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蒋省三和刘守英（2003）的研究成果，广东南海土地股份制基本做法是：一是进行“三区”规划，把土地功能划分为农田保护区、经济发展区和商住区，以保护农田和实施城镇规划，使土地资源得到重新和有效利用；二是将集体财产、土地和农民承包经营权折价入股，把全村或全社的土地集中起来，由管理区（现行政村）或经济社（现村民小组）实施统一规划、管理和经营。南海土地股份制出现了以下结果：既满足工业化对土地的需求，又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收益权利，用集体土地股份制代替原来的农户分户承包制。这种模式的弊端表现在：（1）农地使用权主体发生改变，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的代表又重新获得土地经营权，农民获得股份的分红权益。这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又一次统一，导致了农村土地向集体经济组织的又一次集中，集体经济组织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实体化。（2）为了集中土地，集体必须承诺分红要比包产到户时明显增加，虽然有工业化进程级差地租收益的凭借，但分红最终依靠的是经营成果，这必然和市场风险相联系，而且分红形成的刚性增长的惯性，逐渐消解非农化和规模经营的外部利润，使得集体背上一个越来越重的包袱。（3）土地的分红严格限定在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成员内，社区之外的个人和法人资本不能进入，社区之内的股权不能流出，也不能抽走，使社区股权凝固，不能满足市场化对流动性和社会性的需要，影响了人口和资本的流动与产业的集中与升级。可见，以成员权为基础的股份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并不相符合。（4）土地的均分和利益均享也带有路径依赖的特点，使得社区股权具有很强的福利性质，增量收益大都按福利分配，农民只想行使参与分红的权力，只关心分红的数量，不愿付出应尽的义务，没有必要的风险－收益意识，违背了市场经济的精神和股权的基本属性。同时，只要分红有保证，农民对集体组织成员的约束缺乏积极性，可能出现农民实际分得的股红收益与其土地权益价值不对等。钱忠好和曲福田（2006）认为，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安排满足了农民、乡村集体、政府的利益诉求，符合一致同意原则，是一种典型的帕累托制度变迁。但是，农地股份合作制内生的行政威权冲击着经济自由，组织目标多元化与社区农民追求经济收益之间存在着矛盾，农地股份合作社成员之间缺乏平等性、合作社与农地经营者之间存在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股权与投票权及收益权不相一致并导致农地股份合作社成员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农地股份合作社股权具有非退出性及流动的封闭性，所有这些往往潜伏着效率的损失。作者认为，南海模式的关键在于，它是在没有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机制，没有集体土地资本化流转的封闭和福利的集体产权的框架下进行的尝试，它的启示在于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主体不能是集体，而只能是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农民，根本的出路在于按照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原则，在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等一系列条件的配合下，才能有效建立。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土地股份合作并不是也不应是农民唯一的选择，农民集体和农民也完全可以将土地所有权或者承包经营权进行资本化流转，而不是非要追求股份制或合作制的形式。至于那种土地征用中所谓土地入股的方式，即农民在土地被征用后，仍然保留其对土地收益的权利，参与股息、红利分配的权利，似乎使农民不致因失去土地的使用权而同时失去土地的收益，进而延续农民与土地的联系，保障他们的根本利益。初看似乎有理，实质不然。在土地权利主体已经变更，收益的真正凭据已经丧失的情况下，这种收益同样是没有保障的，不过是可有可无的施舍罢了。为何不适用资本化流转的原则，在交易时给予一个合理的价格，从此钱货两清呢？唯一的解释是，政府和开发商拿不出也不愿拿足够的钱，只有这样延期支付，才能保证低成本地拿到农民集体的土地。
7.3农村专业合作社的特征与发展路径
国际合作社联盟（ICA）关于合作社的定义是：合作社是人们自愿联合，通过其联合拥有和民主控制的企业，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要及理想的自治组织。合作社原则的表述是：自愿和开放的社员资格，社员的民主控制，社员的经济参与，自治、自立，教育、培训和信息，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关心社区等。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吸收其关于自愿和开放的社员资格、社员的民主控制、社员的经济参与等基本要素的前提下，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定义为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法律还明确了合作社的市场主体地位，可以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进行规范登记。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成员以农民为主体；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结合法律规定的原则，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的特征主要有：
（1）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民办、民有、民管、民受益”，是合作社的基本要义。合作经济的本质是劳动者的经济联合，它不仅揭示了合作社作为群众性组织体现的是内部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合作社内部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在自愿联合、共同拥有和民主管理制度框架下，以经济参与的方式，共享经济成果的特殊经济关系。社员参与合作社的方式具有多样性，既可以是劳动的联合、资本的联合、交易的联合，也可以是其他生产要素的联合，但无论是哪种方式，都是经济的联合。
农民的主体性是合作经济的基础，不仅是合作社产权的来源，也是一人一票民主机制的保证，还是防止政府干预的内生动力机制。专业合作社不是要回到过去的合作化，也不是与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相矛盾，而是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基础上，保持农民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主体地位。法律规定，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80%。团体成员有数量限制：成员不足20人的，法人成员1名；团体成员超过20人的，法人成员5%以下。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是判定一个合作社是否是农民自己的群众性组织的重要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合作社的集体主义性质。只有那些在充分尊重农民愿望的基础上，遵循合作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要求，才会有稳定发展的动力机制。但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特殊环境，决定了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往往要寻求来自政府或其它力量的庇护，由此必然导致一些合作社的独立性和农民的主体性受到影响。尽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章程规定了民主管理原则，但实际运行过程中，合作社的最高和最终决策权往往集中在依托组织和少数“能人”那里，社员的民主权力流于形式，而专事监督职能的监视会则成为虚设。单个农户民主管理的权利也往往因此被剥夺，民主管理得不到落实。
