策，而印度的经济政策上充满了短期主义。
中国政府由于拥有足够的权威，而且执政党又没有其他政党的竞争，所以中国政府没有必要为了短期的效果而影响长期的规划。所以，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中能够从较长远的目标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各项改革政策，这也正是中国各项改革基本上都有一个逐步深化过程的重要原因。而印度政府则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再加上在野党对执政党的制衡，很多时候政府和执政党并不能从长远的目标出发，特别是在大选之际，各政党为了赢得大选，大都会提出一些讨好选民的政策，这些政策可能在短期内能够让很多选民满意，但从长远来说却可能并不利于印度经济的发展。另外，由于印度政府的更替较为频繁，经常可能出现政治动荡，一些政府的长远规划也可能由于政府的更替而改变，这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际上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其二、中国的经济政策基本上能够得到全面彻底的贯彻，而印度的中央政府的执行能力相对有限，很多政策无法得到有效的贯彻。
由于中国中央政府是典型的强政府，又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完全可以在各个方面统筹规划，其方针政策基本上都可以贯彻了基层，所以中国的各种政策的效果往往非常明显。而印度的政府则权威明显不足，再加上是联邦制国家，各邦的独立性在改革后还明显增强，所以印度很多政策难以得到全面的贯彻，很多时候中央政策的政策被地方政府扭曲或拖延，所以印度各种改革政策实施的效率往往不如中国。很多时候中央的政策颁布几年后地方政府才予以实施。如拉奥政府1991年开始的自由化改革直到1994年才在全印形成气候，而对于一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民甚至到1995年仍没有感受到来自经济改革的影响，这与中国政府的经济改革效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三、中国的司法独立性较差，法律的权威不高；印度的司法独立性强，法律的权威明显高于中国。
经济改革意味着经济旧秩序的变革，同时也必然意味着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和维护。应该说经济旧秩序的变革和新秩序的建立更多依赖的是政府的推动，但经济新秩序的维护则主要应该靠司法。从司法的角度来说，能否有效地维护经济的新秩序关键在于司法的独立性，然而，从司法的独立性而言，中国则远不如印度。法律的权威在中国远未真正树立，故而中国在经济新秩序的维护特别是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过程中明显乏力，良好市场秩序的真正构建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印度在这点上却明显优于中国，印度司法基本上是独立的，印度人也基本养成了信赖司法的习惯，故而在新的经济秩序的维护上，印度应该强于中国。
当然，尽管两者在政治上各具优缺点，但对于处于赶超阶段的经济体来说，由于经济的发展较大程度上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推动，而两国真正良好的经济体制都还未建立起来，故而中国的政治制度较印度有明显的优势，而如果达到成熟阶段之后，印度政治体制则可能较中国显示出一定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