（2）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按照经典的合作制理论，合作组织并不是一个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组织，对内增强服务和对外盈利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基础。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按照法律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享有的只是对成员财产的支配权利，即占有、使用和支配的权利，法律并未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社享有法人财产权。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成员投入到合作社的财产仍属于成员所有，合作社的公积金也要按照章程规定量化为每个成员的份额。共同利益是合作社成员一致行动的基础，也是谋求全体成员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专业合作社往往围绕一个产业或一个主导产品兴办，为发展这个产业或产品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程系列化服务，这种专业性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利益的同质性。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这一项就决定了：只有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属于同类，才能更大程度上实现共同利益。根据孔祥智、郭艳芹（2006）对2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76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问卷调查资料，有37.5%的合作经济组织在成员入社时对其生产经营内容是否与合作经济组织一致、种植面积、经营销售、户口和专业技能等方面有要求。组织的成功首先取决于成员利益的同质性。事实上，利益同质性大的成员的合作比较容易成功的，因为合作成本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利益同质性小的成员之间就不能合作。在利益同质性差的情况下，这些利益异质性大的成员之间的交易费用未必很大，关键在于各方对合作必要性和共同利益的认知如何。
（3）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农民有选择合作与否的自由，还有参加一个或几个合作经济组织的自由，合作的程度以及合作的规模也都由农户自主决定，不是行政手段强制命令的结果。当然，农户的自愿加入也要履行资格审查的程序，根据合作社的章程对加入者的相关条件，如物质财产、经营规模、生产品种等进行审查，合格者方能被批准加入。法律规定，成员退社时可以将自己账户里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带走。入退自由给予了农民用脚投票的权利，林毅夫（1994）指出，社员退社权的存在使合作社具有了重复博弈的性质。自由退出不会影响合作社稳定性，因为同质社员的存在，大量社员的退出虽然是对合作社不利，但可以证明合作社存在问题，这种退出机制有利于合作社更好地履行自身的使命。
（4）保障成员的经济利益。合作社产权结构的独特性在于，合作社由使用者一所有者联合拥有，由使用者一控制者民主控制，利益净收入按照使用而不是按所有权，分配给使用者一惠顾者。合作社的财产属于成员联合所有，每个成员在合作社中的财产份额记载在其成员账户中，这是成员承担有限责任的界限、分红的依据，成员资格终止时财务处理的基础，以及合作社清算时分配剩余财产的依据。合作社以产权为基础，坚持按交易额分配为主，按交易额返利和按股权分红相结合的利益分配机制，在农户社员之间进行盈余分配。法律规定，在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的当年盈余，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按前项规定返还后的剩余部分，以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以及合作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平均量化到成员的份额，按比例分配给本社成员。
由上述可见，农民专业合作社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不变，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变，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农民的主体性原则和集体主义原则的统一。合作社成员对属于个人的生产资料拥有完全的产权，对土地拥有物权化的承包经营权，合作社仅仅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桥梁与纽带，不改变土地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同时，合作社是由社员自愿入股组建起来的，不论用资金入股，还是以实物、劳务入股，参股入社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要组织特征。社员取得资格以后，合作社必须以发股金证、社员证和建立股金帐户等方式为其明晰产权，并严格规定股金的转让、馈赠、继承等办法，不是一讲合作就“归大堆”，从而避免了大锅饭等问题的再现。在新农村建设实践中，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利于实现农产品的规模经济，通过降本增效，使农户获得更大收益；有效改变农户在市场上的交易地位，提高谈判能力；减弱交易风险的不确定性，抵抗和化解市场风险；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创新新农村产业化制度；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实现标准化生产，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农民专业合作社扩大了农业生产专业分工的细密程度，为合理利用、优化配置农业资源提供了可靠的渠道。合作经济组织还可以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和锻炼农民参与市场的能力，培养农民的合作和互助精神，有助于改变传统农民的孤立和封闭状态，强化农民的民主与利益意识，能够教育农民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所有这些，都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